加藤丰*知道向日本当局举报雇主的疑似不当行为会有风险。但他没想到的是，雇主——美国上市医疗器械制造商STAAR Surgical的日本子公司——会向他索赔4788万日元（约30万美元），此外还有多年诉讼的不确定性，以及他是否还能重返工作岗位的疑问。

加藤是日本越来越多的举报人之一，他们表示，旨在保护他们免受报复的法律并未阻止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解雇或其他可能让他们经济枯竭、职业孤立、不敢发声的行动。

他前雇主的索赔请求去年12月被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但已上诉至高等法院，判决将于9月3日下达。加藤在另一起诉讼中对解雇提出质疑，高等法院判他胜诉，但公司已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他承认在判决前感到“焦虑”。

“在诉讼进行期间，没有公共财政援助来支持我的生活开支和面临的经济负担，”他告诉《本周亚洲》。“目前，我实际重返工作岗位的前景也不明朗。公司当然可能对我的解雇原因有不同看法。然而，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解雇具有报复性，因为我提出了举报。”

日本于2004年出台《举报人保护法》时，旨在保护举报疑似不当行为的员工，包括针对其雇主的举报。二十多年后，批评者表示，在雇主辩称其索赔涉及披露行为本身而非举报本身的情况下，该法律的局限性已显而易见。

该法案禁止公司以举报为由解雇或以其他方式使员工处于不利地位，也禁止仅因举报造成损失而要求赔偿。但法律专家和此类案件的目标人士表示，当公司以相关行为（如处理内部信息）作为对其采取行动的依据时，举报人仍可能面临解雇、高昂诉讼费用以及难以在同一行业找到工作的情况。

《本周亚洲》联系了STAAR日本公司，该公司拒绝就加藤的案件发表评论，因为这是“待决法律事项”。但加藤的法律代表声称，他在向当局提交报告后成为目标。

加藤表示，他的报告涉及向医生支付疑似不当款项，以及处理与公司人工晶体相关的手术视频中的患者信息。在相关贿赂案中，奈良县大和高田市立医院的一名医生后来因接受与使用该公司晶体相关的款项而被定罪，判处18个月监禁，缓刑三年。与该案相关的四名人士（包括前高管）也因贿赂案被罚款。

对加藤的损害赔偿索赔集中在涉嫌移除公司信息，而非举报行为本身。

东京Amour律师事务所专攻公司法的律师大渕爱子表示，提起此类索赔的公司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利用立法漏洞。她指出，该法案第7条规定，雇主“不得以举报造成损害为由向举报人索赔”。然而，该条款并未明确涵盖举报人为披露而收集和取出信息的行为，也未明确禁止雇主以此类行为造成损害为由索赔。

大渕表示，她了解到有12起雇主以举报人收集或取出公司信息为由索赔的诉讼，但还有更多举报人“遭受不利待遇，如解雇或纪律处分”的案件。她相信加藤会在损害赔偿案中胜诉。

“在行为对于证实所报告事项的真实性属必要且所用方法合理相称的情况下，法院已作出有利于举报人的裁决，”她说。

大渕表示，将于12月1日生效的修正案将加强该法律，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自由职业者，并对以举报为由解雇或纪律处分引入刑事处罚。她还补充说，修正案还将转移一些举报后解雇或纪律处分纠纷中的举证责任。

虽然“保护举报人的重要性意识日益增强”，但大渕警告说，即使在法庭上取得明确胜利，也可能无法阻止公司未来采取类似策略。

其他近期案件也凸显了同样的更广泛问题：诉讼本身可能阻止员工考虑举报疑似不当行为。

日本知名辞职代理机构Momuri（帮助员工辞职）背后的公司前员工福田希美，是帮助揭露该机构不当行为的前员工之一，这些指控包括该机构不当将客户转介给律师以换取费用。据日本媒体和公司声明，这些指控导致对Momuri运营商Albatross及其前总裁的刑事诉讼，但该公司还就包括涉嫌虚假骚扰陈述在内的单独索赔，对前员工提起民事诉讼。

福田告诉日本媒体，案件压力导致她脑梗塞，改变了她和家人的生活。她后来与丈夫离婚。虽然她仍受疾病影响，但诉讼仍未解决。据日本媒体报道，福田曾表示，如果她事先知道代价，她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

加藤表示，他对保护体系中他认为的“重大缺口”感到沮丧，该缺口允许公司起诉举报人，并可能恐吓其他考虑发声的人。

“一笔非常大的损害赔偿索赔本身就会给被告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并可能对该人的言论和行动产生寒蝉效应，”他说。“如果公司最终胜诉，我被判支付约4788万日元，我没有经济能力支付这笔金额。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严重的经济负担。”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姓名已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