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宣布，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将成为他正在组建的一家新国防科技公司的首席投资者。

这证实了费多罗夫两天前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仅暗示过的一点：他向投资者兜售的从来都不是无人机。

在那次采访中，他还暗示自己准备用无人机战术专长去换取“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帮助乌克兰度过冬天，这实质上是用战场知识交换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武器之一。

在卡普的名字出现六周前，费多罗夫曾是乌克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

在他7月离职的第二天，意大利国防部长就邀请他以顾问身份前往罗马。

据报道，资产高达440亿美元的帕兰提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普不久后便打电话给他，讨论合作事宜。

两人都不是为了乌克兰的硬件而来，他们真正想要的，恐怕是费多罗夫在运营生产这些硬件的系统时所学到的经验。

那个系统由战场、失败、反馈、重新设计、测试以及重返战场组成。

Brave1是基本上由费多罗夫一手创立的国防科技集群，以采购迅速而闻名——两年内获得500多项资助，并在几周内通过原型认证。

然而，单纯的速度并非其优势，真正的资产是来自现实世界经验的快速反馈循环，其中包括战术失败时士兵付出的生命代价。

军事理论家约翰·博伊德认为，战斗的胜利属于那些“观察、调整、决定、行动”的循环速度快于敌人适应能力的一方。

乌克兰不仅制造武器的速度更快，而且在俄罗斯利用其失败之前，缩短了“失败与纠正”之间的反馈循环。

新冠疫情暴露了民用版本的同类紧急情况：由于即时的人类生命代价发展得比普通机构所能容忍的速度更快，试验、制造和监管审查得以并行推进，从而将疫苗研发周期从数年压缩到几个月。在乌克兰，这种循环很难被纳入传统的指挥链。

一个专为快速实验和自主采购而建立的组织，即使在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里，也可能会与为指挥和问责而建立的机构发生冲突。

据报道，费多罗夫于7月离职，是因为他与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且他的部门是自主采购，而非根据总参谋部和军方的要求进行采购。

归根结底，乌克兰最快的学习系统仍然要对它原本旨在超越的指挥链负责。其中一些动态在台湾也可能看得到。

台湾军方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舰船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台岛周边活动，这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威胁。

然而，8月27日，台北反对党控制的“立法院”否决了政府购买无人机的2100亿元新台币（合6.6亿美元）特别预算，并转而通过了一项在六年内支出2400亿元新台币的替代方案，通过常规预算分年度拨款。双方对威胁的看法达成一致，但分歧在于机制及其速度。台湾有资金以堪比乌克兰的规模资助生产，也有技术进行制造。

它所没有的，是乌克兰那种每天都在证明“犹豫就会送命”的残酷现实。

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的迫切需求，使得乌克兰的Brave1能够以和平时期机构难以企及的速度运转。

与此同时，在日本，一个防务省机构于8月25日宣布，已选择Terra Drone的拦截机，在快速采购计划下推进量产。通常需要一两年的选择过程被压缩到了不到三个月。在38家竞标者中，4家接受了测试，1家被选中。日本正试图引入乌克兰速度的一个特征。

但是，尽管它可以效仿采购技术并购买源自乌克兰的硬件，却无法引入使该技术成为必要的战场。

因此，费多罗夫的新公司比日本或台湾政府的任何一项倡议都更具实验价值，而且这已不再是一个投机性的项目。

他筹集资金不是为了出售无人机，而是试图弄清楚，孕育这些无人机的循环——快速选择、失败的原型、简短的反馈循环以及针对眼前问题的资金——是否能够在俄罗斯的袭击和乌克兰的伤亡之外的其他事物上运行。“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典型的风险投资基金，”费多罗夫说。

他的新投资工具预计将以他曾经领导的部门选择采购的方式来建立企业——根据实战考验中的生存能力来决定，而不一定是通过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被复制，日本已经在自行建造；其采购模式也可以被复制，台湾也已证明自己能够以相当的规模资助生产。

但它们都不具备产生乌克兰式学习机制的具体条件——即带有直接人类生命代价的失败。

费多罗夫以及如今卡普的资金，即将验证这种速度是否能在孕育它的战争之外存活下来。

亚洲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强国，并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力量日益增强。

乌克兰的战争表明了第三种力量：一个组织犯错、发现错误并加以修正的速度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