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漫长的历史长河，有三股力量推动了人类最重大的变革，疾病、战争和经济增长。通过降低成本，并提高各类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及生产力，人工智能将对这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上，瘟疫和大流行病层出不穷，它们改变了人类人口增长的轨迹。例如，1346年至1353年间，“黑死病”在欧洲、亚洲、中东和北非夺走了7500万至2亿人的生命。

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医疗创新——这些进步和创新有助于延长预期寿命并降低婴儿死亡率——全球人口已从1804年的10亿增长到1927年的20亿，再到如今的80多亿。然而与此同时，有效避孕手段的出现也有助于抑制人口增长。

人工智能有望加速这一进程，通过预防性诊断、更快的药物研发以及更个性化的医疗护理，同时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和数量。借此，它有望降低癌症和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神经退行性脑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它还能通过预测病毒可能的传播路径及突变演变趋势，使我们能够更快地应对传染病暴发。事实上，人工智能已被用于对抗抗菌药物耐药性。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有望大幅降低医疗保健成本——这一领域过去长期未受技术进步的影响。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2022年的一张图表所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医院服务成本的涨幅超过了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涨幅。

战争是反复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二股力量。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7000万至8500万人丧生，其中近3000万人死于苏联。这些损失给苏联带来了深远的人口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因为死者中许多是处于劳动年龄的年轻男性。 更广泛地说，武装冲突会摧毁生产能力，扰乱日常生活，并阻碍刺激经济增长所需的投资。

当然，技术进步使战争的破坏力大大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首次大规模机械化冲突，涉及批量生产的枪支、坦克和飞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大规模的军工扩张，将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拉了出来，并推动了战后数十年的增长。

随着各国日益依赖无人机和自主武器，人工智能正引领着一个技术驱动的冲突新时代。 在乌克兰战场上，无人机造成的伤亡占总伤亡人数的70%至80%。在伊朗战争中，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加速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到追踪潜艇和收集情报，不一而足。

历史变革的第三大驱动力是经济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经济，为纳粹主义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同样，1929年的股市崩盘——加上1930年代的银行恐慌和“尘暴”灾害——使数百万美国人陷入贫困，流离失所者的营地（“胡佛村”）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经济转型在带来动荡和绝望的同时，也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工业革命释放了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重塑了社会，并将人类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快速的工业化和机械化，随着劳动者从农业转向制造业，进而进入服务业，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不断重新定义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农业就业占比从20世纪初的40%以上下降到如今的不到2%。

早期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将极大提升生产力，特别是在知识型产业中，尽管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尚无定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为全球GDP增加约13兆美元（约52.4兆令吉）；而麦肯锡2023年的一份报告则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每年可创造2.6兆至4.4兆美元（10.4兆至17.7兆令吉）的经济价值。

然而，人工智能的破坏性潜力同样巨大。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引发“就业末日”的警告日益普遍，矽谷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预测，到2030年代初期，人工智能将能够胜任80%的现有工作，从而使传统就业形式变得过时。

无论这些黯淡的预测是否成真，大规模的就业替代都可能颠覆经济和社会的结构。随着政府面临提供收入支持的压力日益增大，这还可能大幅扩大国家的作用。

诚然，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即便在当下，这项技术似乎注定将彻底改变我们防治疾病、进行战争、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并最终改变我们对人类独特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