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但AI技术进步并未普惠性地让所有行业、企业和家庭受益，反而扩大了行业间、企业间、群体间和地域间的差异。事实上，中美经济均呈现明显的“K型分化”，K型分化并非中国独有现象，而是已演化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全球性现象，与之相应的是“低就业增长”现象。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受益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旺盛而发展较快，处于该行业和企业的群体的收入和财富急剧增长；但同时，另一部分传统行业如房地产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受制于需求和订单不足而持续下行，处于该行业的群体的收入和资产价格持续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
如何看待这种K型分化？经济K型分化与总量增长的关系是什么？中美K型分化的特征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对政策有哪些启示意义？
当前，中美均呈现AI相关产业增长、资本开支和资产价格表现较强，而传统部门和普通居民感受相对偏弱的现象。但由于中美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环境和产业基础不同，两国的经济总量表现和K型分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1、中美都出现了“AI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化，本质是资源分配问题。新一轮AI技术和产业革命之下，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传统行业涌入新兴行业，由此衍生出增长与就业分化、实体与金融分化、宏观与微观背离等一系列分化。
中国的分化主要源于行业间分化，美国的分化则更突出表现为群体间分化。
中美都存在行业间和群体间的分化，但分化的重心不同，中国的分化以“行业”为分界线，不同行业景气分化，导致不同居民就业收入和体感分化；美国的分化以“群体”为分界线，由于不同群体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不同，资本市场繁荣和高利率的组合，分别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加剧了不同群体的财富、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分层。
从中国方面看，新旧动能行业间景气落差明显，并进一步向企业盈利、居民就业和收入传导。新动能加快成长，2026年1—7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AI产业链商品出口增长50.1%，资本市场科技板块大幅上涨；但旧动能仍在收缩，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链持续调整，并通过产业链、居民财富、地方财政和就业收入等渠道广泛传导。新动能更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而非劳动密集，吸纳就业的能力弱于旧动能，因此从影响群体范围看，受旧动能冲击的群体多、新动能影响的群体少，这种非对称的影响直接影响社会预期以及对宏观数据的认知。总量层面，新动能尚难以完全对冲旧动能缺口，需求不足与物价低迷并存。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AI驱动资本开支（投资）大幅增长与资本市场繁荣，但股票资产高度集中，繁荣的收益主要流向高财富、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消费强劲并支撑总体消费韧性，中低收入群体则面临就业放缓、工资增速走低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多重挤压。总量层面，美国经济增长总体呈现韧性，通胀和利率偏高。
3、中美K型分化对两国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环境不同，美国经济总体呈现一定韧性，中国经济相对承压。
一是AI发展对中美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不同。AI资本开支增长与资本市场繁荣足以“扭曲”美国经济周期，但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有限。美国AI产业链优势和投资需求集中于上游硬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较大；中国AI资本开支高速增长但绝对规模低于美国，企业更加侧重工程优化而非堆砌算力，且AI产业优势主要在中下游应用环节，商业模式建立和投资需求释放更需要时间。
二是传统部门对中美经济的拖累程度不同。尽管中美房地产等传统部门均面临一定压力，但中国传统部门收缩更为显著，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强于美国。深层次原因在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房地产正经历从传统增长动能向新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调整，房地产行业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完成出清和转型；美国房地产则已在2007-2012年经历深度调整，当前压力更多来自高利率对需求和交易的阶段性抑制，行业结构性调整压力相对较小。
第一，经济分化并非中国独有，AI技术革命之下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分化。
第二，并非所有分化都是坏事，有些分化本身就是政策推进的目标，应区分结构转型中的正常分化与需要警惕的失衡分化。中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旧动能退坡、新动能成长，资源向高效率部门集中，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一是AI发展的盲目跟风和投机式投资，一些地方在AI等热门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概念炒作、盲目扩张，浪费财政金融资源，还可能放大局部泡沫；二是放任分配不均，如果技术进步的收益长期集中于少数企业、群体和地区，而转型成本持续由中小企业、普通居民和困难地区承担，阶段性的结构差异就会固化为收入、财富和发展机会的差距。治理K型分化的重点，是促进创新成果扩散和转型收益共享，防止正常分化演变为长期失衡。
第三，总量承压与结构分化并不矛盾，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两个相伴相生的结果，在关注分化的同时不能忽视总量问题。不能因为有新动能的亮点，就忽视传统部门收缩带来的总量压力，更不能陷入“有了AI就不需要总需求政策”的误区。在新旧动能完成有效接力之前，必须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为转型营造适宜的宏观环境。
第四，技术进步不会自动转化为普遍的就业和收入改善，K型分化下的分配矛盾亟需重视。AI牛市提高了部分企业的利润和市值，但多数居民较少分享资产升值收益，其消费能力仍主要取决于就业和工资。同时，AI时代的造富能力和岗位替代能力远超以往，如果新技术集中于少数行业和企业，与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联系不足，收入和财富分配极化将进一步加剧。这要求财税和分配制度加快适配，使创新成果更广泛地进入生产体系和居民收入循环。
政策上，应更加注重宏观指标改善与微观主体感受的统一，加大对关键技术突破、国内产业链配套和创新应用扩散的支持，增强新动能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和就业的带动作用；稳妥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及重点地区转型压力，避免旧动能过快收缩形成较大的需求缺口；同时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新动能发展更多转化为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形成更加顺畅、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