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2026年盛夏，《谁在定义未来？——中美科技博弈与全球创新版图》推出，作者迈赫兰·古尔（Mehran Gul）用五年时间走访近200位科技领袖，在这个由技术定义权力的时代，究竟谁在决定世界未来的走向？

古尔出生于巴基斯坦，本科毕业于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后赴耶鲁大学攻读，是富布赖特学者、福克斯国际学者。他曾在世界经济论坛担任数字化转型行业负责人，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产业政策专家，现居瑞士。这本处女作英文版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图书。

与大多数人将目光锁定在中美二元对立的叙事不同，古尔的视野更为广阔。从芬兰的游戏公司Supercell开始，到多伦多的孵化器、巴黎的Station F、深圳的摩天大楼、首尔的江南区、新加坡的纬壹科技城、慕尼黑的DNA折纸实验室等，创新的地理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但这种变化远比"中国超越美国"或"硅谷已经衰落"的简单叙事复杂得多。

在这个AI重塑一切、地缘政治撕裂供应链、财富不平等引发社会反弹的时刻，他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一张复杂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中美是两座高峰，但山脚下的丘陵与山谷同样值得关注。谁在定义未来？答案或许不在任何单一国家或公司，而在于那些能够将人才、资本、制度与文化编织成创新生态的地方。这场竞赛才刚刚开始。

这本书开篇是三个发生于中美以外的故事。芬兰赫尔辛基，22岁的商科学生伊尔卡·帕纳宁成为小游戏公司CEO，打造出《部落冲突》，累计收入超100亿美元，被腾讯以超100亿美元估值收购。加拿大多伦多，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阿加瓦尔创办CDL孵化器，从美国请来硅谷重量级人物，孵化出量子计算、基因解码等科幻级公司。法国巴黎，亿万富翁尼埃尔投资2.5亿欧元将百年火车站改造成全球最大创业园区Station F，孕育出人工智能社区Hugging Face。"几乎所有定义现代生活的技术都来源于美国，"古尔在书中写道，"本书要问的是，这一切是否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答案是肯定的，但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古尔用三种视角衡量——独角兽数量、风投总额、科技公司总市值，无论哪种标准，全球高价值科技公司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都前所未有。韩国三星与苹果竞争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商，英国Arm的芯片架构用于90%以上的移动设备，瑞典Spotify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流媒体，荷兰阿斯麦垄断极紫外光刻机。

然而，"创新可以在比过去更多的地方发生，而经济实力却越来越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这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他指出，Lovable、ElevenLabs都是出色的欧洲企业，但中美头部企业的估值往往是它们的数倍。"二十五年前互联网刚走向世界时，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上影响甚微；如今，几乎所有关于科技的讨论都绕不开中国。过去只有一个技术中心，如今形成了两个技术极。"

古尔专门反驳了"地理已死"的论调。他认为科技中心的意义是聚集志同道合的人，通过偶然交流受益。"如果你和顶尖选手一起滑雪，你会进步很快。"韩国创业者金东信则说一踏入硅谷便瞬间找到了归属感——"每到一家咖啡馆，都能看到初创公司在向风投做路演。"这种归属感，Zoom通话无法复制。中东欧融资超100万欧元的初创公司中约五分之一最终迁往海外，超500亿美元企业价值已从该地区流出。"最具雄心的公司，往往不愿错过成熟科技中心的网络效应，"古尔写道，"地缘因素至关重要。"

2018年《纽约时报》断言"硅谷已死"，但OpenAI在旧金山诞生，英伟达在圣克拉拉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之一。古尔对"硅谷已死"保持警惕。"我学会不要轻易看衰硅谷，因为我曾经这样做过，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塑造硅谷的是弗雷德里克·特曼，他在二战期间领导哈佛秘密无线电实验室，研发雷达干扰器帮助盟军夺取制空权。战后回到斯坦福，他确立"卓越之巅"理念——不必事事争先，而要在少数领域做到最好。争取国防经费、鼓励毕业生在校周边创业、创建斯坦福工业园。仙童半导体成为"零号病人"——硅谷70%的上市公司可追溯至这家公司。"这不仅仅是创业型政府或车库创业者的故事，更是两者的结合，"《硅谷密码》作者玛格丽特·奥马拉对古尔说，"在这辆光鲜亮丽的创业跑车的底盘下，是一台由联邦资金驱动的大型政府引擎。"

移民是另一个核心变量。美国超过一半的独角兽公司由移民创立——黄仁勋出生在台湾，布林出生在俄罗斯，马斯克出生在南非。加州超40%的人在家中使用非英语语言。"这种文化多样性不是创新的副产品，而是核心驱动力，"古尔写道。但他警告，美国当前政治环境对移民越来越不友好，"如果这扇门关上了，硅谷的根基就会动摇。" 美国硅谷仍是全球科技中心，而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也有目共睹。古尔在书中指出，中国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于原创性发明，而在于将技术快速落地的执行力。发明——关于知识和创造力，美国领先；应用——关于速度、效率和执行力，中国占优。"山寨、微创新和真正创新。"在尖端技术层面，美国是'老师'，中国是'学生'；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

这种执行力根植于独特的社会环境。自1990年以来美国人均GDP增长约2.7倍，而一个1990年出生的中国人经历了约32倍增长，深圳出生的则是322倍。这种剧烈变迁塑造了中国人对新技术的高度接纳——在旧金山Waymo无人车被围堵纵火，在英国5G基站被焚烧，而在中国人脸识别登机、扫码追溯供应链、当日达免费配送早已普及。"需求越旺盛，供给越充足。" 在基础研究层面，古尔用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和ResNet论文作为标志。1998年成立时MSRA只有5名员工，如今7000多位校友中不乏阿里云创始人王坚、旷视科技创始人印奇，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2015年，何恺明等四位均在中国高校完成学业的研究员发表ResNet论文，解决了深度神经网络的"梯度消失"难题，被引用近25万次，是21世纪所有学术领域中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曾长期以低质量成果为主，"图灵奖得主、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对古尔说，"而如今，中国不仅产出大量高质量研究，更实现了若干绝对世界级的研究突破。"辛顿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力或将"媲美昔日的大英帝国"。1990年中国科学出版物仅占全球1.2%，如今已超过美国。但古尔也指出，中国在诺贝尔奖级别的突破性发现上仍有差距，这可能需要时间，也可能与科研文化有关。

在当前AI竞赛中，古尔采访了智谱AI创始人唐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智谱滞后于OpenAI半年左右，但OpenAI在2025年将智谱而非DeepSeek列为主要竞争威胁。关键变量是算力。"美国对英伟达高端芯片的出口限制，短期内确实放慢了中国AI的发展速度，"古尔对财新表示，"中国AI企业自己也承认，如果能获得更多优质算力，它们可以训练更大的模型。"但这些管制也加快了国产替代，华为升腾是典型例子。台积电制造、阿斯麦光刻、SK海力士和三星供应内存。中国需要重建的不是某一种产品，而是一套完整生态。"

古尔将管制概括为"战术上的成功，"关键在于限制为美国保住领先优势的作用，能否超过中国突破瓶颈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它们放慢了中国的追赶速度，却没有阻止这一进程；从长远看，甚至可能促成一个原本正是它们试图遏制的平行技术生态。" 在中美两强之外，是否会出现第三个技术极？古尔的答案倾向于否定。

关于欧洲，硅谷评论人士嘲讽其"只培养出了AI监管者"。"欧洲孕育了DeepMind、Arm、Spotify、Revolut、阿斯麦、UiPath和Hugging Face，显然不缺少人才和能力。"真正的问题在于规模和控制权——DeepMind被谷歌收购，Arm被软银收购后在纽约上市，UiPath把总部迁到美国。"欧洲经常能孕育有前景的企业，却往往在规模化阶段失去它们。""即使《人工智能法案》明天消失，欧洲也不会立刻诞生一家OpenAI。它仍要面对资本市场分散、后期融资不足、科技采购能力较弱等问题。"欧洲未来会比过去表现更好，但我不认为它会成为与中美并列的第三大技术极。欧洲甚至可能诞生万亿美元级企业——阿斯麦已经接近。但欧洲的问题不在于过度重视隐私，而在于它培育的企业不够多，而且常常连已培育的企业也留不住。" 加拿大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古尔用"买下所有彩票"形容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IFAR吸引辛顿等图灵奖得主的策略。CIFAR 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深度学习被主流学术界冷落的时期（大约 2004 年起），持续资助了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希奥、杨立昆等人的神经网络研究。这三人后来共同获得 2018 年图灵奖，被称为 "深度学习三巨头"。但2013年谷歌以4400万美元收购只有3名员工的DNNresearch，辛顿的学生苏茨克维后来成为OpenAI联合创始人。"这项技术基本是我们发明的，但其经济价值却流向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多伦多风投Radical Ventures管理合伙人雅各布斯说。加拿大在研究产出上非常成功，但在培育并留住商业化企业方面逊色得多。不过，当被问及这种模式是否划算时，"加拿大不需要培育出与美国规模相当的公司，相关投入也可以获得回报。如此多重要发现诞生于加拿大，海外研究人员至今仍愿意前往，这本身就说明它创造了价值。"他指出问题在于加拿大只建成了创新体系的前半段，还需提升融资和留住企业的能力。

德国则代表了另一种路径。超过300万家"中坚企业"贡献了德国一半GDP、创造三分之二出口额。但在数字时代，这种家族治理、依赖内部现金流的模式局限性日益凸显。"我很难想象依靠内部现金流的企业如何与中美当前的投资规模竞争，"古尔说，"以长鑫存储为例，我很难想象德国能孕育出同类企业。"另一个问题是创新的代际循环——美国成功公司的早期员工往往成为下一代创始人，而德国中型企业所有权集中在家族手中，员工较少分享财务收益。"这并不意味着每家德国中型企业都注定失败，但它很难以中美展现的速度和规模推动创新。" 小国如何在大国竞争的缝隙中生存？新加坡和韩国提供了两种答案。

新加坡采取政府主导的中央计划模式，几乎从零打造风投行业——1999年拨款10亿美元投资海外基金，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最终成为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早期投资者。如今69%的初创企业受益于政府资助，但也引发"僵尸企业"担忧。"我不认为政府投资必然催生僵尸企业，"古尔回应，"长鑫存储约一半股份由国资背景基金持有，德国政府资金对BioNTech起步发挥了关键作用。”

韩国的故事围绕财阀展开。三星贡献了韩国约五分之一的出口额和GDP，但1997年金融危机后金大中政府将风投企业视为"新经济先锋"，限制财阀在新兴领域持股不超30%。从三星离职的金范洙创立IT巨头Kakao，疫情期间财富一度超越三星继承人。"如果观察谁在历次科技浪潮中受益最大，答案主要还是三星、SK海力士和现代等老牌财阀。金范洙的故事是例外，不是规律。我对韩国的技术实力持乐观态度，对其经济民主化前景却没有那么乐观。"

创新的社会代价是古尔反复提及的主题。关于AI对就业的冲击，"辛顿曾预言放射科医生会被淘汰，现实是放射科医生人数不降反升。到目前为止，软件开发可能是唯一受到AI革命性影响的领域，但我们仍未看到整个职业类别消失。从长远看，我毫不怀疑我们正在走向机器能完成所有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世界——这或许是好事，毕竟大多数工作谈不上令人愉快。"

财富不平等是另一个问题。"反弹已经出现——特斯拉充电站遭破坏、Waymo车辆遇袭、一些城市阻止新建数据中心，"古尔说，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分享到好处。即使所有人物质生活都改善，相对不平等仍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至于是否需要新的"科技社会契约"，他认为这是好口号但实践中难以界定，目前各方尚未达成共识。"欧洲或许能提供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但无法仅凭价值观建立替代性技术模式——它首先必须具备足够的技术和经济实力。" 如果给古尔一只10亿美元、无附加条件的风投基金，他会投向哪里？中国的生物技术，具体是面向全球市场开发创新药的企业。"在这一领域，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与中国实际能力之间仍有很大差距，"古尔解释，"中国多年来建设了药物研发的完整体系——科研人才、实验室、医院、临床试验能力和生产能力。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企业可以用更短时间和更低成本，把候选分子从发现推进到临床试验。"

辉瑞为获得三生制药一款抗癌候选药物的授权权益支付了12.5亿美元，阿斯利康计划在2030年前投资150亿美元。"这些交易代表了业内最有经验买家对中国药物研发能力的商业认可，"古尔说，"如果说DeepSeek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AI实力，那么下一个DeepSeek或许会是一种药物，而不是一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