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越南建立了东南亚最具数据驱动力的公共行政体系之一。各部委跟踪绩效指标，各省报告标准化数据，中央政府汇总来自不同地区的信息。

但据香港城市大学（CityUHK）公共及国际事务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Bert GEORGE教授所言，关键问题已不再是越南收集了多少数据，而是数据能带来何种战略价值。

“越南主要关注其运营能力，”George说，“但现在我们有了各省、各市和中央部委的绩效指标。”对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资已见成效。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系统。然而，成功也创造了新的转折点——将运营优势转化为战略方向。

George建议，改革的下一步重点应在于从衡量转向数据赋权的国家战略。这一转变的核心是组建一个整合性的战略委员会，旨在使政府活动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他们已实施了几项非常成功的举措，包括任命一个中央战略与政策委员会，”George说。该委员会不是让各部委和省份各自为政，而是将全国性目标直接与越南的数据系统挂钩。

“他们不是为了衡量而衡量……这实际上是将数据战略嵌入整个政府的战略方法中。”George将这一转变描述为“相当颠覆性的变革”，尤其是在过去两年中表现明显。

从运营能力转向战略能力还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求治理智慧，”George解释道。这意味着不仅要从中央部委，还要从地方政府、大学、企业和民间社会汲取洞见。

许多国家都受困于各自为政的官僚机构和碎片化的数据系统。越南的改革努力连接了各方参与者——包括企业、政治家、学者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同时标准化了数据流，并在系统本身中建立了监督机制。

这些改革正在一个常被描绘为僵化的一党制政治体系中展开。然而，George指出，现实更为务实。

“他们所做的一大部分工作也是赋权私营部门，”他说，并补充说更广泛的战略是减少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为企业家和创新创造更多空间。

大学和国际合作伙伴也被纳入这一进程。“他们有多所大学和国际合作伙伴与他们合作……我认为这确实是成功的秘诀，”George说。

与此同时，官员们坚持认为现代化必须反映国家认同。“我们不只是试图实施西方制度，”他补充道。“他们正在创建一个反映其价值观的越南体系。”George将该国新兴模式描述为一种全系统方法，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整合、人才发展和可信赖的制度。

关于第一支柱，George说：“许多国家犯的错误之一是拥有数百项战略。每个人都有计划，而这些计划往往相互矛盾。”越南的回应是整合——让各方围绕共同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支柱是人才发展。“你想要最优秀的人才，”他说。有效的改革实施需要一支专业且具有战略思维的公务员队伍，能够与私营部门有效竞争熟练劳动力。

第三是信任。“国际公司最喜欢什么？稳定、清晰、透明。”George认为，可预测的监管环境对国内信心和外国投资都至关重要。

他对腐败问题直言不讳，承认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他认为解决腐败不仅需要执法，还需要利用激励措施、适当的薪酬和专业化的管理。

尽管越南取得了进展，George警告不要过度关注关键绩效指标（KPI）。

“他们有一个KPI驱动的系统，”他说。指标可以加强问责制，但过度依赖也可能阻碍创新。“KPI有其价值，但改革者应非常小心不要丢弃其他重要的东西。”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环境中，George认为越南的改革将取决于持续“保持该稳定的稳定，保持该灵活的灵活”。这意味着在允许政策和体系演变的同时，保护长期价值观。他认为，政府需要动态能力和灵活性，而不是僵化的多年计划。

他解释说，越南领导人与学术界以及来自城大和AVSE Global等机构的专家支持之间的合作是关键推动因素。动员海外越南学者和专家的支持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越南的政治体系是独特的，但George相信其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广泛的教训。

首先，按顺序建设：先建立运营能力，然后将其与战略连接。数据应服务于目的，而不是取代目的。

其次，整合至关重要。没有整合，各机构将优化狭隘的指标，而不是国家成果。第三，政府应寻求治理智慧，而不仅仅是更严格的中枢控制。最后，稳定与灵活并存至关重要。

越南仍面临挑战，从腐败风险到官僚僵化，但其从衡量到意义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治理创新案例研究。

在当今许多政府数据泛滥却难以果断行动的时代，越南的经验表明，未来可能不属于收集最多信息的人，而属于那些能将信息转化为战略并在世界变化时适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