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当美国人迎来9/11恐袭25周年之际，凯瑟琳·帕拉迪诺将通过当年那个尚未看懂眼前景象的6岁纽约女孩的视角来回忆那一天。

当时帕拉迪诺是布鲁克林的一名幼儿园学生，突然学校广播开始点名让同学们回家。

最终，她的母亲赶来接走了帕拉迪诺和她的姐姐。在回家的路上，小女孩望向曼哈顿方向。

“就像一条分界线，”帕拉迪诺最近对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表示。“从大桥往后全是一片漆黑。”下午天空的另一侧依然晴朗湛蓝。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黑的？”帕拉迪诺回忆起自己当时的问题。“她只是不停地捏紧我的手，我们继续往前走，”她说。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帕拉迪诺在布鲁克林贝脊的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学院教幼儿园，她班上的3岁孩子们出生时，距离塑造了他们老师童年的那场袭击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她是该校几位对9/11的记忆可以追溯到自己学生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之一。

在这个周五全国进行纪念的日子里，他们正在教导孩子们一段对他们而言极其个人化、但学生们只当作历史来了解的事件。

他们的校长凯茜·库拉托洛有着更深刻的个人联系——那天早晨，她从学校屋顶目睹了一座大楼的倒塌，当时她还不知道她最小的弟弟、31岁的纽约消防局消防员罗伯特·库拉托洛就在大楼底下。对于帕拉迪诺年幼的学生来说，课程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

“我不会深入讲述9/11的事件，”她说。“他们太小了，所发生事情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他们目前的理解能力。”相反，她教导他们当有人受伤时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能在没人要求的情况下收拾好玩具吗？我们能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她说。“用任何方式向我们爱的人表明我们就在他们身边。”

对于四年级老师伊丽莎白·贾奇诺来说，关于9/11的记忆始于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贾奇诺当时是布鲁克林瓜达卢佩圣母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她的老师接听了一个电话，然后告诉全班同学双子塔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周围的好多同学当时就尖叫和哭泣起来，因为他们的亲戚在城里工作，”她说。

透过窗户，贾奇诺看到了浓烟。家长们开始陆续赶来，但贾奇诺和她的姐姐留了下来，因为她们的母亲在这所学校工作。“当时我只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她说。

多年后，当她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另一段记忆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贾奇诺想起当孩子们在周围哭泣时，她自己的老师是多么的镇定。

“我甚至不知道她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或者她是否经历着什么个人状况，因为她心里想的全都是我们，”贾奇诺说。“所以这也是我每次都要确保对我的学生做到的事情。”

尼基·弗雷加拉现在是圣帕特里克学校的三年级老师。9/11当天，当一通电话打断她的第一堂课（历史课）时，她正读高中高三。

“我很抱歉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但我恐怕双子塔被撞了，”她回忆起老师当时说的话。学生们走到窗前。“我们看到了浓烟，”弗雷加拉说。

她记得自己在走廊里哭泣和尖叫，学生们聚集在礼堂的小箱式电视机前观看新闻。弗雷加拉担心她的父亲，他的工作需要去城里的各个建筑；她还担心在附近工作的姐姐和姐夫。

如今，她引导她的三年级学生避开血腥的细节，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冲向危险的急救人员。“帮助他人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弗雷加拉说。

她传达给孩子们的讯息是：“永远不要忘记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英雄。”然而对库拉托洛来说，她向学生们讲述的英雄是她的弟弟。

2001年9月11日，库拉托洛正赶去参加一个校长会议，当时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一架飞机撞击了世界贸易中心。

在会议上，她和其他校长在电视上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击大楼，随后返回了各自的学校。

库拉托洛有四个兄弟，其中三个是消防员，一个是警察。她的母亲最初打电话让她安心，说四个人都平安。库拉托洛把注意力转回学生身上，后来走上了学校屋顶。

“我看到第二座大楼倒塌，却没有意识到那座大楼杀死了我的弟弟，”她说。

罗伯特·库拉托洛担任纽约消防局消防员已有六年，被指派到曼哈顿的第16云梯消防车队。

凯茜说，袭击开始时罗伯特刚刚下班，他同另外两名消防员坐一辆警车赶往世界贸易中心。其中一人幸存了下来，这让家属得以在事后了解到罗伯特那天早晨的部分所作所为。

凯茜说，罗伯特开始引导迷失方向的人们远离坠落的碎片。第一栋大楼倒塌时，他正位于双子塔之间的连廊里。库拉托洛幸存了下来，随后又返回了废墟中。

凯茜说，她的家人了解到，罗伯特将一名双腿骨折的男子通过废墟拉到了街上。她说，当第二座大楼倒塌时，罗伯特钻到了一辆消防车底下，但它无法承受倒塌的威力。

人们曾问凯茜，他在死里逃生一次后为什么没有离开。“那不是他的为人，”她说。“我们也不是那样被抚养长大的。”

然而，这并不是她希望学生们了解的全部罗伯特。作为八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罗伯特风趣、随和且热爱运动。他喜欢电影和旅游，而且在凯茜的记忆中，他几乎总是迟到。

“所以他最终准时到达了世贸中心，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你唯一一次准时到达的地方，”她说。

就在9/11发生前三周，罗伯特刚刚在迪士尼世界举行了婚礼。那场婚礼是凯茜见到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不过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她还通过电话跟他交谈过。

“我想让他们知道，罗伯特——他是一个像他们一样普普通通长大、普普通通的孩子，”她说。

库拉托洛记得在大约10周年纪念日时，她意识到学生们对9/11越来越没有任何记忆了。

“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除非他们从学校的我们这里，或者从经历过这一切的父母那里学到，”她说。

如今，她表示，习惯了智能手机和即时通讯的孩子们惊讶地得知，当年的幸存者有时甚至无法联系上他们的家人。

她向他们讲述停飞的飞机、推迟的棒球比赛以及挤满人的教堂，并回忆起袭击发生后，“人们对彼此更加友好了”。

二十五年后，库拉托洛说她还希望学生们明白，铭记悲剧并不意味着让悲剧定义自己的人生。

“我的弟弟永远和我在一起，但我不会让9/11定义我，”她说。“你可以在经历悲剧后依然过上美好的生活，因为逝去的人并不希望你停止生活。”

她的家人通过奖学金基金会、慈善工作以及对“地道到塔楼基金会”（Tunnel to Towers）的支持，继续纪念罗伯特。凯茜依然把罗伯特算作库拉托洛家的八个兄弟姐妹之一。

“我们有八个人，”她说。“四个住在佛罗里达，三个住在史泰登岛，还有一个在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