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2026年3月2日中午，晚期胃癌患者王明（化名）结束了三天的化疗清淋，接受了一款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试验药物的回输，7个小时后，他被发现陷入昏迷，63天后在家中去世。财新获得的病历显示，昏迷时CT影像中他已出现双侧自发性硬膜下出血，即俗称的“脑出血”。

王明时年49岁，确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此前已经接受一线治疗全胃切除术和替吉奥加奥沙利铂的6次化疗，出现了腹膜后淋巴结转移，又做了二线治疗白蛋白紫杉醇加呋喹替尼的4次化疗。他参与的是创新药企易慕峰生物的IMC002的III期临床研究，他所在的试验点是上海长海医院。

药企、院方及研究者称这起严重不良事件（SAE）和试验药物无关，而是清淋时使用的化疗药物引发。

据病历记载，SAE上报后，主要研究者、长海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罗天航判断，这不是CAR-T相关的严重并发症CR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也不是ICAN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而是与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氟达拉滨、白蛋白紫杉醇相关。

为何做出如此判断，罗天航对财新解释，第一细胞治疗虽然会有一定的ICANS的风险，但是它不表现为出血或者是凝血功能障碍。第二，输注距离出血的时间实在太短。“ICANS大多数表现为癫痫或者脑水肿，但是没有一个是引起脑出血的。”反而可能是清淋过程中化疗药物导致血小板降低增加了出血风险。

王明的妻子程华（化名）对此感到无法理解、难以接受。“我们预料到最坏的结果，就是药物没有效果，疾病进展，这我能接受。但没有想到会这么惨烈，他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就这样睡过去。”程华称，院方和研究者以内部资料为由，拒为家属提供正式的书面报告。

需要强调的是，末线癌症患者参与新药临床试验，往往已是穷尽其他治疗手段后的孤注一掷，受试者死亡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本次事件的核心并非有受试者死亡，而是双方对于脑出血和药物的关系判定不一，且知情同意书中对相关风险提示的充分程度。

要证明脑出血和药物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需尸检，或者做医学鉴定和司法鉴定，程华告诉财新，她没有做尸检，因为情感上难以接受。7月，她与院方和药企难达一致后，已开始通过司法路径求偿，在走鉴定程序。

据财新从药企和患者双方查询，患者死亡证明中所写的死因并非脑出血，而是胃恶性肿瘤。程华解释，王明在输注CAR-T后，不仅出现了脑出血，药物也没有疗效，肿瘤没有得到控制，大部分时间在昏迷中。她不否认死因与胃恶性肿瘤有关，但在后续的鉴定中更要厘清，死因中脑出血和胃恶性肿瘤的归因占比。

易慕峰则表示，患者最终死亡证明是于家中死亡，死亡原因为胃恶性肿瘤。本临床试验已按法规要求设置临床试验损害补偿机制，后续处置将严格依据调查认定结论推进。

从手术到首次化疗，王明的主治医师都是罗天航。“一开始我们出现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的时候，他就推荐我们进组，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二线治疗，不符合入组条件。”程华回忆。后来王明在外院做了二线治疗，2025年12月，又被建议入组参加临床试验，一家人同意了。

王明的入组过程很顺利。经过一系列检查后，1月14日，他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正式入组；2月24日住院准备回输事项。

在回输前，要用化疗药物做淋巴细胞清除预处理，俗称“清淋”，这是为了为CAR-T细胞在体内的生存、扩增创造最佳的微环境，起到更好的疗效。清淋持续了三天，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尚好。“虽然有点虚弱，但是人能吃能喝能睡能走。”程华说。

病历显示，王明在12时12分输注完成，未发生不良事件；19时30分出现嗜睡、呼之不应；头颅CT平扫显示“双侧大脑半球硬膜下出血，左侧颞部为著；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大脑半球肿胀”“ 双侧额部硬膜下少许积液，左侧为著”。

医院在联合脑外科会诊后得出意见，当日立刻为王明开颅，即“行双侧硬膜下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

据财新了解，术后王明随即转入长海医院ICU，后又转入上海一家康复医院，期间曾短暂清醒，他的肿瘤也在持续进展。程华在4月26日感到他情况不好，在当天办理出院带他赶回老家，同日离世。

王明3月2日脑出血后，这起严重不良事件（SAE）和试验药物无关，不是CAR-T相关的严重并发症CR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也不是ICAN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而是与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氟达拉滨、白蛋白紫杉醇相关。

罗天航解释，ICANS大多数表现为癫痫或者脑水肿，但是没有脑出血。同时因为化疗清淋药物导致的脑出血也不多见，他判断，“这个病人身体相对偏弱，可能在清淋过程中出现恶心呕吐，同时加上化疗药导致血小板降低，可能增加了他的出血风险。” 他向财新确认，患者在回输前做了脑部的核磁检查，排除了脑出血的风险，在回输后发生脑出血没有任何预兆。在SAE发生后他立即向医院伦理委员会上报，他的判断也得到了伦理委员会的认可。

目前被医学界认可的CAR-T产品的风险主要有三，在王明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中有所提及。

一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这是在CAR-T治疗中常见的细胞因子相关毒性，是一种由高水平免疫激活而导致的非抗体特异性毒性，多数于接受CAR-T细胞输注后一个月内发生，患者会出现高热和流感样症状等，出现的时间点与T细胞在体内扩增高峰的时间点相吻合。

二是清淋预处理，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是最常用的方案，还会考虑在此基础上增加白蛋白紫杉醇。其毒性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的血液毒性，也会增加感染的机率。

三是免疫效应细胞相关血液毒性（ICAHT）、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CARAC）等。知情同意书明确，这些风险在治疗过程中会被严密监控,通过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和医生的专业判断,经过医生及时专业的对症处理后，大多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或缓解。

院方判定是清淋引发的出血。但是ICANS和CARAC也值得重点关注，理论上或引发脑水肿、脑出血。其中，前者是促炎细胞因子破坏血脑屏障、进入脑脊液、激活脑血管内皮细胞。据2022年刊发在《Radio Graphics》的一项研究综述，ICANS一般在输注后第四天出现，也可以在输注后第一天出现。患者少见的MRI表现包括急性颅内出血。

在一位常年开展CAR-T疗法的、不具名的三甲医院血液科医生看来，一部分ICANS即反映为脑水肿。理论上来说，在输注后数小时内出现，不能排除和CAR-T相关，很有可能是脑水肿影响脑部血管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状况。

CARAC则是CAR-T治疗之后，凝血系统和血管内皮发生异常，导致出血或者血栓。这通常是自发性出血，可以累及多个部位，如消化道、呼吸道，包括颅内出血。据2025年刊发在《Annals of Hematology》的一项研究，CARAC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研究人员推测CRS可能破坏凝血和纤溶之间的平衡。凝血异常往往发生在CAR-T输注后第6-10天，但也有研究提及更早发生的案例。

“CARAC任何地方的出血都有可能。说实话，你全身的出血，比如鼻子出血，口腔出血，消化道出血，经过积极处理，不太会危及生命。”前述医生说，“主要就怕脑袋出血，如果止不了一般都致命。因为它里面出血，只能往内压，危险性非常高。” 而一位做CAR-T研发的人士则对财新指出，从回输的时间看，仅仅几个小时，体内CAR-T细胞的数量不太可能会增加到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阶段。同时，由于血脑屏障存在，CAR-T细胞也不容易入脑，进而引起脑部损伤。

他强调，一是要确认CAR-T细胞回输的剂量是不是过高？是否存在大量输注后由于应激反应造成的血管损伤。按照病历中所述，患者回输的剂量是2.9108个细胞，是在正常范围，“一般血液瘤用的是5106/KG体重”。

此外还要确认患者是否此前存在脑部血管问题，比如由化疗导致的脑血管损伤，而这种系统性损伤根据现有临床手段很难判断。“这次回输CAR-T加上化疗清淋，可能只是一个诱因。”该CAR-T研发人士说。

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对财新坦言，通过现有病历和资料，为脑出血归因很难。“你就算做尸检，也未必能把这个事情彻底掰扯清楚。只是有可能看到细胞因子增高，体内的免疫细胞增加。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定有关？有时候也很难关联起来。”前述医生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成因复杂，但这次脑出血在此前或有端倪。财新在王明的病历中看见，在他回输的前一天，即3月1日，他的血小板已经低于正常范围，凝血也出现了异常。血小板正常值是125-350109 /L，王明仅为55109 /L。纤维蛋白原正常值是1.8-3.5g/L，王明是1.06 g/L。

这两项合并出现往往代表着——若临床未做进一步处理，如输纤维蛋白原和冷沉淀，患者出血风险已经极高。

王明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处于事业的上升期，程华坦言他的离世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打击很大。

程华认定先生的脑出血与药物相关。她基于此认为，临床试验前的知情同意并不充分。因为在知情同意书中，仅写了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CARAC）等等，但她并不知晓这可能意味着脑出血。“如果医生提了的话，我们会提高警惕的，仔细再问一下，这不是小风险。医生给我们说的风险主要是细胞因子风暴，说都是可控的。我们没有获得完整的知情权，我们就做不出更好的判断，这就失去选择权了。”

对此，罗天航表示，知情同意书中提到了有可能会引起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只是没有专门说具体的部位可能是脑，“总体来说脑出血是非常罕见的。” 在发生这起脑出血事件前，IMC002传来捷报。数据显示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较好。

2026年1月，在全球最负盛名的肿瘤学大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的胃肠道肿瘤研讨会上，易慕峰公布了它在晚期胃癌/胃食管结合部癌（GC/GEJ）患者中的I/IIa期临床研究最新数据。这款药物靶向CLDN18.2，国内已有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截至2025年8月，有16例患者接受了IMC002单次输注治疗。在疗效方面，在15例可评估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RR）达到 66.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7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为10.3个月。

在安全性方面，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所有患者均发生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但是CRS均为1-2级，这代表程度轻、临床可控；亦未观察到ICANS或治疗相关死亡事件。

在前述三甲医院血液科医生看来，这款药物能获得药监局批准、走到受试者150人的III期临床，可能代表在此前的研究中未发现此类病例，是偶发的个案。

事发后，医院及药企认为与试验药物无关，但愿意支付一笔人道主义补偿。程华不接受，“责任就是责任，不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爱给就给，给一点也是施舍、同情、怜悯。”

在知情同意书的“研究损害赔偿”一节中提及，“经相关部门鉴定，如确因本次研究引起的不良事件对您造成伤害，我们已为本项研究购买了保险，将承担您由此造成的相应医疗费用及相关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据程华引述的院方说法，这笔费用已经投入到开颅手术和ICU的救治中了，“他们说我们已经花超了。”

目前，程华已经在走司法程序，尚未立案。她的主张是获得人身损害赔偿，“我是要（他们）赔偿，但它必须是在一个合法的范围之内，而且是一个合法的由头。” 忆及数月的维权经历，她的感受是“特别弱势”。在临床试验中，患者一方的失权并不罕见。曾有一名接手受试者维权案的公益律师对财新感慨，临床试验自有专业性和信息壁垒，又是患者多年跟随的主治医生推荐入组，因此出现损害后更难维权。

另一方面，具有相关业务能力的司法鉴定机构有限，如果药物副作用与患者损害结果的关联明确，仅鉴定医方救治是否得当、及时，难度会低一些。如果试验药物副作用尚未充分发现，通过司法鉴定来认定因果关系和医方过错就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