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CF

帕斯卡·拉米曾于2005年至2013年连续两届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在此之前，他在法国政府担任过多个职务长达数十年，为欧盟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85年至1994年，他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首席幕僚；1999年至2004年，他担任欧盟贸易委员。

在此，他探讨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欧洲大陆的增长潜力问题，以及世贸组织对更强有力执行机制的需求。本访谈首次发表于。如需阅读“开放问题”系列的其他访谈，请。

不，自由贸易并未消亡。顺便说一句，我从不使用“自由贸易”这一表述。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从未使用过这个说法，原因很简单：它具有误导性。贸易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它只是开放程度有所不同。自由贸易并未消亡，因为它从未真正诞生。

问题在于，过去几十年我们目睹的贸易持续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从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中可以得到印证——那么，这种贸易量是否仍在增长？

如果你查看数据，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尤其是在讨论贸易时，贸易量仍在增长。这意味着贸易比过去更加开放。但是，国际贸易的增长，至少与经济的增长相比，已经放缓。

这种放缓可以归因于许多原因。首先是主要因素，即生产体系的碎片化导致了如今遍布全球的全球供应链。供应链的扩展和生产碎片化存在极限。在某些阶段、针对某些产品、在特定条件下，它是高效且富有生产力的。

但我们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生产系统多地本地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正在放缓，收益递减，就像任何生产力曲线一样。在某个阶段，你会达到一个规模经济不如过程初期那么重要的水平。

第二个原因是，贸易开放的趋势现在正受到一些国际贸易参与者贸易限制态度的抵消，这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以及中国出口和顺差的巨大增长。在一些地方，出于社会或环境原因，对国际贸易扩张的抵触情绪也在增加。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国际贸易的增长正在放缓，但总体而言，国际贸易仍在扩张。

作为欧洲人，我们今天在全球贸易中面临三个问题。一个小问题，一个中等问题，和一个大问题。

小问题是美国。美国已经踏上了一场保护主义的十字军东征，这源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深信关税是21世纪经济的“瑞士军刀”，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为此买单的是美国消费者。但即使他大肆宣扬要让全球去全球化，这也不会发生。

然后是中等问题，即作为推动贸易开放的国际制度引擎——世界贸易组织，其运作方式已不如从前。

这主要是一个组织问题。事实上，美国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世贸组织。尽管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取代了旧的机制，但它在美国那里行不通。事实上，所有决定，包括小问题，仍然需要协商一致才能做出，而且秘书处也不被允许基于其一流的专业知识行使其潜在的权威。在我看来，这第三点才是主要原因。

世贸组织未能在国际贸易发生重大变化的领域制定新的贸易开放协议——例如数字贸易，这对服务业至关重要——我们应始终铭记，国际贸易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当今国际交换中看不见的部分组成，后者涉及数万亿条数据。

接着我们面临一个大问题，即中国，这对每个国家都是个问题。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巨额贸易逆差，且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不断扩大。对欧盟而言，解决这一问题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这是结构性的，中国当局未予解决，也不愿解决，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宣称中国经济增长应实现再平衡——即增加国内消费。

但这并未发生，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局面：中国工业生产的工业品是其消费量的两倍，因此引发了关于产能过剩的争论。

中国目前在制造业大多数供应链中拥有比较优势。在农业和服务业尚未拥有。但我认为中国想达到这一点，遵循的是中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制定的政策。

中国已制定计划在粮食方面实现自给自足——日后为何不在服务业也实现呢？因为中国的战略构想是必须变得更加自立自强。在能源、制造业、技术领域，中国迄今已极其高效地构建了自给自足体系；其他领域也将随之而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系统性问题，因为贸易开放始终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我比你更擅长做某事，你比我更擅长做另一事。我们有理性的贸易动机，顺便说一句，这正是世贸组织的哲学基石。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使命是促进开放贸易，因为开放贸易是创造增长和福利的良好途径，因为它建立在比较优势交换、国际分工所产生的效率之上。

如今，与中国的这场博弈似乎已近尾声。中国因各种原因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上获得了比较优势。其中一些理由是正当的。它们拥有巨大的市场，拥有强大的教育能力，这是它们建立自身比较优势的领域，而且它们拥有一种政治体制，允许高度的战略化、协调和多层次干预，效率极高。

这与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当然，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欧洲人会犹豫是否效仿。中国还利用其国有部门、国有银行和财政预算对各行业进行大量补贴——这不符合公平国际分工的精神——并从WTO在补贴、国家支持和国有制方面的规则依然非常薄弱这一事实中获益。

这是我们欧洲人现在必须面对的局面。这不仅仅是与过去略有不同，过去我们或许只需在此处微调彼处微调，增加或减少一些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如今，逆差规模已超出WTO提供的用于调节贸易和吸收进口冲击的常规工具的应对范围。随着中贸动态的发展，我们正进入一个新世界、新范式，这给WTO规则提出了许多问题。

您说得完全正确，我们欧洲人正面临着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真相时刻。要么我们能说服中国重新平衡体系并减少出口，要么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让我们测试一下中国认真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是第一个选项，在我看来也是好的选项，前提是中国发出准备解决问题的信号。这是A计划。我们需要A计划，但也需要B计划。

是也不是。我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之举，正是因为它带来了比较优势的交换，而中国想要加入世贸组织，是为了从针对出口限制的“保险政策”中受益。中国为订购这份保险、开放经济付出了高昂代价。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开放程度大约是当时同类发展中国家的三倍，也超过俄罗斯十年后的开放程度。中国接受的商品最高关税为10%。

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这导致中国内部出现巨大分歧：一方认为[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对的，我们必须开放，以更好地结合中国特色与西方特色，这是中国更快发展的道路，代表人物是[前总理]朱镕基。

另一方则是领导层内部更保守的派别，他们认为与西方国家开放贸易可能会让中国更脆弱。第一派获胜，中国开放了经济，这在随后的十年里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利润。

这种局面有其终结，大致与2008年危机的后果同时发生，当时中国政府转回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路线。自给自足成为新的战略优先事项，以期在未来实现完全的战略自主。

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就是在在地缘政治基础上运行，而非在地缘经济基础上。随后，中国极为成功地推动经济从低工资附加价值——这是25年前的比较优势——转型至今与美国在技术前沿展开竞争的地步。

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对的，但我们在中国入会前未能强化世贸组织关于补贴和国家支持的规则则是错的。我们之所以没这么做——“我们”指的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大佬们——是因为我们担心这可能会限制我们支持自家“冠军企业”的能力，比如空客或波音，又或是日本扶持创新的项目。

我们在补贴自家经济的一小部分问题上采取了防御姿态，这是错误的。我们未能预见到，中国经济中将有如此大比例实际上仍处于国家控制和支持之下。国有部门的重要性便是一例，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前10年，该部门实际上萎缩了，但从2010年起又重新增长起来。

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即让中国加入，这让各方受益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们未能妥善识别这样一个风险：中国的国有体制会以如此高效的方式驱动经济运行，包括在初期对战略产业进行大力补贴，继而制造出大量竞争。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电动汽车领域看到的情况：起步阶段获得重补贴，如今在中国国内陷入惨烈竞争，直到体系稳定下来，可能只剩下寥寥几家幸存的生产商。

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在贸易问题上使用“战争”一词。我目前人在乌克兰，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深知“战争”的含义，我们不应轻率使用这个词。

我们存在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贸易紧张局势。中美之间存在贸易紧张局势。美加之间也存在贸易紧张局势，这是由特朗普引发的，因为他认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新州。欧盟与中国之间也存在贸易紧张局势，根源在于我们对华拥有巨大且不断扩大的逆差。

欧盟整体目前仍保持贸易顺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总体而言，欧盟在当前的贸易中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竞争。我们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我们与许多贸易伙伴保持贸易顺差，唯独对中国除外。如果扣除欧盟与中国之间3500亿欧元（约合40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我们将拥有巨额贸易顺差，这意味着除中国外，我们具有与地球上任何竞争对手抗衡的实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完全能够理解。这源于我所描述的：中国在整个供应链（包括关键材料等领域）极其擅长获取比较优势，而这对电气化和经济至关重要。

当然，中国这样做并非为了图一时之快。中国在关键材料上建立比较优势，是因为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而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的原因，是为了减少对石油、煤炭或天然气进口的依赖。

这并非因为中国突然成为了减排必要性的信徒——尽管我为中国正在这样做感到高兴。中国在稀土领域建立比较优势，是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它们建立了这种控制力，而这现在赋予了它们一种可以武器化的垄断地位。

我们欧洲人必须设法说服中国，大幅削减我们的贸易逆差，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削减100亿或200亿欧元。我们面临35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这不可能靠一点这、一点那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问题的规模。

要么我们能说服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中方行使大量单边市场力量来减少出口；要么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其他选项。我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我将谢夫乔维奇的任务（旨在实现贸易再平衡）以及现在到10月截止日期之间的这段时间，视为对中国是否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次考验。

一如既往，欧盟优先考虑谈判、磋商、对话。我们不是美国，欧盟方面没人想扮演特朗普，我们不粗暴。我们试图理解问题，试图以和平、尊重和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这行不通，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

解决这一问题本身无法解决欧洲的头号难题，即增长。欧盟的增长潜力仅为美国的一半、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局面，我们必须努力提升竞争力。但增强竞争力无法解决我们的对华贸易问题，鉴于其规模之大以及它对我们某些生产体系生存构成的威胁。

正是整体竞争力，贯穿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导致了这一结果。如果你在整个供应链上都拥有竞争优势，就不存在公平贸易了。你完全正确，这是中国竞争力的结果。

中国的竞争力来源多元，我认为主要在于市场规模、国家的组织形式及其高效补贴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补贴的问题，因为补贴也可以是低效的。中国体制已经学会了如何高效地运用补贴，使产业政策形成一个连贯的框架：明确战略优先事项、国家做什么、哪些领域由中央负责、哪些由地方和市级政府负责。内部存在大量竞争。这是一种非竞争（国家层面）与竞争（经济的一部分）相结合的强大组合。

大力提振国内消费。停止一味推动制造业扩张，其规模已远超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中国家庭储蓄率过高，源于他们需要为养老、子女教育、养老金等未雨绸缪，因此中国也需要建立某种程度的福利国家。

其次，多进口、少出口和少补贴。或者在补贴方面，重新谈判世贸组织补贴规则——即我们欧盟所谓的“国家援助”——以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因为目前中欧在补贴能力上的差距导致竞争环境严重失衡。并说服中国在技术转让和所有权安排可行的领域增加对欧投资，这正是中国30年前的立场。在我看来，增加中国对欧投资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在非洲，白相思树是一种主干直径可达2米、高度可达30米的大树。它不仅常见, 而且分布广泛。本台RFI法语«国际报道»专栏在今天（2026年09月20号）星期日凌晨刊出了由特派记者（envoyé spécial）自塞内加尔(le Sénégal)农村发回的一篇实地采访，主题围绕白相思树消失，对农作物造成的风险。

本台法广特派记者前往采访的这个塞内加尔(le Sénégal) 塞雷尔族村庄中文可译作迪奥伊内。它坐落于塞内加尔花生种植区的腹地，有居民两千多人。农业在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白相思树消失对农作物是危险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今天2026年09月20号星期日在«国际报道»专栏刊出的这篇采访, 法文原标题为《Sénégal : la disparition de l'arbre [Faidherbia albida], un risque pour les cultures》。白相思树的消失，对农作是一种风险》。

同一法文报道介绍说，在迪奥伊内及其周边地区，农民们对白相思树十分熟悉。其叶片和残落物有助于增加土壤有机质，而发达的根系则有助于维持土壤肥力。然而，随着该地区植被覆盖状况的逐渐恶化，这种花生种植区的标志性树种正变得日益稀少；一旦它彻底消失，当地的农田环境恐将面临进一步的威胁。

白相思树是农作物的真实盟友 --据本台法广特派记者Habib Diao的介绍，白相思树在沃洛夫语(wolof)中常被称为“Kad”。这种树高15至25米，树皮呈黄灰色，在塞内加尔花生种植区的田野间极易辨认。它的存在不仅仅是构成了一道风景。对当地农耕者而言，这种树是农作物的真正盟友。

迪奥伊内的村民保罗说，“Kad”是当地田地里最重要的树木，尽管土壤贫瘠，但只要拥有至少五棵这种树，就能获得丰收。无论在树下种植什么作物，都能长势茂盛。然而，这种树在当地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

法国学者在田间研究白相思树 --来自法国公共科学技术机构[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RD-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的专家在田间设立了一个研究点，以分析这种树木与农作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农学家凯茜·克莱蒙对白相思树对土壤及农作物的影响尤为关注。“人们现在身处一个名为“Faidherbia-Flux”的观测点，目标正是要探究这种塞内加尔标志性树木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许多农民告知，这种树对生长在附近的年生作物有益。

种植白相思树非常值得。这种树的影响范围延伸至树干周围17米处。因此，在肥料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更好地管理粪肥施用。

白相思树得到当地社区的保护 --当地社区深知这种树木对农作物大有裨益，因此竭尽全力加以保护。迪奥伊内妇女团体代表艾萨图·法耶认为，修剪较年长的白相思树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它们。然而，她也强调了当地民众所面临的困难，未经修剪的老年白相思树会将周围的地面顶起。这种树的寿命可达数百年，但若不加修剪，树体会变得非常沉重。艾萨图·法耶表示，以其观点，林业部门的官员本应从5月份开始，修剪所有枝叶过于繁重沉重的白相思树。

本台法广特派记者在其法文报道的最后一段中指出,在塞内加尔的花生种植区，保护白相思树也意味了保护土地及依赖这片土地为生的农耕者的生计。（ RFI 法广 电台 尼古拉 ）

卡塔尔周日表示，其调解团队近两周一直在讨论旨在重启美国与伊朗会谈的提案。

据卡塔尔媒体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我们近两周一直在就恢复华盛顿与德黑兰的会谈交换各种想法。”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一直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

安萨里说：“我们正通过调解团队与德黑兰和华盛顿合作，看看会谈能否恢复，我们的调解人员目前正在不同首都之间穿梭，希望在这一轨道上取得进展。”

他补充说，卡塔尔已从美国政府官员那里听到保证，称华盛顿希望达成协议。

安萨里表示，需要“一个实现稳定的地区方案和一个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等水道的国际共识”。“将水道置于单一国家主权之下并将其作为武器使用，将为我们所有人树立危险的先例，”他补充道。

尽管双方于6月中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美国最近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权的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和贸易航线之一。

伊朗随即对其声称位于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美军设施和装备发动袭击。部分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引发受影响国家谴责并呼吁停止袭击。

据德黑兰方面称，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对伊朗发动战争，造成3000多人丧生。伊朗随即发动袭击，称打死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卡塔尔的言论是在美 国务院周日发布安全警报后发表的，警报称“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可能。”它敦促该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并建议该地区以外的人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

该地区的几个美国大使馆，包括阿联酋、伊拉克和约旦的大使馆，周日发布了类似警告。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详述了他对战争的应对方式，他问道：“我的问题是我是否以及何时炸毁整个国家？他们最好乖乖听话。”

特朗普将他目前的选项描述为消灭该国、让其在经济上“腐烂”，或谈判达成协议，并补充说“非常大的事情将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周六，爱荷华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共和党）敦促特朗普总统在柴油价格高企之际对柴油出口实施禁运。

格拉斯利在周六晚间于社交平台发帖称：“[既然]70年代的总统曾因食品价格通胀而对农产品实施禁运，[那么]特朗普总统为何不对柴油出口实施禁运？”这位爱荷华州参议员补充道：“高昂的柴油价格正在摧毁农民的收入。”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AAA）的数据，周日晚些时候美国柴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6.51美元，而去年同期约为3.70美元。在格拉斯利所在的州，AAA数据显示柴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6.29美元。

柴油价格上涨对共和党而言是一个问题，因为能源成本飙升正在恶化美国经济情绪，而距离11月的中期选举仅剩数月。

在过去一周内，全国柴油平均价格上涨了40多美分。特朗普曾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受俄乌战争影响的能源设施。

但高昂的价格也源于与伊朗的战争，该战争即将进入第七个月。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关闭风险，推高了石油成本。

格拉斯利周日下午在社交平台X上跟进发帖称：“如果我们的政府可以对中国实施芯片禁运，就可以对柴油实施禁运，以帮助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无论全球发生什么，我们都需要让养活并驱动世界的家庭农场处于最坚实的基础上。”《山》报已联系白宫寻求评论。

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变化的速度发出了严厉警告，AI能力每四个月翻一番。

最近，Anthropic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因担心AI正与人类走向碰撞而辞职。

一系列头条新闻将焦点集中在当前科技公司和美中之间不受监管的竞争上，这至少使我们的全球基础设施面临风险，最坏的情况下则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们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机器人军队或系统性勒索的画面。

新加坡航空对印度航空的持股正受到审视。此前，这家印度航空公司上月在录得创纪录的年度亏损后，要求股东方再提供15亿美元的支持。此次注资是新加坡这家旗舰航空公司为寻求进入其他市场而进行的一系列“表现平平”投资中的最新一例。

新加坡航空表示，其在印度的投资过去和今后都将通过内部资源进行融资。新加坡航空持有印度航空25.1%的股份。

交通部长杨莉明在国会表示，新加坡航空服务新加坡公民的能力不受其持有印度航空股份的影响。

针对《联合早报》（CNA）的询问，新加坡航空表示，其投资通常旨在加强其航线网络和市场准入，深化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并支持在新加坡以外的长期增长。新加坡航空的其他投资情况如何？

1999年，新加坡航空以6亿英镑收购了维珍大西洋航空49%的股份，按通胀调整后，相当于目前约16亿美元。

当时的报道称，该航空公司曾希望这笔交易能助其获得从伦敦出发的跨大西洋航线批准，但最终未能如愿。

到2008年，新加坡航空开始就该股份征求收购要约，并指出该投资回报率不佳。最终，该公司于2012年以2.24亿英镑的价格清仓退出。

据报道，新西兰政府介入救助新西兰航空后，新加坡航空持有的25%股份被大幅稀释。2004年，新加坡航空以3.36亿美元出售了其持有的新西兰航空6.3%的股份。

另据报道，新加坡航空旗下子公司酷航（Tiger Airways）设立了一家澳大利亚分公司，该分公司连续多年亏损。2013年，维珍澳大利亚航空收购了酷航澳大利亚60%的股份，随后于2014年以1澳元的价格收购了该公司剩余股份。

2012年，新加坡航空还入股了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并于次年增持。在新冠疫情导致该航空公司进入自愿清算程序后，这笔投资被核销。

新加坡航空旗下的廉价航空公司酷航（Scoot）曾于2014年与泰国飞鸟航空（Nok Airlines）成立合资企业，但在2020年疫情期间将酷鸟航空（NokScoot）清算，并计入1.236亿新元（约合9700万美元）的一次性费用，这主要源于租赁给该合资企业的飞机减值。为何新航的投资表现平平？

星展集团研究分析师杰森·萨姆（Jason Sum）表示，新航在投资其他航空公司方面的记录“在财务上相当令人失望”。

他指出，新冠疫情在近期的一些失败案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并非所有投资都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新航表示，公司会根据战略契合度、潜在长期价值、运营环境、风险状况以及与战略和资本需求的匹配程度，对每一项投资进行独立评估。

一位发言人表示：“投资决策需经过董事会的适当批准，并遵循集团严格的资本配置框架。”

萨姆先生指出，一个挑战在于新航往往只持有少数股权，而没有完全的战略或运营控制权，这意味着它在承担财务下行风险的同时，却无法控制机队、航线网络、运力、成本或管理。

他补充说，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很难投资的对象，因为它们属于资本密集型、周期性行业，具有高固定成本、波动的燃油价格以及沉重的监管约束。

他说，新航的投资往往集中在充满挑战的市场，或是那些已经需要进行重大改善的航空公司。

华侨银行股票研究分析师艾达·林（Ada Lim）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新航一再进入结构性困难的市场。

她说：“该航空公司曾多次尝试进入澳大利亚国内航空市场，据报道，由于澳洲航空（Qantas）和维珍澳大利亚航空（Virgin Australia）之间有效的双头垄断结构，该市场是全球利润最丰厚的市场之一。”然而，她补充道，正是这种双头垄断结构使得新进入者难以切入。那么，对印度航空（Air India）的投资又如何呢？

林女士表示，尽管印度市场增长迅速，但其“在政治和商业层面都极为复杂”。

她指出，维斯塔拉航空（新加坡航空最初曾对其进行投资）与印度航空合并后，出现了一系列意外冲击，包括巴基斯坦向印度航空公司关闭领空，以及印度航空171号航班坠毁事故，造成机上240多人遇难。

新加坡航空表示，其对印度航空的投资是一项长期战略承诺，符合集团的枢纽战略，并指出印度航空在主要国内和国际机场拥有宝贵的时刻和航权。

该航空公司称：“这项投资与新加坡航空此前的股权投资不同，后者是在不同背景下、出于不同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新加坡航空还能通过哪些方式实现增长？

林女士表示，由于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没有国内航空市场，新加坡航空无法依赖国内客流作为基础流量。这使得海外扩张成为其枢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驱动力。

她表示，该航空公司还在探索其他增长途径，包括机队更新和高端化，以吸引收益更高的客户，预计新一代头等舱和商务舱座椅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投入使用。

她还补充说，新加坡航空还可以通过新加坡工程公司，扩大其网络合作伙伴组合，并抓住维护、维修和大修行业的上行周期。

苏先生表示，新加坡航空仍可通过增加经樟宜机场的中转客流来实现增长，包括利用酷航为网络提供支线客源。

他表示，酷航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对价格敏感的市场，或增加航班频次和目的地。新加坡航空是否有可借鉴的模式？

苏先生表示，明确成功的航空公司收购案例很少，尤其是跨境少数股权投资的案例。

“卡塔尔航空或许是新加坡航空最值得借鉴的典范，”他指出，卡塔尔航空在国泰航空以及英国航空等航空公司的母公司——国际航空集团（IAG）中持有相当比例的少数股权。

“这两项投资不仅带来了可观的回报，还提供了战略效益，”他补充道，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卡塔尔航空投资的是拥有优质枢纽的强大航空公司，而不是那些需要进行重大重组的企业。

想要了解某个议题或话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igitalnews@mediacorp.com.sg。您的问题或许会成为我们网站上的一篇报道。

关于全球 AI 恐慌的许多方面——它真的可能“在本十年末毁灭我们所有人”吗？——确实是全新的，因此格外令人恐惧。然而，人类自造灭绝的幽灵并非新鲜事物；我们已有约八十年的思考经验。

那么，在我们试图理解人工智能未来走向时，能从核武器领域汲取哪些隐喻和教训？

最古老的隐喻之一来自 J·罗伯特·奥本海默，他有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1953 年，当华盛顿和莫斯科已具备相互毁灭并辐射全球的能力时，他将美国和苏联比作“瓶中的两只蝎子，每只都能杀死对方，但只能冒着送命的风险”。

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博弈论中，奥本海默的比喻常与“囚徒困境”相提并论，后者分析的是两名被分别审讯的被捕者在合作或背叛方面的激励机制。其结论是：如果双方能互信，合作对双方都更有利；但既然无法互信，背叛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

囚徒困境 这些蝎子，或囚徒，与当今 AI 革命中的竞争者有几分神似，无论他们是公司（如 OpenAI 和 Anthropic），还是两个 AI 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

是的，正如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所敦促的，如果竞争对手开始通过“控制前沿节奏”来合作——自愿放缓脚步，给监管者赶上来的时间——那对他们和全人类都更安全。

但各方都必须假设对方可能作弊，因此继续竞赛可能更安全，即使那会导致蝎子同归于尽或囚徒结局凄惨。

“谁在人工智能领域获胜，谁就赢得了一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他认为美国领先一步，没有理由放慢脚步。北京只要稍微落后，就不敢松劲，否则就会输掉一切。于是双方都全速冲刺。

信不信由你，奥本海默的隐喻在今天的语境下，或许过于乐观——或者说不够悲观。当理性博弈者在囚徒困境中进行多轮博弈（而非仅一次）时，他们可以达到稳定。冷战时期的威慑平衡便是如此。

一场“胆小鬼博弈” 但正如本周顶尖人工智能学者所明确指出的，人工智能在短短几个月内突飞猛进，没有任何一点是稳定的。诺贝尔奖得主、核战略泰斗托马斯·谢林使用的一个隐喻可能更为贴切。

随着冷战升级，谢林设想了一种情境：两个对手置身于“满屋汽油”的房间中，各自手持火柴。谁也无法可信地威胁要划着火柴，因为大火会将两人同烧。

但双方都可以通过挑衅或误判，因意外升级或事故，增加被烧毁的风险。

谢林描述的是一种边缘政策情境，在博弈论中用“胆小鬼博弈”来描述：两名驾驶员相向疾驰。如果一方转向，另一方获胜。如果双方都转向，无人获胜，但双方都安全。如果双方都不转向，就会撞车。放在今天的人工智能语境下，撞车可能意味着灭绝。

囚徒困境尚容许理性存在（即便是在这个混合隐喻中的蝎子），而“胆小鬼博弈”描述的则更多是控制的丧失，用谢林的话说，是一种“将某些东西交给运气的威胁”。这似乎正是在描述AI竞赛：美国公司，推测中国公司也是如此，正在创建大语言模型和其他能够自主操纵或攻击其他系统的智能体，且已经付诸行动。

仿佛这还不够可怕，行业还进入了“递归自我改进”阶段，AI智能体自主构建下一代更强大的模型。这就像在一个充满汽油的房间里，火柴不仅自行擦出火花，还在制造新火柴，继而打造出精密的喷火器。

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使得局势悬于达摩克利斯之剑之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在联合国演讲中引用这一典故。

他说：“这颗星球上的每一个居民都必须设想这样一天：这颗星球可能不再适合居住；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生活在核达摩克利斯之剑之下，它仅系于一根极细的线，随时可能因意外、误判或疯狂而被斩断。”这种疯狂，酷似我过去一周脑海中浮现的AI智能体失控的景象。如果奥本海默的蝎子让我们联想到报复，谢林的汽油房唤起不可控的风险，那么达摩克利斯之剑则通过假设的不是个别参与者灭亡，而是物种灭绝，概括了这种恐慌。

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寓意绝望，也留有希望。希望在于，肯尼迪发出呼吁后的岁月里，世界实现了一种缓和，达成了防扩散和军控条约（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正悲剧性地重新滑向军备竞赛）。

放在今天，这意味着集体控速、相互核查，以及由华盛顿、北京等主导的协同监管。

这场竞赛无法取胜，绝不能开打 更好的做法是，美中双方可以开始玩另一种博弈，称为“猎鹿博弈”。它设想两名猎人必须决定是否合作猎杀一头鹿，这能让他们俩长久地果腹。如果一方背叛，另一方一无所获，而背叛者只能得到一只兔子。

在当今语境下，鹿代表人工智能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从治愈疾病到解决其他难题。核技术的红利主要在于发电；而超级智能的额外收益可能大得多。令我肃然起敬的是，冷战时代的那些隐喻和博弈论失效的节点。

我们思想实验中的蝎子、囚徒、赛车手及其他角色，都代表拥有能动性、与外生技术（即核裂变）互动的人类。但当人工智能模型本身成为玩家时，会发生什么？

人工智能至少在内在层面上，不具备我们人类避免灾难的本能——这种差异被委婉地称为“对齐问题”。仅这一洞见，就足以解释为何必须始终让人类参与决策回路，且速度不得超过人类的反应速度。

这也是晚期冷战领导人早已吸取的教训：一场失控的人工智能竞赛，如同核战争，无法取胜，绝不能开打。

总统最新行政命令预计将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置于特朗普政府控制之下，以符合其议程。

特朗普最新的行政命令预计将成立一个负责批准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资金的委员会，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再次试图审查与总统议程不符的话题。

据《华盛顿邮报》和《Politico》等媒体报道，该行政命令在周五的一次会议上被讨论，会上政府高级官员指责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违背特朗普政治优先事项的“觉醒”倡议。

7月初，中国首次从核潜艇向南太平洋发射了一枚试验导弹，该武器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华盛顿和堪培拉对此勃然大怒。长期以来，太平洋一直是美国此类远程导弹的专属试验场。中国怎敢如此！

太平洋岛国的反应则相对克制。虽然图瓦卢、帕劳和所罗门群岛的领导人强烈谴责了此次试射，但18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未能起草出统一声明。上个月，外长们再次未能就谴责北京达成一致，据报道基里巴斯和瑙鲁拒绝签署。

最终，本月论坛发表声明，“对最近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表示关切”。声明未点名中国，且瑙鲁声明不认同该立场。

基里巴斯此前表示，在美军定期在马绍尔群岛附近试射此类导弹的情况下，单独针对中国是不公平的。3月，美国从加利福尼亚发射了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落点在6700公里外的马绍尔群岛附近；这紧随去年11月的一次类似试射之后。自2021年以来，美国已至少向太平洋试射了15枚弹道导弹。

历史先例影响深远。1946年至1996年间，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太平洋进行了300多次核试验，主要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导致放射性污染、大规模流离失所、高发癌率和代际创伤。这种双重标准显而易见。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该地区宛如封建制：小岛国作为附庸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地方领主，美国则为国王。

自与英国、美国结成“奥库斯”联盟以来，澳大利亚越来越像个单纯的附庸国。据《卫报》近日报道，美军控制或拥有使用权的澳大利亚本土防务设施超过100处——一些分析人士将其描述为一种“殖民化”。加利福尼亚州“鹦鹉螺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军控制澳大利亚大陆上的17处设施，并拥有另外75处设施的使用权，防务企业还可使用额外的18处设施。

与此同时，根据《自由联系协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作为美国的防务前哨运作，华盛顿对其外交行为拥有国防否决权。

澳大利亚对华外交的重新调整暴露出令人担忧的脱节。在北京解除惩罚性制裁后，总理阿尔巴尼斯最初寻求关系稳定。到2024年12月，中国取消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大麦和龙虾的禁令，双边贸易强劲反弹。

然而，稳定证明是短暂的。阿尔巴尼斯如今公开指责中国寻求“霸权”——这显然是夸大其词、疑神疑鬼，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为美国的导弹试验辩护，称其与中国的试验不可同日而语。他说得没错——在武器试验方面，谁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这种更强硬的姿态伴随着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亚洲政策削弱华盛顿的公信力，堪培拉却加倍押注，将战略未来押在一个衰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上。澳大利亚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密集签署防务协定，预示着大国竞争的重燃，而“奥库斯”核潜艇的交付前景依然不明朗。

北京已就任何对达尔文港中国租约的挑战发出“措施”警告，同时将自己与所谓的“自私政治利益”划清界限。澳大利亚公众舆论与精英阶层背道而驰，61%的人视中国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然而，澳大利亚的安全建制派却反射性地采纳华盛顿的鹰派假设，而这些假设的基础正在崩塌。

正如澳广公司全球事务编辑劳拉·汀格所写：“世界目前是一个特别令人困惑的地方。但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比澳大利亚更对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感到困惑。”与此同时，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尖锐指出，惠灵顿急于加入太平洋安全协定，恐将侵蚀其珍视的独立外交传统。克拉克——曾领导联合国开发署八年——认为，此类举动破坏了太平洋作为“和平区域”的未来。

数十年来，新西兰在摆脱超级大国阵营的独立性与维持无核太平洋之间取得平衡。这两大支柱如今均面临压力。“澳大利亚寻求核潜艇无益于事，”克拉克表示，并预测堪培拉将成为美军此类舰艇的基地所在地。

她的批评直指华盛顿能在履行全球承诺的同时无限期保障太平洋安全这一前提。援引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的观点——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的首要地位不可持续——克拉克引用美国对伊朗的执着作为过度扩张的证据。“将其置于亚太背景下。这不现实，对吧？所以这全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游戏。”克拉克警告称：“新西兰绝不能被视为代理人。”她2003年拒绝向伊拉克派遣作战部队，确立了其总理任期内基于原则的独立性。她指责现任联合政府做出了“令人遗憾的举动”。在对华问题上，克拉克建议：“我们需要持续努力，探讨如何保持良好的接触与对话。”

小国靠原则而非结盟保持能动性。惠灵顿应铭记这一点。然而照例，小岛国的利益正在其大邻国的战略混乱中被践踏。

太平洋岛国不应沦为新冷战中的棋子。他们的居民因核大国实施的核试验遭受了数代创伤，而这些大国如今却要求他们忠诚地谴责他国犯下的轻得多的罪行。他们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却眼睁睁看着富裕的西方国家将军事竞争置于气候行动之上。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诩为太平洋的捍卫者，但其行动暴露了不同的优先次序。堪培拉的战略恐慌驱使其与华盛顿深化军事融合，而惠灵顿的传统独立性正在磨损。两国均未为太平洋岛民提供一个超越在别人冲突中选边站队的愿景。

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若在导弹试验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就无法令人信服地声称捍卫太平洋利益。美国正在将澳大利亚领土军事化，同时将岛国降格为防御前哨。澳大利亚无法通过军事姿态调和其对华经济相互依存与安全焦虑。新西兰正在放弃赋予其道德地位的独立外交政策。

小岛国在发表一份未点名中国的温和措辞声明前犹豫了数月，这表明它们不再自动与英美阵营保持一致。若要在气候变化和外部霸权面前争取一线生机，它们需要彰显更大的能动性。

周日公布的部分官方计票结果显示，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轻松获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此次选举视为对其乌克兰战争支持度的一次考验。此前，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在一个被批评者认为无法容忍真正异见的严密政治体制下，初步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以57.5%的得票率遥遥领先。

其他政党，如共产党、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和公正俄罗斯党——这些政党在重大议题上均与“统一俄罗斯党”保持一致——虽然得票率大幅落后，但仍有望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获得席位。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迅速宣称，“统一俄罗斯党”的表现十分体面，他表示这一结果表明俄罗斯人民已委托该党继续执政。

俄罗斯政府官员指责乌克兰试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这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以来的首次选举。此前，基辅向莫斯科及其他地区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据塔斯社报道，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同类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地区州长和选举委员会称，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地区造成3人死亡，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赫尔松地区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选举官员。

莫斯科炼油厂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损坏，该设施此前曾成为袭击目标。在首都投票进行期间，该设施位于郊区的现场升起了火焰和巨大的浓烟。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Telegram上表示：“敌方无人机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已被击退。这次史无前例的袭击显然旨在破坏选举，但敌方未能得逞。”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还发射了“火烈鸟”巡航导弹，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击落了近2000架针对俄罗斯各地区的乌克兰无人机以及8枚巡航导弹。俄方表示，将相应加强对乌克兰军事目标的打击。

据选举当局称，投票系统也遭受了多波网络攻击，但选举过程总体平稳。

俄罗斯流亡反对派曾呼吁反对当局的人在中午时分前往投票站排队，以表达抗议，这一号召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长队。然而，此举对整体选举结果的影响尚不明确。

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将选举结果作为民众支持普京政策及战争的证据，这场战争已持续五年，且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埃拉·帕姆菲洛娃表示，最新的袭击并未吓退选民。俄罗斯新闻社（RIA）引述她的话说：“他们施加的压力越大，我们越能看到我所称的史无前例的民众团结。”

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莫斯科时间傍晚时分，投票率已接近57%。

大多数反战候选人被禁止参选。来自自由派“亚布利察”党的候选人，该党近年来民调支持率仅为个位数，但希望利用民众的战争疲劳情绪，他们表示，在投票前法院以发表关于冲突的言论为由，对该党两名高级人物判处长期监禁，这让他们担心自身自由。

诋毁军队或传播当局视为虚假新闻的行为，将面临长期监禁的刑事处罚。

作为一种小小的反抗，亚博洛科党（Yabloko）领导人尼古拉·雷巴科夫（Nikolai Rybakov）公开作废了他的选票，在上面写下了该党的名称和“为了和平”的口号。克里姆林宫表示，在所谓的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国家团结和一定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克里姆林宫将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描述为与敌对西方之间生存斗争的一部分。莫斯科方面称，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其他敌人正在加紧努力，试图在俄罗斯国内煽动动乱。“伪选举”基辅方面已根据戒严令暂停了选举，并驳斥俄罗斯的投票为“伪选举”。尽管专家们认为选举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但由克里姆林宫批评者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共同创立的柏林智库NEST表示，在经济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此次投票仍可能给克里姆林宫带来尴尬时刻。霍多尔科夫斯基已被俄罗斯当局列为“外国代理人”。

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其中包括数百架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亚历山大·奥维奇金（Alex Ovechkin）在为支持普京的政党拍摄广告后表示，他“支持和平与爱”。该智库指出，共产党和新人党可能会吸引当局更希望投给统一俄罗斯党的选票。

该智库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战争的后果正日益在国内显现，积累的焦虑和挫败感可能会转化为对克里姆林宫允许留在选票上的体制内反对党的投票。”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的一名特工在周日（星期天）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射伤一名男子，据当局称，这起事件引发了多名当选官员要求透明度的呼声，而调查人员正就事发经过展开调查。这次射击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障局（ICE）官员涉及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起，同时也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推进大规模驱逐出境政策的背景下。尽管政府不再对个别城市实施严厉打击，逮捕行动仍在继续。

代表奥斯汀第7区的米克·西格尔（Mike Siegel）表示，ICE特工撞击了该男子的车辆，随后下车并至少开了五枪。这起射击发生在该市北部地区的早午时分。受伤男子被送往医院，西格尔表示其伤势状况尚不清楚。监督ICE的国土安全部未立即回应有关详情的请求。

当地媒体报道称，一辆深蓝色的丰田卡罗拉停在立交桥下，车辆右侧乘客门有破坏痕迹，疑似有子弹孔。西格尔表示他能看到至少有两个子弹孔。现场有大批执法人员到场，以及一群围观群众。代表奥斯汀部分地区的美国国会议员格雷格·卡萨尔（Greg Casar）在调查过程中呼吁透明度。卡萨尔在X平台上写道：“今天早上，我们的ICE在奥斯汀射伤了一名男子，这太可怕了。随着事实逐渐清查，我要求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立即公开佩戴身体摄像头的录像，并对任何违法的ICE特警追究责任。”

7月份，一名ICE特工在追捕一辆非标车辆时，致使52岁的休斯顿男子萨尔加多·阿鲁霍（Lorenzo Salgado Araujo）死亡，那时他正在带领工人前往工地。7月份，另外一起事件中，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男子哈南·塞巴斯廷（Johan Sebastin）在缅因州被ICE特代理员射伤。

这名警官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自童年早期就一直斗争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据他的几位亲近家人告诉美联社，他本不应该被给予徽章和枪支在美国街头巡逻。去年冬天明尼苏达州亚历克斯·普雷蒂和琳·古德被杀事件之后，政府的执法努力也广泛受到谴责。现在，奥斯丁枪击案已使人们对近期ICE行动的担忧愈发加深，地方领导人要求了解更多有关此次事件的细节、发布警车行车记录仪 footage 以及对该警官行为进行独立调查。PTI供稿-完印度今日网发布于2026年9月21日16:00 IST

澳大利亚和芬兰正在争夺安理会席位，总理需要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支持。关注我们的澳大利亚新闻直播博客，获取突发新闻邮件、免费应用或每日新闻播客。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正式发起竞选，争取澳大利亚在2029年和2030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为期两年的任期。

阿尔巴尼斯还宣布，前新闻集团广播主管希沃恩·麦肯纳将担任澳大利亚驻纽约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