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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决定恢复并升格党内军系“黄复兴”组织，增设“黄复兴委员会”为党中央一级单位。

综合台湾《联合报》《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中常会星期三（8月26日）通过组织调整案，增设“黄复兴委员会”，同时裁撤组织发展委员会辖下的退伍军人部。

国民党发言人柳采葳说，中常会通过决议，将党中央原有七大部门扩增为八大部门。增设黄复兴委员会，主要是为了更全面搜集台军现役人员、退除役官兵及其眷属、子女，以及泛军事友好社团的意见，深化与军系伙伴的联系，并强化组织动员能力。

柳采葳说，军系长期以来都是国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党中央希望通过这次组织调整，在年底选战中争取更多相关团体和伙伴支持，同时从长远角度凝聚军系向心力，强化基层组织实力。

国民党中央原有七大部门，包括政策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文化传播委员会、行政服务委员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革命实践研究院和考核纪律委员会。这次调整后，原属组织发展委员会的退伍军人部遭裁撤，并新增黄复兴委员会作为第八个部门。

根据规划，黄复兴委员会还将负责推动组织动员、选举辅选和政策宣导等工作。国民党副主席季麟连将兼任委员会主委。

国民党立委翁晓玲说，退伍军人长期以来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若能重新凝聚过去黄复兴党部的力量，将有助于国民党的选举和未来发展；如果进一步汇集军公教群体的支持，效果会更加明显。

2024年，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推动组织改革，将黄复兴党部整合进地方党部，并在党中央成立退伍军人工作委员会及退伍军人部。现任主席郑丽文去年参选党主席时，恢复黄复兴党部正是她提出的政见之一。

有蓝营人士指出，当年裁撤黄复兴党部，主要是担忧其政策立场和路线可能与社会主流民意出现落差。如今决定恢复相关组织，就应重新照顾过去感到被忽视的黄复兴党员；不过，在强化军系联系的同时，也必须掌握整体社会民意，毕竟国民党的最终目标仍是争取今年地方选举以及2028年大选胜选。

这座哑光黑色砖砌建筑在首尔市中心已矗立了50年。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五楼横贯整层的狭缝状窗户。每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狭小的牢房，其中一些牢房被漆成血红色，以营造令人恐惧的氛围。

1981年，韩国军人独裁政权在这里对柳东宇（音）施以酷刑。他曾是一名工厂工人，因组织劳工抗议活动而遭到迫害。他的肋骨被打断，牙齿也被打掉了几颗，嘴里一直血流不止。“原来，人就是这样死的，”他回忆当时自己这样想道。

柳东宇活了下来，他的事业也延续了下去。如今，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去年夏天，他和另外数百人曾经遭受残酷殴打的地方成为了韩国国家民主纪念馆的一部分。馆内的展览提醒着参观者那段绝不能重演的历史——其中一处介绍对拘押者施加酷刑的展览由于过于惨烈而不允许幼童参观。

然而，就在该纪念馆开馆前六个月，韩国人又突然听到了那段历史的惊人回响：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危机很快得到化解，而尹锡悦则因发动内乱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纪念馆目前仍在考虑如何记录和呈现那一事件，但近几个月来，韩国人已经一次又一次受到这个国家黑暗历史的令人不安的提醒。

今年5月，星巴克的一项促销活动似乎在拿1980年光州发生的大屠杀开玩笑。那一年，独裁者全斗焕出动坦克和伞兵镇压争取民主的抗议者。没过多久，首尔一支高中棒球队也登上新闻头条，他们对来自光州的对手高喊“去星巴克吧！”和“坦克日！”来挑衅对方。这两起事件都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

“我不禁觉得我们的过去仍在延续，”上个月参观该纪念馆的罗智贤（音）说。1983年，她曾在这里被关了一周多。这栋建筑当时的名字叫“南营洞对共分室”（洞在韩语里为街区的意思）。

当时她22岁，之所以落入独裁政权的罗网，是因为她加入了一个为工厂工人和家政人员开设夜校的团体，教人识字、学习数学和社会科学。在当局看来，该团体可能成为滋生异议思想的温床。审讯人员指着那些以酷刑闻名的军官，并讲述过去拘押者死在他们手中的故事，以此逼迫她配合。她还听见走廊另一头其他囚犯遭受酷刑时发出的惨叫。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根本不敢问，”罗智贤说。虽然她没有遭到殴打，但被连续审讯数小时，并被迫就自己的政治思想、受教育经历以及社会交往圈子写材料。

即便在今天，阳光也只能透过五楼那些仅不到30厘米宽的窗户渗进室内。这些窗户当初就是为了防止犯人跳楼自杀或逃跑而设计的。一座环形楼梯盘旋向上，这种设计是为了让被蒙住双眼的拘押者沿着楼梯上到审讯室时失去方向感。

其中一些牢房已经按照当年的样子复原，部分场地也经过改造；过去警卫们休闲娱乐时使用的网球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庭院。

不过，其中一间牢房被完整保留下来，以纪念曾经关押在这里的朴钟哲。他是一名学生运动人士，1987年在这栋建筑里遭受水刑后死亡。当局一度试图掩盖真相，他的死后来成为了引发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索之一，最终迫使政府同意举行自由、直接的总统选举。

星巴克那次保温杯促销活动中有一句宣传语——“在桌上啪的一声”——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它让人联想到朴钟哲的死亡。当局最初声称，在审讯人员猛拍他牢房里的桌子后，朴钟哲因喘不过气而死亡。星巴克随后道歉，并解雇了公司在韩国的首席执行官。至于另一事件，那所高中也公开道歉，其棒球队被禁止参加全国性比赛一个月。球员们还前往光州那所学校当面道歉，其中12人受到校方处分，但校方没有公布具体处分。

“这些事情不是简单道个歉就能过去的，”运营该纪念馆的韩国民主基金会经理金灿浩（音）说。

许多韩国人将这两起事件归咎于对本国历史缺乏了解。金灿浩说，这座纪念馆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空白，但他还表示，他认为整个社会——公民团体、私营企业和学校——都没有尽到共同的责任，确保这个国家的历史不被遗忘。

“有这样一个地方来教育人们、提高大家的意识当然很好。”罗智贤说。“但你不觉得好像只有那些本来就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或者专家才会来这里吗？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人难道不也应该来吗？” 柳东宇当年被押进来时，警卫逼问他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说自己两者都不是，这激怒了他们。“他们从两边同时朝我的脸上打，还狠狠踢我的肋骨，把我踢倒在地，”他说。“他们打起人来毫不手软。”他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和反国家煽动者，因组织民主工人协会而受到审判。在南营洞被关押一个多月、随后又在另一所监狱关押了几个月后，他获缓刑释放。

这段创伤折磨了他很多年。他说，自己会产生幻觉，还会做噩梦，梦见自己再次被捕。待在家里会让他陷入恐慌，因此他常常在街头游荡，一连很长时间都睡在公共场所。

据纪念馆介绍，1987年军人统治结束后，这栋建筑仍被警方秘密用于审讯劳工组织和左翼组织的成员。它于2004年正式关闭，2005年更名为警察厅南营洞人权中心。但警方继续拥有该建筑，这引发了公民团体和受害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实施国家酷刑的机构不应掌控对其历史的叙述。2018年，总统文在寅批准将这里改建为纪念馆，场地移交给了民主基金会。

然而，即使在今天，韩国社会各个政治阵营的人对这个国家动荡的现代史仍然存在相互冲突的看法。一些极右翼保守派甚至毫无根据地声称，光州起义是由朝鲜共产主义特工煽动的。

“在像韩国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当历史学家实际上连许多基本事实都尚未厘清时，你该如何建造一座本应用来纪念民主的建筑？”首尔延世大学文化研究与历史教授柳俊（音）说。“公众在这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他表示。

如今已年近八旬的柳东宇在这座纪念馆担任讲解员，带游客参观当年他遭受酷刑的地方。

“起初，哪怕只是瞥见这栋建筑，我都会吓得浑身发抖，”他说。“但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为什么该害怕的人是我？真正应该害怕的是那些施暴者。”

张千帆：归根结底，斯密是从工具理性或功能主义视角看待私有产权乃至市场经济。这基本上也是美国制宪者的经济视角。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美国《独立宣言》都先后发表在1776年，前后相差不到四个月。作为两起“平行事件”，《国富论》显然没有对《独立宣言》产生什么影响，就和洛克的《政府二论》没有对1688-89年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产生影响一样。相比之下，《政府二论》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大得多。不仅独立革命继承了《二论》论证的“向天呼吁”逻辑，而且《宣言》将“生命、自由及对幸福之追求”当作“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可以视为洛克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的翻版。

然而，虽然洛克的财产权并不是绝对的，《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显然也不反对财产权，这个措辞变更仍然意味深长。一个自然解释是，财产权本身就是可让渡的，因而不适合与《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并列为不可让渡的权利。另一个解释是，奴隶制让事情有点复杂。虽然杰弗逊自己也是一个大奴隶主，他的《宣言》原稿曾公开抨击奴隶制，只是后来因争议太大删除了。不论如何，自然权利本来是每个人的权利，但现在要包含某些人对其他人的“财产权”，似乎说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从“财产”向“对幸福之追求”的转变意味着，美国制宪者一代对财产权的理解更接近斯密而非洛克。今天还要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教旨主义解释不仅不合时宜，也无法适应“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各发达国家至今普遍实行的凯恩斯主义。这些政策如果推行过度，当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它们早已是发达文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不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地看看斯密经济学的凯恩斯修正的必要性与局限性。如此，或能更好地品鉴斯密经济学的当代遗产。一、洛克的“劳动价值论”与产权原教旨主义众所周知，洛克是“劳动价值论”的首创者，人通过劳动赋予物以价值并使财产成为“自然权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财产，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他身体的劳动和双手的工作都可以说是属于他的……这种劳动毫无疑问是劳动者的财产，只有他自己对劳动所获享有权利，至少在物产还充分，并有足够留给他人共享的情况下。

因此，“劳动赋予财产的权利”，因为“是劳动对一切产生了不同价值。”他甚至认为，在地球对人有用的物产中，99%的价值都来自劳动；大自然只是提供了几乎一文不值的原料，作为自我主宰的人才是财产的真正来源。上帝赋予人类一个共同的物质世界，以及利用它来为人造福的理性能力。每个人都拥有人身作为自己的财产，包括身体劳作创造的劳动成果。既然地球上的原材料不能直接为人所用，它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变得有用。人的劳动对一件东西创造了最大价值，因而有权以适当的名义使用、享受并占有这件东西。

当然，洛克的财产权并不允许无限占有，因为大自然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必须有助于他的享受，且不对其他人产生伤害。如果私人占有伤害了他人，或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那么它就违反了最基本的自然法则。上帝之所以赋予人以财产权，只是为了让他享受生活，而不是浪费或破坏。因此，人没有权利浪费，尤其是人对食品等易腐品的占有是有限度的。如果人不能在他占有的物品腐坏之前使用之，那么那部分占有就超越了他的份额，而是属于别人的了。然而，货币的发明改变了占有的限度。由于货币是耐久品，人的占有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愿意，他尽可以积累耐久品，多少都可以。在洛克看来，财产的正当限制并非在于其规模，而是在于其占有是否存在浪费。货币并不会腐坏，它被一个人拥有并不会伤害他人。因此，人可以占有他用不完的钱。

洛克之所以坚持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因为在其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状态”中，财产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则是每个人按其所能的付出。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力是属于我自己的“财产”；我将我的“财产”投射到大自然原本一文不名的物体中，使之具有价值并成为财产，它理所应当是属于我的。然而，即便在洛克生活的年代，这一切也只是一个田园牧童吟唱的神话。劳动确实赋予价值，但财产——尤其是贵族们的巨额财产——真的劳动创造的吗？究其起源，很可能会发现许多财产是通过战争和奴役抢来的，再通过继承代代传递给纨绔子弟。这样的财产有多少天然正当性？一旦失去了劳动作为正当化基础，财产就失去了“自然权利”的光环。它不再是自身被无条件追求的目标，而是对于维护“生命、自由及对幸福之追求”的手段——尽管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二、斯密与产权工具主义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斯密及其同时代的美国制宪者。《国富论》对财产权着墨不多——事实上，他甚至对什么是书名中的“财富”语焉不详，但这并不妨碍他探讨国家财富增长的“性质与原因”。斯密当然也重视个人财产保护。和同时代的休谟一样，他甚至把财产保护视为现代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为了财产安全而被建立的程度上，文明政府实际上是为了针对穷人保护富人财产，或为了有产者针对无产者而建立。”这对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尤其重要，因为在私有财产很少的原始社会，政府并不那么必要。然而，斯密的关注焦点是如何增长整个国家的财富，而非个人财富的绝对保护——尽管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个人财富显然是国家财富的基础组成部分。基于人性考察和历史经验，私有制无疑是激发个人创造财富的起因，但在斯密那里，所有制是手段，生产效率才是目标。不论公有制私有制，任何增长“国富”的产权制度都是好制度。和洛克的产权原教旨主义相比，斯密秉持的是产权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私有制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善，但清晰的产权界限是利己主义个人为自己——进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初始条件。

众所周知，斯密学说的最大贡献是其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理论。《国富论》开篇第一章首先论证了劳动分工好处：“在每个行业，劳动分工都产生了劳工生产力的成比例增长。”他以制造一个小小的别针为例，整个流程被分割为18个简单操作，论证劳动分工带来了巨大好处。首先，通过让每个人一生就干这一件事，增加熟练程度、节省时间并使机器代工成为可能。劳工完成单个简单任务不可避免会提高熟练程度，从一个流程到另一个流程的交接也越来越省时间，而机器的运用使一人能做多人的工作。其次，劳动分工还降低劳动难度，有助于实现人人就业；否则技能门槛太高，每个工人都需要掌握十几道工具，那么许多人就会成为失业懒汉。最后，劳动分工极大丰富了各种产品，并将“普遍奢华扩展到最底层人民”。

劳动分工还会产生相互依赖和市场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近代商业文明，因为一件商品的生产会依赖许多其它商品和服务的工业产出。一个消费者获得一件商品，实际上是获得众多劳动的产物。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分工合作，文明社会就不可能。一旦劳动分工完全建立起来，每个人都依赖他的同胞：“每个人……都靠交易活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则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社会。”

劳动分工并不需要国家或任何智者的周密计划，它“一开始不是任何人类智慧之结果”，而是人性中有物物交换和交易倾向之必然结果。在这里，斯密延续了霍布斯、洛克等开拓的自由主义学说传统，明确否定了传统哲学对利己主义的消极观念。谋利不仅是不可改变的人性自然，而且可以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最有力推手。分工合作使人类互利成为可能，追求个人利益也就意味着增进社会利益。因此，斯密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名言，从中已能看到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雏形：“我们不能从屠夫、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从他们的自我利益获得我们的晚餐。” 在一个主要依赖个体自私行为的完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国家作用必须最小化：“在任何社会，贸易规制都不能比资本更能带来工业数量增长。它只能将部分资本带入一个其原先不会进入的方向，而一点不能确定的是，这种人为导向会比资本按其自身意愿投资对社会更有利。”不过，斯密绝非自由放任主义者。国家职能仍然是必须的，譬如维持一个严格的司法体制以解决利益冲突、保护财产、提供国防，并为促进经济活动提供道路、桥梁、隧道、港口等必要的公共工程。总之，国家应提供最低程度的必要服务，同时尊重人性制约和市场机制。另外，国家还具有改革职责，拆除封建习俗和制度、取消垄断特权，使国家政策回归“自然自由”。最后，他还认为国家有义务提供某些“文化活动”，尤其是基础教育，防止普通人的精神阉割和扭曲。

斯密其实和洛克一样，都认为个人财富主要来自于劳动。交换率取决于“获得不同物件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越费事的活价值越高。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正衡量。”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换率等于其所包含的劳动之比。这个观点显然有点过时。在原始社会，劳动者自己生产，自己获得劳动成果。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劳动早已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而是还有资本与土地的贡献；资本所有者提供资本，用以雇佣劳动、租用土地，产品出售所获得的收入用以支付工资和地租，剩下资本家的利润。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斯密显然不会认同这类激进观点。企业家本身也是劳动者，而且承担投资风险和管理成本，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斯密也未必接受市场交换决定一切的自由放任主义逻辑，因为他知道谈判能力并不对称。尤其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下，资本家可以等待或雇用其他工人，工人则必须获得工资才能生活。《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议价能力问题，雇主通常具有更强的谈判地位：“并不难预见，在一切通常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中哪一个在争端中享有优势地位。”因此，斯密并不主张把一切交给市场。某些情况下，国家可能有必要干预，譬如支持“生存工资”：“人必须靠工作生存，其薪水必须至少能维持生计。绝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必须更高一点；否则，他就不可能养家糊口，这样的种族活不过一代人。” 总之，斯密是劳动分工和市场自由的旗手，也支持私有财产保护，但他并非任何意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显然不认为，私有产权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超验神圣性。自始至终，《国富论》的关注焦点是什么制度能使一个国家生产更多财富。如果一种产权制度鼓励储蓄、投资、创新、分工，那么斯密无疑会强烈支持；但如果一种产权安排的后果是形成垄断、寻租、政治特权并损害竞争，那么即使它是形式上是的合法财产，斯密也会主张限制。私有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重要激励机制之一；有了它，才会有审慎的投资、合理的分工和高效的财富生产过程。归根结底，斯密是从工具理性或功能主义视角看待私有产权乃至市场经济。三、美国制宪与“新政”这基本上也是美国制宪者的经济视角。如上所述，《独立宣言》并没有把财产权作为“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当然，这显然不表明美国制宪者放弃了私有财产。事实上，《独立宣言》中的这一句取自1776年6月12日发布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所有人生而同样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当他们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他们不可能通过任何契约剥夺或使其后代放弃这些权利，包括对生命与自由之享有，以及获取和拥有财产、追求并获得幸福与安全之手段。

梅森主持起草的这部宣言把“拥有财产”和“追求幸福”相提并论，显示弗吉尼亚这个制宪者辈出的大州对财产权之重视。但也要注意，这里不可剥夺或放弃的权利并非拥有财产本身，而是“获取和拥有财产……之手段”，而手段终究是可以受到限制和调控的。事实上，即便洛克也不排除国家规制财产的权力：“我认为的政治权力是指调节（Regulating）和维护财产的立法权……”1788年的美国联邦宪法正文基本上没有规定个人权利，但第一条提到了国会通过立法征税、调节州际贸易、为合众国提供“普遍福利”等权力，这些立法很可能对私有财产产生深远影响。1791年修宪通过《权利法案》，其中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不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被征收。”

上述宪法规定体现了制宪者对财产权的基本观点：一是高度重视财产权，二是财产权并非绝对的“自然权利”，甚至生命和自由也不是绝对权利。美国今天仍维持死刑，自由过度显然可受到政府制裁。财产权同样是可以被“剥夺”的，只不过必须经由“法律正当程序”。私有财产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被征收，但必须按市价获得公正补偿。

当然，建国不到150年，美国经济已发生斯密未曾预见的巨大变化。1929年爆发“大萧条”，秉持保守主义传统的胡佛总统应对不力、黯然下台。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后旋即出台“新政”，全方位、大规模扩张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联邦措施包括为公共救济和维持就业而建立公共工程署(PWA)、工程振兴署(WPA)、民间资源保护组织(CCC)，为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建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加强银行与金融监管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提供社会保险而建立社会保障署(SSA，1995年作为独立机构成立)，为实施产业规划和价格干预建立全国复兴署(NRA)、为农业限产和补贴建立农业调整署(AAA)，并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建立全国劳动关系署干预劳动市场，规定工会权利、最低工资、工时限制。

这些措施具有绝对多数的民意支持，但同时也遭到强大的保守主义抵制。如果说总统和国会是民选的，反对派仍可诉诸因终身制而独立于民主政治压力的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确实成了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接连宣布罗斯福“新政”政策“违宪”。罗斯福很恼火，一度要实施“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来稀释最高法院老人们的力量，幸好后来发现并无必要实施。斗了几年，最高法院发现胳膊拗不过大腿，加上老一代大法官逐渐退出司法舞台，最终认可了除了全国复兴署之外的“新政”措施。虽然公共救济和维持就业机构后来被悉数取消，今日美国很大程度上仍然生活在“新政”时代，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社会保障署、全国劳动关系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农业调整署被取消，农业补贴、农业价格支持等政策体系仍延续至今，只是由其它农业部机构执行而已。四、斯密会认可“新政”吗？

面对“新政”的全方位市场干预，斯密会怎么看？不少保守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斯密肯定会说No! 但如上所述，这只是对斯密的原教旨主义解读。真实的斯密并非市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从不主张政府放任不管，而只是反对特权、垄断、重商主义式的政府—利益集团勾连，以及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任意操纵。对于“新政”的一揽子措施，斯密一定会区别对待，认可其中某些对市场经济的纠偏和补足，否定其它对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干扰。

可能和一般想象不同的是，在所有的“新政”措施中，斯密最可能支持公共工程和危机时期的就业救济。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责包括建设和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理由是某些事业对整个社会极其有益，但私人无法从中获得足以覆盖成本的利润，因而不能期待私人自发提供。适用这一逻辑的项目包括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因此，“大萧条”期间，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修建并管理水坝，公共工程署和工程振兴署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工程振兴署前后雇用过850万人。这些措施既是危机救济，也形成了长期公共资本。斯密会要求公共工程须防止浪费和官僚腐败，不能把公共工程蜕变成政治分肥，并应该尽量让受益者承担部分成本，但他不会反对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本身。

斯密还可能赞成部分金融监管政策。《国富论》讨论过银行业和纸币发行，并承认政府可以限制某些金融活动。他担心过度投机和不稳健的信用扩张，因为金融体系崩溃会造成广泛社会损失。

因此，如果把1933年后“新政”的银行监管、存款保险、证券市场监管等措施理解为防止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外溢，而不是政府替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则完全可能为斯密所接受。譬如“新政”时期建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旨在保护存款人，证券交易委员会则监管证券市场，目的是防止罗斯福本人反对的“用别人的钱进行投机”。这个金融改革目标和斯密学说相当一致。事实上，斯密并不认为企业家天然代表公共利益。恰好相反，他相当警惕商人利用制度获得特权。他甚至说过：“同业之人即使相聚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谈话也很少不以谋害公众的阴谋，或某种抬高价格的计谋而告终。”防止垄断和金融欺诈完全符合斯密精神。

然而，斯密几乎肯定会强烈反对设立全国复兴署。该机构允许、支持企业之间进行某种“有组织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行业建立所谓的“公平竞争规范”，由政府和行业共同制定价格、产量、工资、工作条件、行业规则。但在斯密看来，这恰恰是商人们最喜欢利用政府权力谋取利益并形成特权集团的领域，这类措施很容易让同业者联合起来限制竞争、抬高价格并损害消费者。

斯密也大概率会反对农业限产政策。该政策的逻辑是农产品价格太低，因而需要限制生产+政府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凯恩斯主义会以稳定收入为由支持这项政策，但斯密会质疑政府为什么要人为限制生产，因为《国富论》的核心逻辑正是分工扩大会增加生产、丰富商品，进而改善国民生活。对斯密来说，人为销毁或限制产量以提高价格是极其反常识的。如果政府要同情贫困农民，斯密会建议降低生产和运输障碍、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或直接救济贫困者。

至于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斯密时代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养老金体系、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险，但《国富论》并没有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劳动分工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市场确实能创造财富，也可能产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矫正的社会后果。斯密甚至担心，极端的劳动分工会使工人的精神和判断能力退化，因而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包括提供公共教育。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正是在大萧条造成大规模老年贫困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如果社会保障对于防止老年人、失业者和残疾者陷入极端贫困有所必要，斯密应该不会反对，而只是会警惕由此带来的问题：保障制度在财政上能否持续？会不会破坏劳动和储蓄激励？是否由公平而透明的税收体制承担？

总之，斯密不仅不会一概反对罗尔斯“新政”，而且会支持其中相当一部分措施，但他确实会反对将“新政”变成一种不断扩张的常态化政府干预体制。斯密知道市场可能陷入暂时性危机，《国富论》讨论了投机、银行信用扩张、商业失败、资本错误配置以及繁荣衰退等问题，但他相信，市场自身通常具有纠正局部错误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长期来看，价格、竞争、资本流动和企业破产等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应该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制度条件，并在市场机制遭遇危机时恢复其运行能力，但他会反对政府借危机之机永久接管价格、竞争和资源配置。

斯密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国民创造财富，他的答案是劳动分工—市场交换—资本积累—充分竞争—制度与法治—限制特权和垄断。他确实没有预见到，1929年“大萧条”式的系统性危机可能会永久性中断其财富创造链条。危机突然来袭后，社会陷入消费者恐慌—消费需求下降—企业投资和生产下降—工人失业—收入下降—消费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经济会周期性陷入普遍性的总需求不足、大规模失业和长期萧条？这是凯恩斯要解决的问题。

五、凯恩斯方案及其短板和斯密与美国独立建国一样，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基本上也是两个“平行事件”。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新政”已轰轰烈烈推行了三年之久，因而《通论》说不上对“新政”有什么影响。凯恩斯与罗斯福确实之前就有接触，1934年访美后，年底还给罗斯福写过公开信，赞扬联邦政府通过扩大经济活动恢复私人投资和总需求，同时也批评了人为操纵价格体系等某些政策。不论如何，“新政”显然不是按照“凯恩斯主义”设计出来的。只是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通论》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它是基于“大萧条”经验，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和20世纪初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化理论。此后，“凯恩斯主义”才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至今不衰。

凯恩斯要回答一个斯密时代尚未系统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拥有大量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却可能长期深陷大规模失业和萧条？在市场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进行逆周期干预？人们常把凯恩斯放在斯密的对立面，一个主张、一个反对政府干预，但这种看法显然过度简单化了。两人不仅面对的问题不同，而且答案也未必互斥。如果说斯密揭示了社会财富长期增长的市场机制，那么凯恩斯要解决的正是打破长期机制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起因可能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却足以让市场长期陷入恐慌—萧条—失业的恶性循环。在市场正常秩序无法自然恢复的情况下，政府该做什么？

因此，凯恩斯的关键词是“逆循环”（counter-cyclical）。这至少是他的本意。凯恩斯发现，危机过后，市场并不一定能自动使总需求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于是，尽管工人想工作，工厂也有能力生产，社会其实有需求，但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仍然走不出低消费—低投资—低就业的陷阱。他还担心，如果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大规模失业、长期萧条、普遍绝望，社会最终将走向暴力革命，进而产生法西斯或共产极权政体。“大萧条”后纳粹上台或可证明，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凯恩斯的答案就是通过政府花钱来提振消费、促进就业、维持收入，来打破周期性危机的恶性循环。

说到底，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是危机管理。在1930年代的语境下，凯恩斯最关心的就是“大萧条”带来的低消费和低就业。他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未必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在经济严重衰退时，尽管存在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等资源要素，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没有动力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暂时增加支出，以填补私人需求的缺口，从而打破消费不足带来的连锁反应。一个典型案例是公共工程，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增加就业和收入，进而提高消费和社会总需求。

显然，凯恩斯主张的本质是改良而非革命。他既不主张废除私有产权，也不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价格。他的目标恰恰是通过改革资本主义来拯救资本主义，保留市场作为财富创造机制，同时赋予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事实上，凯恩斯的想法和1930年代早期的某些“新政”措施并不一致。譬如全国复兴署直接介入行业价格、工资、产量、竞争规则，更像是行业协调乃至计划经济，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农业调整署则通过限制农业生产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也是属于产业和价格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增需政策。另外，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等银行改革属于金融制度改革，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

既然是反周期的危机管理，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本来应该是临时性的。财政需求管理只是应对严重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稳定工具，危机过后一切即应恢复正常。虽然凯恩斯本人并不认为政府支出只能在危机时期使用，他本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永久管理经济，而且他在1937年确实说过：“适合财政紧缩的时机是经济繁荣期，而不是萧条期。”这表明凯恩斯主张的是逆循环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增加支出、减少税收，在造成赤字上升的同时帮助经济恢复。等到经济恢复繁荣，政府应减少刺激、增加税收，财政趋于平衡甚至盈余，从而为应对下一次危机留下财政空间。

问题是，逆循环控制只是经济学家的美好设想，政治上未必行得通，民主国家尤其行不通。政府花钱是好事，谁不想得到好处？一个工程上马容易，下马则牵扯饭碗问题，显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地议员为了获得选票，也会力争保住项目。减税大家都乐意，增税则肯定有人会不乐意，而立法者并不想失去选票。因此，本该临时性的反周期措施很可能遭遇永久性“粘滞”，变成只增不减的单向投入。危机时刻，政府增支减税，但危机过后，政府迫于选举压力却无法实现减支增税，造成挥之不去的“民主赤字”。久而久之，民选政府个个债台高筑。等下一次危机到来，留给政府的财政调整空间会越来越小。六、国家何时崩溃？

二战之后，欧美的凯恩斯主义普遍经历了危机措施永久化。政府永久承担了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管理责任，包括充分就业、需求管理、货币稳定、福利国家等不一而足。凯恩斯主义本来是斯密经济学的补充，限于危机时期的反循环功能，但战后政治实践早已将其稳定经济的责任制度化、日常化、永久化，扩展成和斯密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庞大福利国家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但“民主赤字”越来越高，政府日积月累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凯恩斯的原意是以政府干预拯救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但这种拯救方式本身似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会不会等到哪天债务财政难以为继、轰然倒下，“资本主义的丧钟”仍然会敲响，只不过这次会连同民主政体一起进入坟墓？

当然，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上图显示，美国、法国、加拿大等众多发达国家的政府总债务均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一年不吃不喝，拿国民生产的全部财富去还债都还不清。日本债务/GDP比更是超过200%，稳居世界第一。但也别被这些数字吓着，这些国家的经济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经历过2008年那样的危机，但“丧钟”依然迟迟没有敲响。政治经济学上并不存在某个绝对的政府债务“红线”，超过一定的GDP比值就临近崩溃。一个政权是否资不抵债、难以为继，关键取决于国家创造财富的造血能力。只要经济增长率不低于政府融资成本，或政府财政政策能逐步消除初级财政赤字，那么即使债务很高也不会崩盘；反过来，即使债务/GDP比不高，但利率很高、增长很低、政府长期赤字财政，或大量债务还是外币债务，那么说不定哪一天会突然陷入危机。因此，政府债务/GDP比固然是一个重要参考，但比值排名绝不能和风险排名混为一谈。

国家偿债能力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果经济增长能力+税收能力+本币融资能力+市场信任≥利息负担+新增财政承诺+人口老龄化成本的不等式能够成立，那么国家财政应能安然无恙。归根结底，债务只是代表对未来财富的索取权。如果未来真的能够创造足够财富，而且社会普遍相信这个承诺，债务即便不断增加也不是什么事。反之，如果这个不等式不成立，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赶不上负债的速度，那么除非能在加税、减支或金融控制等方面有所作为，国家信誉和财政最终将面临破产。

首先，本币债务相对安全。譬如日本政府债务基本上是以日元而非美元计价，日本中央银行、大型银行、养老金机构、保险公司等机构愿意长期持有国债。因此，日本无需担心美元没了还不上债这类问题。美国政府更是欠的美元，自己即拥有美元发行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美政府可以高枕无忧、无限印钞。这样很容易导致日元贬值、通货膨胀、国债收益率上升等问题，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压力。尤其是如果相当部分国债的债权人是外国投资者，那么外资突然抛售会造成汇率暴跌、债券价格下跌、利率飙升等连锁反应，进而对债务偿付产生巨大压力。

其次，债务的利息压力取决于利率，利率越低压力越小。譬如即便债务/GDP比高如日本的200%，但如果年利率只有0.5%，那么利息负担只有GDP的1%；但如果利率上升到5%，那么利息负担一下子飙升到GDP的10%。2026年，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开始关注其庞大债务的利息负担。如果融资成本持续增加，那么日本将面临新的债务风险，其未来的财政空间可能明显收缩。

再次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背负巨额债务的终极因素仍然是它未来是否还能创造多少真实财富。如果增长率超过利率，那么债务率可以逐年下降；反之，如果增长不足、低于利率，则债务将进一步恶化。一个国家的增长率高，意味着人均收入高、企业强大、税基稳定、行政能力强；即便债务率高，国家也能收得上税，远比一个债务率低但收不上税的国家更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的老龄化会显著削弱其财富创造能力、增加其债务负担和风险。

另外，一个国家的“家底”也很重要。如果国家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那么这些资源本身就是偿债能力的证明。新加坡债务/GDP比高达172%，但没有人为它的财政状况担心，因为新加坡拥有庞大的公共投资体系。譬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其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拥有上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另外，新加坡还有淡马锡Temasek等国有投资资产。这些资产加起来，很可能超过了新加坡看似庞大的负债，政府净负债可能接近零甚至有盈余。

最后，中央银行和国家信誉也至关重要。美国的特殊优势在于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各国中央银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机构及企业都需要美元资产，使美国得以长期维持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当然，如果美元信誉破产，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债务增速失控，那么他们会要求更高的利息回报，造成美国进入利息支出增加—赤字扩大—继续发债—利率进一步上升的债务螺旋。如果投资者突然认为政府可能还不起债，于是抛售国债，则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新发债利率上升—政府利息支出暴增—偿债更难—投资者恐慌加剧的债务危机。

总之，《国富论》出版250年之后，斯密仍然没有过时，但毕竟世界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经济学理论需要重大修正。如果说1930年代显现出斯密经济学的短板，那么1970年代则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极限。凯恩斯的原始逻辑是传统模式的经济衰退造成高失业、低需求和低通胀，因而通过国家扩大需求、恢复就业，但1970年代的征兆是“滞涨”(stagflation)——也就是高失业和高通胀同时出现。凯恩斯主义开始失灵，因为如果通胀已经很高，政府再刺激需求的话势必进一步加剧通胀，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这对一个民选政府来说是最致命的。美国、日本、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尚可依赖雄厚的税收资源和财政基底维持下去，但一个像阿根廷这样政府财源有限的新兴经济体会左支右绌、倍感艰难。（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OpenAI打造了一款芯片，在特定测试中击败了英伟达最好的产品，但这种优势本身并不是黄仁勋最大的问题。因为Jalapeño所动摇的，是比几项性能纪录宝贵得多的东西——而且是在这家最大的“AI镐子”生产商发布财报的前夕。

Jalapeño项目是OpenAI与博通合作打造的首款AI加速器，两个月前正式公布，但当时公布的细节很少，因此很难评估其中关于革命性和创纪录效率的承诺。毕竟，目前这类项目很多，在营销材料中，每个项目都被描述为革命性的、在某个方面创纪录的，但实践表明，这些承诺与现实相去甚远。

不过，OpenAI终于公布了更多关于其新芯片的信息，而且公布方式使得这个项目必须被更加认真地对待。英伟达尤其应该认真对待，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萨姆·奥尔特曼的公司实验室里有一款产品，是黄仁勋最大的噩梦之一。

OpenAI具体做了什么？它公布了新芯片首个版本及其构建的系统的测试结果。这不是普通的测试，而是名为InferenceX的测试，英伟达经常炫耀这些测试的结果。重要的是，OpenAI不仅是在博客上发布，还在Hot Chips会议上登台展示，面对的是业内最挑剔的听众之一——处理器设计师、工程师和分析师，他们能够迅速识破营销花招。此外，这些结果还伴随着分析公司SemiAnalysis（即上述测试的创建者）发布的报告，该公司代表在OpenAI实验室观察了部分测试过程，并补充了更多细节。

简而言之，如果用汽车世界来类比，这就像在一个知名赛道上举办一个全新品牌汽车的发布会。一位对赛道了如指掌的职业车手坐在驾驶座上，竞争对手的机械师在一旁观看，发布会后他们还可以查看发动机盖下的设计，指出最可疑的结构部件。

这些结果显示，OpenAI与博通共同打造的新芯片在处理主流语言模型时（重要的是，也包括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而不仅仅是OpenAI内部模型），在最大吞吐量下每瓦性能比英伟达上一代系统（Blackwell）高出1.5到1.9倍，而在需要极短响应时间的任务中，其对英伟达系统的优势可能增加数倍。

而上述分析公司SemiAnalysis还补充说，Jalapeño在能效方面不仅超越了大规模使用的英伟达Blackwell系统，也超越了刚刚开始部署的Vera Rubin平台的首批已公布结果。尽管测试条件在一个重要方面对OpenAI不利。因为Jalapeño运行时没有采用一种能够同时预测和验证多个后续token的技术，而部分被比较的英伟达系统使用了这种技术，该技术可能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

为什么能效如此重要？最大的AI数据中心越来越受到限制，不仅限于芯片和资金的可用性，还包括可供给的能源量。如果OpenAI能够用每兆瓦产生更多token，那么它就能用一个数据中心服务更多用户，这直接转化为投资回报（本文后面会详细讨论）。

当然，这些结果需要一些保留意见。它们来自OpenAI，并非完全独立的测试结果，而且只展示了所有可能的AI应用中的一小部分，对于系统在AI代理执行的长时间、多阶段任务中的表现也说明不多。还要记住，首批Rubin系统已经开始交付客户，而Jalapeño仍处于工程样品阶段，预计到2026年底才会以非常小的量部署。但即使是这一有限的部分，也是一项重大成就。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最明显的后果是对英伟达的影响。关于英伟达最大客户开始自行设计加速器可能对英伟达构成的威胁，已经讨论了很久。英伟达此前通过让那些声称拥有自己的AI芯片、能够更便宜、更高效地生成token的科技公司站出来，来应对相关担忧。没有一家公司愿意与英伟达正面交锋。直到OpenAI站了出来，并证明英伟达在特定且极其重要的推理任务上是可以被击败的，所谓的CUDA护城河，即英伟达因其软件生态系统的普及而享有的多年特权地位，在某些地方已经变得非常狭窄和浅薄。

OpenAI在极短的时间内构建了一个高效的软硬件栈，并表明最大的AI实验室可以在自己的数据中心成功绕过英伟达生态系统的至少一部分。当然，很少有公司具备OpenAI的能力和规模，因此英伟达的生态系统对许多寻求“交钥匙”解决方案的客户仍然很重要。这对英伟达来说也不是完全意外，因此该公司最近改变了收入报告方式，将面向超大规模计算客户的销售与其他客户分开，以表明Jalapeño这类项目对其财务影响有限。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是对黄仁勋公司技术优势不可动摇这一信念的痛苦打击，可能会让许多投资者深思。

OpenAI还通过Jalapeño在与英伟达的谈判中获得了一张重要的筹码。萨姆·奥尔特曼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对英伟达的依赖，因为OpenAI打造的加速器是为推理设计的，即服务于已训练好的语言模型，而不是用于训练它们。在训练新版本GPT时，英伟达和AMD的系统仍将占主导地位。此外，OpenAI可能无法生产足够多的“辣味”芯片来满足其对算力的全部需求，因为所需的台积电产能、先进封装和HBM内存在业内都是最稀缺的资源，而英伟达凭借其规模仍然是这些资源的最大买家。

但我们仍然在谈论一件很少有其他公司能夸耀的事情，即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手里有这样的东西，谈判未来合同条款就容易得多。

Jalapeño还可能影响OpenAI与Anthropic以及中国模型供应商的竞争。这个行业的公司越来越通过价格、额度和服务速度来争夺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更低的token生成成本带来了明显的优势。因此，如果OpenAI能够大规模部署自己的芯片，它将在降低价格和提高额度方面获得更多自由，而不会同样快速地增加成本。它也将更好地为可能持续的价格战做好准备。了解更多。查看最新新闻，保持关注。

多伦多（美联社）——随着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供应商的依赖，这一努力在多伦多一家服装工厂内得到了体现。

工人们弯腰坐在缝纫机前，迅速将迷彩图案的布料和魔术贴条缝制在一起。隔壁房间里，工人们剪掉多余的线头，检查成品：加拿大军方的头盔罩。

这家工厂正在为Wuxly组装制服，Wuxly是一家豪华派克大衣制造商，也是众多涉足国防承包领域的加拿大公司之一。随着加拿大军费开支激增，其他公司正在为该国广阔的北极地区开发远程传感器，制造用于为士兵补给的无人机，并建造自主机器人。

国防领域的繁荣反映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誓言，即在与华盛顿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包括本周因新一轮关税而再次升级），加强该国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

加拿大初创企业和成熟公司，以及欧洲企业，都将从数百亿美元的额外国防资金中受益，这部分是受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增加对北约贡献的压力推动。加拿大的投资与五角大楼的预算相比仍然很小，但其战略旨在提升国内国防能力，而不仅仅是惠及美国承包商。

卡尼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国防工业战略代表了加拿大的代际转变。加拿大发明了现代维和行动，长期以来在国防事务上甘愿处于南部邻国的阴影之下。

该国防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额外拨款600亿美元，政府承诺支持国内企业进入国防和安全供应链。目前，加拿大每年的国防开支约为360亿至430亿美元。

卡尔顿大学专攻国防政策的副教授菲利普·拉加塞表示：“按照加拿大的标准，这涉及的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尤其是在和平时期。”

Wuxly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尤里丘克表示，国防繁荣“在我们参加的每一场活动中都显而易见。每场防务展都售罄。大量新公司和其他行业进入（国防）行业并参与其中。”

Wuxly生产的头盔罩将交付加拿大武装部队，使士兵能够粘贴呼号臂章或安装灯、摄像头和信标等装备。该公司还生产军用派克大衣和坦克罩，并一直向乌克兰军方供应装备，包括4万套女式制服——这是该公司的专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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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呼吁提升加拿大军队的北极能力，增加数百亿美元的开支，以维护对这一广阔但人口稀少且日益受到争夺的地区的主权。

尤里丘克说：“在北方有很多创新可以创造优势，而且北极地区如此重要，我们必须让士兵穿得合适。”

该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是摆脱对美国国防承包商的依赖。它侧重于利用更广泛的全球军事硬件供应商，并培育国内国防供应链。

该战略设想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创造12.5万个就业岗位，并通过将合同导向加拿大公司，在未来十年内将国防工业规模扩大两倍。它要求加快研发，并优先发展关键的“主权能力”，包括航空航天、机器人和无人系统。

在加拿大寻求与美国以外的其他盟友建立伙伴关系的同时，渥太华今年已宣布从瑞典萨博公司购买雷达飞机（击败美国竞争对手），并从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购买潜艇。

像New Frontier Robotics这样的加拿大初创公司也在排队参与其中。

这家两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尼基尔·马尔霍特拉说：“肯定有钱在流动。我们看到了。显然，我们要去争取。”该公司正在研发一种移动机械臂机器人——本质上是一个安装在移动平台上的机械臂——由人工智能驱动，可能具有军事和民用应用，即所谓的军民两用技术。

最初的计划是瞄准制造业，让机器人在装配线之间自主工作，但潜在客户表示，国防工业的需求也在增长。马尔霍特拉说，机器人还可以用于军事基地的后勤支持角色。

马尔霍特拉说：“如果北极有需要维护的基础设施，显然气候非常危险。你真的愿意拿操作员的生命冒险吗？答案是否定的。最好让这个东西上。”他的公司目前临时设在滑铁卢大学的一个机器人实验室，位于多伦多以西约60英里（100公里）处。

加拿大实现其战争机器现代化的努力仍面临巨大的潜在挑战，包括反对党可能在未来的选举中针对卡尼的支出计划。

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可能会被美国大得多的国防市场所吸引。拉加塞表示，加拿大公司要与美国同行竞争也很困难，因为美国同行拥有大得多的研发预算，这意味着它们“总是会稍微处于技术能力的前沿”。

尽管如此，这一战略为总部位于蒙特利尔附近的无人机制造商Volatus Aerospace等公司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首席执行官格伦·林奇说：“过去，国防对加拿大小型上市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

林奇表示，加拿大不仅无人机制造能力有限，“而且整体制造能力也有限。”与New Frontier一样，Volatus的技术被视为军民两用。由于加拿大技术上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公司不能仅依赖向军方销售。

Volatus为民用和商业用途制造无人机并提供相关服务，例如向偏远社区空投药品。但它也有一个国防部门，并制造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也称为神风无人机，通过撞击目标将其摧毁。

该公司在多伦多北部一个100英亩的场地进行一些测试，该场地通过一条未铺砌的碎石路进入，周围是玉米地。在美联社最近的一次访问中，Volatus员工演示了多架飞机。

该公司展示了一架用缆绳悬挂60公斤（132磅）有效载荷的无人机，以及一架带有倾转旋翼的缩比无人机，可以长距离运载货物。在演示中，无人机自主运行，以圆形轨迹飞行后降落。

一架名为“金丝雀”的无人机带有有效载荷舱门，用于向阿尔伯塔省偏远的原住民原住民社区空投医疗用品。

首席运营官格雷格·科拉西蒂表示，它还可以用于“为士兵发送补给包”以及投放弹药。

凯尔文·陈为美联社报道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科技和创新。推特 邮件

密歇根州索加塔克（美联社）——本周，民主党人聚集在密歇根西部一个他们试图翻蓝的国会选区，他们本想谈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治下的生活成本。但没过多久，话题就转向了一场分裂本党的争议。

一名与会者指责美国众议员希拉里·斯考滕未能支持民主党参议院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萨耶德。

这名女子说：“你的煽动性言论与为西密歇根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经济未来毫无关系，却与保护我们的税款流向以色列息息相关。”

这一交锋凸显了民主党人在迈向11月大选时所面临的问题。党内领导人认为，对经济的担忧为他们赢得了掌控国会的机会，但内部分歧使他们更难将焦点保持在这一议题上。

这种紧张关系在密歇根州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月早些时候，埃尔-萨耶德在激烈的参议院初选中击败了美国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民主党人正试图在此后重新集结。围绕以色列、反犹太主义以及埃尔-萨耶德与有争议的网络评论员哈桑·皮克的关系的争论，使该党将注意力转向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大选临近，斯考滕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暂时没有表示支持埃尔-萨耶德。斯考滕周二表示：“我认为，领衔候选人应当自己团结起来。”

埃尔-萨耶德将成为美国首位穆斯林参议员，他谴责了反犹太主义，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他所在党派的一些成员对他的言论表示不满。

密歇根州众议员杰里米·莫斯是底特律郊外一个众议院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他也未表示支持。周三发布的《大西洋月刊》戴维·弗鲁姆采访中，密歇根州总检察长达娜·内塞尔（犹太裔）表示，埃尔-萨耶德不应为国内恐怖主义“找借口”。

她指的是埃尔-萨耶德3月在底特律郊外的以色列圣殿犹太会堂遭袭后发布的视频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受伤的人会伤害别人”。密歇根州以外的部分民主党人则更进一步批评埃尔-萨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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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在CNN上表示：“我现在绝不可能支持埃尔-萨耶德。”他还说，埃尔-萨耶德“拒绝放弃他对犹太裔美国人的看法”。

埃尔-萨耶德在竞选活动中与皮克一同露面，成为这场分歧中的一个特别引爆点。皮克是一位人气主播，曾发表过包括称美国“活该遭遇9·11”在内的争议言论。

皮克最近再次卷入争议，他反对将反对以色列视为反犹太主义的观点。他说，美国犹太人并非一致支持以色列，但许多“犹太机构”正在“教导人们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整体”，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宣传模式”。他说：“如果美国的犹太人继续宣扬他们唯独对以色列投入支持，最终会有人采取行动，注意，不是针对以色列国，而是针对美国犹太人。”

民主党人迅速予以反击，批评者称皮克是在暗示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在招致暴力。

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科里·布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哈桑·皮克针对犹太裔美国人的危险而充满仇恨的言论在我们的公民话语中没有立足之地。暗示犹太裔美国人对针对他们的仇恨或暴力负有责任是错误的、危险的，而且是反犹太主义的。”皮克在电话采访中拒绝这一解读，称他是在警告，将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行动广泛联系起来可能助长反犹太主义，就像美国穆斯林被与伊斯兰恐怖组织联系起来一样。

他说，尽管在初选期间曾与埃尔-萨耶德一同出席各种活动，但他与埃尔-萨耶德的竞选活动从未特别密切，并表示他不希望这场竞选变成关于他的话题。不过，他说他并不后悔这些言论。

皮克说：“我只是一个平台，我只是人们愤怒和沮丧的扩音器。即使我明天就消失，我也不认为这个问题会从我们的政客身边消失。”

尽管在争议中埃尔-萨耶德与皮克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拒绝完全切断联系。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我和我的竞选发言人，没有人代表这次竞选。”共和党人在这场持续争端中看到了机会。

共和党策略师杰森·罗说：“这太好了。你可以看出这些民主党人不会与皮克保持距离。皮克之于民主党人，就像特朗普之于共和党人。拥抱他没有帮助，保持距离也没有帮助。”聚集在埃尔-萨耶德身后的民主党人越来越渴望摆脱这场争斗。

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周三表示：“我受够了。所以任何记者都不要再问我关于哈桑·皮克的事。11月的大选不是关于这个的。我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哈桑·皮克。”周三，她与埃尔-萨耶德和马里兰州美国众议员杰米·拉斯金一起出现在安娜堡的一场竞选活动中。前一天，埃尔-萨耶德与民主党总检察长候选人伊莱·萨维特、该党州务卿候选人、副州长加林·吉尔克里斯特二世一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支持埃尔-萨耶德的民主党人认为，该党基本团结，剩余的分歧是走出激烈初选后的自然过程。犹太裔的拉斯金将其描述为初选后“我们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拉斯金说：“民主党是一个大家庭，有时会不守规矩，但最终我们会团结在一起。”

密歇根州各地的民主党人预计将于本周末在兰辛举行大会，以确定该党11月的候选人名单。大会前夕，该党所有候选人和党主席柯蒂斯·赫特尔致信表示，“任何破坏性行为或骚扰都不会被容忍”。信中写道：“这次大会是我们庆祝候选人的时刻。”埃尔-萨耶德周三在安娜堡的活动上对持续关注皮克表示沮丧。

埃尔-萨耶德在安娜堡的活动上说：“你打开任何媒体，都会以为这场竞选是关于一个加州主播的。”他还说，他“对那种小报式的政治报道不太感兴趣，比如谁进谁出、谁上谁下、谁在和谁说话”。但埃尔-萨耶德承认，一些民主党人尚未将初选抛在脑后。

埃尔-萨耶德说：“还有少数人仍在为初选中的创伤或不满而耿耿于怀。我理解。失败是艰难的。”

乔伊·卡佩莱蒂 卡佩莱蒂为美联社报道国会事务。他此前为美联社报道密歇根州政治。推特 邮件

锌价连续第七天上涨，维持在四年多来的最高水平附近，供应趋紧引发金属市场担忧。

伦敦金属交易所期货价格一度上涨1%。与铜一样，市场显示出近期供应紧张的迹象，现货金属较期货的溢价不断扩大。

周三，即期交割的锌较三个月期货价格高出近每吨200美元，为去年12月以来最大价差。由于矿石短缺将冶炼厂收取的加工费推至远低于零的水平，金属供应趋紧。

广州期货公司在报告中写道，伦敦金属交易所“可用实物流动性处于极低水平”，“在矿山产量实质性恢复之前，冶炼成本将为锌价提供强劲支撑”。据Fastmarkets数据，加工费（矿商为将矿石加工成锌金属而支付给冶炼厂的费用）已降至每吨负110美元。虽然冶炼厂可以通过出售副产品来抵消部分亏损，但长期负加工费增加了减产和供应进一步收紧的风险。

铜市场也出现类似趋势，短期价差扩大、库存相对较低且加工费为负。美国潜在的进口关税一直是关键的价格驱动因素，推动运往美国的货物激增，并收紧了其他地区的供应。

新加坡时间中午12:05，锌价上涨0.6%，报每吨3916美元。铜期货上涨0.2%，报每吨14277美元。周二收于创纪录的每吨14349.50美元后，价格出现波动。

华盛顿（美联社）——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数小时后抵达美国国会大厦，受到了异常专注的听众的欢迎。

半数参议员聚集参加闭门会议。参议员们放下手机，集中注意力。连同众议院代表，他们听取了泽连斯基回答关于其国家在对抗俄罗斯的长期战争中的战略的问题。

泽连斯基告诉他们乌克兰如何击退俄罗斯入侵，将战斗推向莫斯科，但需要美国在爱国者拦截导弹和许可协议方面的帮助，扩大对埃隆·马斯克的星链互联网的接入——以及最紧迫的是，在当晚参议院投票之前——一项惩罚性的俄罗斯制裁方案，以剥夺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为战争机器提供燃料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他说，‘我们需要这项立法，’”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参议员珍妮·沙欣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军队和乌克兰人民都需要这个来鼓舞士气。”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房间里有一种感觉——泽连斯基对他们能够坚守和坚持的信心，”马里兰州众议员、前民主党领袖斯泰尼·霍耶说。“房间里有种感觉，看，我们可以成功。”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大规模俄罗斯制裁方案，是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以来支持乌克兰的最雄心勃勃的努力。经过两年的立法不作为，这将是自2024年议员们向乌克兰提供补充援助资金以来，国会为数不多的行动之一。

参议院当晚推进了制裁法案，泽连斯基罕见地坐在会议厅里观看程序——参议员们投票时挥手并竖起大拇指。几天后，该法案以86比11的投票结果顺利通过，将《林赛·O·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法案》送交众议院。

但接下来的步骤非常不确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领导的共和党多数派不愿卷入美国海外事务。许多支持乌克兰的民主党人警告说，该法案将赋予特朗普过多的关税权力，而国会没有真正的制衡。

亲民主倡导组织“Razom for Ukraine”的丹尼尔·巴尔森正在敦促国会不要失去势头。

“重要的是不要低估这在象征意义上的意义，”巴尔森说。“这将向乌克兰人表明，尽管有小插曲，但仍有国际联盟支持乌克兰的斗争。”这不是泽连斯基第一次在华盛顿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但在这期间，这场已成为长期战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长的冲突中，曾有过严重不确定性的时刻。

泽连斯基首次出现在与议员的私人视频通话中是在2022年3月，战争开始几天后，当时他敦促美国派遣飞机帮助乌克兰保卫领空免受俄罗斯轰炸。那年冬天，泽连斯基向国会发表了戏剧性的圣诞致辞，在一篇让人联想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二战期间访问的演讲中感谢“每一位美国人”。

但2023年，随着共和党人与特朗普结盟，国会放弃了另一轮乌克兰资金，而特朗普当时正作为共和党领跑者有望重新入主白宫。

一旦特朗普在2025年重新掌权，对乌克兰援助的行动就陷入停滞。特朗普在一次高调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斥责泽连斯基，嘲笑泽连斯基对普京的“仇恨”是和平的障碍。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前空军准将唐·培根说，他解释说，如果特朗普点头，更多共和党人会公开支持乌克兰。

尽管如此，泽连斯基仍与国会保持密切联系，与议员们在国外会面，并像7月28日在华盛顿参加格雷厄姆葬礼后那样重返美国国会大厦。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表示，泽连斯基经历了“一种战火洗礼，因为他在战争中担任总统，试图管理来自华盛顿的混乱信息。”格雷厄姆基本上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让特朗普支持俄罗斯制裁方案，当他做到时，他上个月在土耳其北约峰会上立即与参议院同事分享了这一消息。格雷厄姆随后飞往基辅，几天后在华盛顿去世，可能是主动脉撕裂。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在漫长过程中与格雷厄姆合作，他说格雷厄姆告诉他，赢得特朗普的批准是“BFD”，俚语意为“大事”。

该法案的核心是，通过施压中国、印度和其他客户不购买俄罗斯能源，来剥夺莫斯科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这将允许特朗普对来自这些国家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全面关税。

自由派民主党人有疑虑——不是对泽连斯基或乌克兰——而是对法案的关税权力，他们担心特朗普会以国会无法控制的方式使用这些权力。

纽约州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格雷戈里·米克斯，以及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理查德·尼尔，已对该法案提出反对。超过30名参议员支持一项失败的修正案，以限制特朗普的关税权力。

“这与其说是一项制裁法案，不如说是特朗普总统施加更多关税的巨大后门权力，包括对我们的欧洲盟友，这伤害了美国家庭，”米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霍耶与米克斯合作提出了一项单独的乌克兰安全法案，该法案今年早些时候在约翰逊的反对下在众议院通过，他恳求同事们不要让这一刻过去。他相信国会和法院会制衡总统。

“你知道我们发出了太多负面情绪，”霍耶说。“我们必须向这些勇敢的乌克兰人发出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与他们同在。”

Themis Qi 上月，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增长，而共同基金规模缩水，投资者在半导体股遭抛售之际分散投资组合。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国内共同基金净资产规模（AUM）环比缩减5600亿元人民币（合833亿美元），降幅1.4%，至39.11万亿元人民币。

该协会由中国证监会支持，其数据显示，这一下降结束了共同基金连续四个月的增长势头，截至6月底，净资产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9.67万亿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根据该协会的数据，截至7月底，中国国内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5.73万亿元人民币，单月增加2.07万亿元人民币，增幅8.7%。7月份的增长标志着中国私募基金连续第10个月扩张。

由于市场对人工智能变现能力的担忧加剧，7月份中国大陆市场及全球同行均遭遇半导体股暴跌。上海以芯片股为主的科创50指数7月份暴跌近26%，跌幅超过沪深300指数8%的跌幅，后者追踪上海和深圳主板的主要公司。

东京正在试验一种速度更快的武器采购方式——在启动采购程序不到三个月后，就选定了一款国产拦截无人机。

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转变可能有助于日本更快地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

防卫省下属的采购、技术与后勤局（ATLA）周二宣布，在竞争性试验后，已签署合同购买Terra Drone公司的Terra B1系统。

这一决定标志着防卫省首次使用快速采购方式获取无人机。ATLA将这一约三个月的流程描述为“史无前例”。

Terra Drone表示，B1是唯一通过试验的系统，并将开始批量生产。交付计划在9月左右，海上自卫队预计将率先接收该系统。

这家总部位于东京的公司借鉴了乌克兰的经验，其产品组合中的其他系统已被用于对抗远程攻击无人机。该公司还收购了两家乌克兰拦截无人机公司的股份。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举行投票，一个世纪前包豪斯正是在这里蓬勃发展——而德国选择党承诺，若胜选将推行“爱国文化政策”。

德绍这座城市，一个世纪前包豪斯设计学院在此繁荣，将德国推入现代时代，并彻底改变了全球设计。

这里也是纳粹将先锋派运动逐出城镇、试图粉碎其乌托邦原则的地方。一百年后，另一场围绕其遗产的高风险文化战争正在逼近。

我们的建筑是资源开采和极端排放的纪念碑。但如果我们从破坏性的混凝土转向木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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