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马桶里漫开一片血红，李可知道，父亲或许熬不过去了。当时她正陪着患淋巴瘤的父亲住院治疗。随着治疗副作用逐渐展现，父亲的骨髓抑制愈发严重，血小板持续偏低，每周需要输血两到三次。在无法及时输血的日子里，老人经常感到浑身酸痛、头晕乏力。输过血后，才能短暂恢复一点精神。然而，即便是在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用血都吃紧，后来转到下级医联体医院，用血更难。

为了给父亲供血，李可几乎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但对于“下一次用血什么时候能到”，医生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最终李可朋友的丈夫发动了所在的足球队互助献血，父亲才勉强撑过了两周。

李可至今忘不掉那个凌晨。她推着轮椅，送父亲去卫生间。片刻后，父亲突然消化道出血。李可把父亲抱起，看到马桶中已满是鲜血。值班医生赶来，并告诉李可，最快也要次日早上才能申请调血，但能不能调到，没人敢保证。

但父亲等不到了。消化道出血还在持续，最终堵住了呼吸道。由于血象极低，为防止诱发致命性大出血，医院没有办法进行任何介入操作。救命的血液，始终没有等来。

“这不是个例。”李可后来加入白血病病友互助公益平台“暖白小屋”成为一名工作人员，屡屡看到相似的故事，“很多血液病患者最后都是这样。” 血液，是无可替代的稀缺资源，也是无数患者的生命线。急诊、外科手术、血液病治疗，都离不开充足、安全的血液供给。

血液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自愿无偿捐献。这份无价的馈赠，亦是社会文明的标尺。

自1998年《献血法》实施起，中国无偿献血事业的进步有目共睹——无偿献血人次、献血量持续20多年增长，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千人口献血率从1998年的4.8提升到2023年的12.2，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

但在令人鼓舞的数据背后，用血问题如今也直面严峻挑战。8月28日，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年无偿献血人次1510.9万，献血量2549.8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10.9。三项关键指标均较2023年下降约11%。

采血总量同比下降，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老龄化，用血需求却有持续增长趋势，供需之间的缓冲空间正在变小。由中国输血行业协会组织编写的2024年，全国总献血量为2692.7万单位，而临床用血需求约3300万单位。

逐渐积累的供需压力，正推动血液保障体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提高血液保障能力，到2030年，献血率要达到每千人13人次。

施行近30年的《献血法》也迎来首次系统性修订。按照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献血法》修订草案年内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次修法最引人瞩目的一项变化，是延长献血年龄、缩短献血间隔，献血年龄上限拟由55周岁延长至65周岁、全血献血间隔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持续多年的血液“紧平衡”问题能否解决？

用血等待，正在成为不少重症血液病患者治疗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林雪的父亲今年4月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M4。在治疗过程中，最让她焦虑的是漫长的“等血”。

父亲得的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骨髓无法正常生产健康、成熟的血细胞。随着病情进展，父亲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不断下降。“一般血红蛋白降到60克/升（g/L）左右，医院才会帮忙申请用血。”林雪告诉财新。但真正开始申请后，她才意识到，申请并不意味着能够马上输上血，“医院在广州增城区，离中心城区比较远，血一直很紧张”。

她记得，父亲的血红蛋白最低降到40多g/L，血小板一度跌到个位数，“这种指标已经很危险了，但还是没有办法及时输上”。每天，她都会追问医护人员有没有消息，“已经帮你申请了，再等等。”至于什么时候能等到，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每到寒暑假和节假日，医院血液供应更加紧张。

“真正着急的时候，只能一边等，一边想尽办法找亲友互助献血。”林雪回忆，父亲治疗期间最长等了十几天才输上血。

血液病患者的治疗常需依赖红细胞、血小板支持。以白血病为例，“白血病每一轮化疗都会摧毁造血功能，几乎每次疗程都要输血，移植清髓阶段也需要大量备血，如果不及时输血，可能会延误治疗或出现并发症。”一名血液病患者家属介绍，一旦血液供应不足，患者只能选择延迟治疗，或通过药物暂时维持。

在血液病患者中，这样的等待并不罕见。2024年，淋巴瘤之家、“暖白小屋”、骨髓瘤之家三家患者组织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1300余名患者的调研显示，52.5%的血液病患者曾经历1至3天的用血等待，28.4%的患者等待时间达到3至5天，19.1%的患者等待超过5天。调研显示，89%的白血病患者治疗期间需要输血，而在需要输血的人群中，约九成曾遭遇不同程度的用血紧张。“等待的过程中，要不就硬扛，要不就用其他药物替代。”“暖白小屋”负责人九九说。

医院普遍的用血原则是优先保证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血液病患者和择期手术患者需要等待。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刘忠军有不少需要手术的骨科肿瘤患者，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因为缺血影响治疗。每次手术前，他会按手术计划预估术中患者失血量，提前向输血科申请备血。血源紧张时，他会被告知“现在没血”“你要的血不能按量供应”。有些脊柱肿瘤患者一次手术就需要几千毫升血，“比如我们需要2000毫升血，输血科说只有400毫升、800毫升，那手术就做不了。”对部分需要及时手术的肿瘤患者而言，延误恐影响治疗效果。

过去更多出现在节假日前后、天气炎热或寒冷时的阶段性和季节性用血紧张，正变成全年性的“紧平衡”。在财新以市民身份咨询多地血液中心和血站时，工作人员普遍表示“常年缺血”“一直供不应求”。“我们大医院急诊用血还是能保障的，但全院用血紧张是一直存在的，节假日就更明显。”武汉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说，这两年医院内部要求血红蛋白低于60g/L时再给病人输血。而据《手术及创伤输血指南》，低于70g/L时就应考虑输血。

在一些医生体感中，这种供需矛盾近年正呈加剧之势。“临床用血和供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缺口大，好多患者都输不上，是不是人们都不献血了？”武汉一家三甲医院血液科医生感到困惑。

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黄磊曾经在一份《关于提升区内居民无偿献血积极性的建议》中指出，北京市当前面临红细胞供应紧张、供需矛盾加剧等困境；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例，2024年红细胞供应量减少30%，需求量增加10%，红细胞缺口为三分之一，医院自己动员献血但还是杯水车薪，临床用血安全堪忧。

对患者来说，当正规血液供应难以及时覆盖需求时，亲友互助献血往往成为他们获取血液支持的惟一路径。

陈芸的弟弟今年2月确诊T母细胞淋巴瘤，她陪弟弟在天津求医，现在弟弟即将进入移植阶段，从治疗第二个疗程开始，就需要不断输注悬浮红细胞，前后已有十余次。每次化疗后，血液指标都会下降，血红蛋白达到医院的输血指标后，家属便需要重新申请用血。

“我们以为就是血低了之后，大夫给我们约血，到时间直接输。”直到一次弟弟的血红蛋白已经降到每升4克多，血却迟迟没有来，她才再次询问医生。答复是，还需要先完成互助献血，“得有互助献血存的血在血库，然后才会给我们发血”。在不少医院，患者家属口中的“1∶1置换用血”几乎成为公开的运行规则。此后，陈芸和家人开始四处联系能够献血的亲友，先把血“存”进去，弟弟的用血才稍微快了一些。

互助献血之后，也依然要面临持续的等待。陈芸说，在天津治疗期间，即便完成了互助献血，患者仍要排队等待，“如果别人的血红蛋白降得更低，医院会先给他们输，我们的指标稍高一些，就只能往后排”。

由于家乡距离遥远，加上父母年龄较大，能够参与献血的家庭成员十分有限。治疗期间，陈芸和姐姐都曾多次参与献血，但献血间隔限制使其无法长期满足弟弟持续输血的需求。

无奈之下，陈芸只能通过他人介绍寻找献血者。她回忆，对方以互助献血者身份定向献血，但在实际过程中，家属会给予一定的“营养费”，“心里面知道，本质上就是花钱找人献血”。

类似情况也被九九观察到。对那些需要频繁输血的慢性病患者而言，亲属的资源往往最先被耗尽。等到半年、一年过去，亲戚、朋友能来的都来过了。有的家属就会去血液中心门口寻找所谓的“血牛”。她曾了解到，同血型的两个单位（一个单位为200毫升）血液，通过这类渠道寻找献血者，费用大约需要5000元。

这条灰色路径的形成，与曾长期存在的互助献血机制相关。互助献血制度设立之初，是为弥补常规自愿献血库存缺口，当患者血液库存不足时，可动员亲属、亲友、熟人定向献血，血液中心匹配等量血液定向供给对应病患。“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这套机制曾短期缓解部分重症家庭的燃眉之急。

一些不法“血头”借机规模化运作，肆意抬高用血成本，形成灰色交易链条。为遏制血液买卖、消除采血安全隐患，2017年9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文件，明确除边远地区外，各地原则上逐步压缩互助献血规模，并要求2018年3月底前全面停止该项业务。北京、南宁、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陆续取消互助献血政策。2025年12月，《献血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第十五条关于互助献血的条款，互助献血将从法律层面正式消失。

但互助献血并未真正消失。“没有血用，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前述急诊科医生说。面对“等血”的重症患者，一些医护只能默许隐性定向操作，陷入“供血需求”与“合规监管”的两难。

天平一端，医疗服务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临床用血需求节节攀升；另一端却直面献血人群减少、献血意愿走低的现实压力。

“需要用血的病人越来越多了。”陈芸不只是一名血液病患者的家属，还是一名血液科的护士。她观察到，近年不少医院都在扩张科室、增加床位，尤其是血液科，“比如原先一家医院有一个血液科就差不多了，但现在血液病病人很多，就需要从一个病区变成两个病区，把病人都收进来”。

财新梳理历年统计公报发现，在发展最快的2010年前后，全国床位数年增速达到8—10%；近年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仍以3%—4%的水平持续上涨，2024年增速放缓至1.2%，2025年首次迎来负增长。不过，全国床位数仍保持在1000万张以上规模，医疗机构数量也较十年前增加了10万多家。

“医院数量、床位数、手术量的增加，带来临床用血需求的大幅增加。这给当地采供血机构带来巨大供血压力。”《中国输血行业发展报告》系列执行主编、清华大学老科协医疗健康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耿鸿武介绍。

医疗资源富集地区承受着更大用血压力。在财新以市民身份咨询时，上海血液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称，上海作为医疗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前来求医的不少是需要手术的外地大病患者，有时一台手术就要用掉几个献血者捐献的血液。

三级医院治疗疑难重症、开展高难度手术能力的提升，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大用血需求。相较更为简单的一、二级手术，难度和复杂性更高、台均耗血量更高的三、四级手术占比近年逐步提升。三、四级手术的占比常被视为衡量一家医院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也是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考”）的核心监测指标。

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出院患者四级手术占比增长23.5%。这一增长趋势还在延续。以广东为例，广东省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广东省57个县的县级公立医院三、四级手术占比已超过51%，较2022年同期提升4.4个百分点。

近年医院大力推广的自体血回输技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普通手术用血。据刘忠军介绍，自体血回输是指在外科手术过程中，将患者手术创口的出血收集、过滤，将过滤出的红细胞再重新回输给患者。他以自己所在的北医三院骨科为例称，大多数患者一次手术出血量在400毫升左右，靠自体血回输就足够。不过，这项技术并非适用于全部患者，用血量更大、更紧迫的肿瘤患者仍依赖异体输血，“越是危重的病人，反倒越没有血”。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给天平两端增减了不同的砝码。刘忠军分析，1998年实施的《献血法》规定献血年龄上限在55岁，那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而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80岁。供血者和受血者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符合年龄要求的献血人群占比下降，而需要用血的老年人在变多，让血源更为紧张。

江苏南通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重的地级市。2025年底，南通市中心血站在《江苏卫生事业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表明，2019年至2023年南通市用血人次增长43.30%，用血量增长24.33%；其中79.25%的用血人次增长、91.40%的用血量增长来自60岁以上群体；用血需求从50岁开始增加，70—79岁年龄段达到峰值。

临床用血需求激增的同时，血液供应端却面临持续收缩压力。在2023年全国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创下历史新高后，紧随其后的却是连续两年的下滑。据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全年无偿献血人次1582.2万，献血量2692.7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11.4，三个指标均较2023年下降7%；2025年，全年无偿献血人次1510.9万，献血量2549.8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10.9，三组数据较上年再下降4.57%、5.36%、4.39%。

财新梳理多地卫生健康事业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及官方公开数据发现，北京、广东等地献血人次和献血量逆势增长，且千人口献血率超过20，是全国水平的2倍；亦有地方面临不小采血压力，上海、湖南、陕西、江苏、吉林、海南、贵州、山东等多个省份的三个关键献血指标在快速下降。

例如，上海无偿献血人次从2023年的37.78万降至2024年的36.94万，再到2025年的35.5万，每年大约减少1万人次；千人口献血率从2023年的15.26降至2025年的14.3。湖南2025年有59.76万人次无偿献血，较2023年的66.92万减少约一成；献血量从2023年的124.01万单位降至2025年的110.25万单位，缩水10万单位。陕西无偿献血人次锐减10万，从2023年的60.34万人次降至2025年的50.55万人次；千人口献血率从15.4下滑至12.8。江苏、吉林、海南、贵州、山东均呈相似趋势。

究其原因，“少子化”是不能忽视的变量。“献血的主力是年轻人，但这部分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正在下降。”耿鸿武分析。浙江大学全省数智管理与决策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求是特聘教授周伟华关注血液管理问题已有近十年。他观察到，人口结构变化对血液采集的冲击已在多地凸显。《中国输血行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天津、山西、内蒙古三地18—25岁等青年群体占比锐减，其中天津该年龄段献血人次较2021年减少21%。“随着‘少子化’趋势加剧，未来十年适龄献血人口基数将大幅萎缩。”他判断。

目前国内无偿献血主要来自固定献血屋或流动采血车的街头献血，以及特定职业人群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校大学生和军人等的团体献血，两种采血渠道都存在挑战。

在过去两年维持上涨态势后，2026年青海省献血量出现下滑。青海省血液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今年当地献血量出现下滑，原因之一在于团体献血量减少，“（用血）没有太过于紧张，我们这边大型手术不多，也暂时比较幸运没有遇上突发应急状况”。

个人献血意愿也随社会环境变化出现波动。深圳是全国最早为无偿献血立法的城市。深圳市血液中心献血服务部副部长黄静雅向财新介绍，深圳一直坚持“自愿、无偿、利他”的献血理念，得益于整个城市较高的文明程度，无偿献血的理念深入人心，过半来自街头献血。但当前公众献血意愿下降，已经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献血伤身体”“献血会损耗元气”等错误观念仍影响部分公众的献血选择。一些潜在献血者对于献血可能影响免疫力、身体状态等问题更加敏感。“95后”珠海献血者周捷长期参与无偿献血，从2017年起已累计捐献了50次。他观察到，不少潜在献血者最大的顾虑仍然来自“伤身体”，“很多人觉得血液流失意味着身体受到损伤，认为免疫力会下降”。

广东江门市一名泌尿科医护人员表示，献血知识传播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以单采血小板为例，与普通全血捐献不同，单采过程中需要通过设备离心分离血液成分，提取血小板，其余血液回输至体内，“一些人群不了解无菌操作规范，会担心血液回输存在感染风险”。

网络信息也在左右人们的认知。“一些人对无偿献血这件事有很多的误解，甚至是诋毁，尤其在网络空间。”周捷说。“暖白小屋”社群运营负责人、白血病康复患者晨昊也提到，类似网络舆情确实影响患者群体对献血的认知，“网上有人说献血后身份信息会不会泄露、会不会被绑走，这种讨论对公众的影响很大”。献血权益落实的不确定性，也在动摇部分献血者的持续参与意愿。

陈芸回忆，自己的姐姐和丈夫此前多年坚持献血，她自己也是献血者；但当弟弟今年患病需要用血时，仍要先登记病人的信息，再临时去献血，之前的献血证并不能直接使用，“看到弟弟因为缺血晕厥，但是还输不上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无偿献血者及亲属优先用血，确受政策鼓励。2023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刘忠军分析，优先用血权益难兑现的根源仍在于缺血，血源紧张时即使病人有献血证，用血需求可能也很难得到满足，“从道理上你献过血，我们会尽量照顾你，但现在确实没血怎么办？” 黄静雅补充说，近年国家正在推动献血者权益保障机制的完善。以深圳为例，献血者本人以及符合规定范围的父母、子女、配偶等亲属，可通过广东省献血者优先用血小程序申请优先用血，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保障。

周伟华认为，由于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实施细则，各地在优先用血权的设定、兑现范围和法律层级上差异较大，跨区域用血时权益难以保障，降低了激励政策的实际效果。

供需缺口亟待填补。早在2010年时就已在酝酿的《献血法》修订，终于驶入快车道。这也是《献血法》实施27年以来的首次系统性大修。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就《献血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拟将献血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至65周岁、全血献血间隔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

而在此之前，部分省市已付诸实践。深圳早在1995年便将全血捐献间隔期定为不少于3个月，2015年又将献血年龄上限由55岁放宽至60岁；海南、江西分别在2019年和2025年将献血年龄上限延长至65周岁。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健康状态也有了很好的改善，应该把献血年龄往上提高。”刘忠军持续多年呼吁修订《献血法》，将献血年龄上限提高到65岁，“无论从国内现实情况，还是国际上看到的情况，65岁的限制年龄可行性都是非常强的。” 国际上早已有参照。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献血者筛选指南，献血年龄上限建议为65岁，但同时允许超过65岁的定期献血者继续参与献血。

实践中，对于初次献血者，各国年龄上限在60岁到70岁不等，美国更是无最高年龄限制；对于固定献血者，献血年龄上限更高，例如加拿大可延长到70岁，澳大利亚可到80岁，英国则无年龄上限。中国香港地区为11周，澳门地区为12周；其余各国普遍为2到3个月。

此次修法的另一大变化，在于为献血的激励保障专门设立一章，明确规定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益。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负责人此前亦在发布会透露，正在建设全国优先用血权益保障系统，落实献血者优先用血权益。

同时，修订草案拟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献血者激励机制。这延续了现行《献血法》的“原则规定+地方授权”模式，将激励细则、实施办法全部下放省级政府。

因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基数等存在差异，当前各地献血优待政策各有侧重。

浙江、江苏、海南、河北等多个省份和城市落地了无偿献血“三免”政策，即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费游览公办公园、免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西安、烟台、泰安等城市在此基础上叠加福利，比如提供便捷就医服务、免费健康体检等，形成了“四免”甚至更多优待。此外，不少城市将无偿献血纳入积分落户评价体系。例如广州市民参加一次无偿献血可积2分，最高10分，可用于积分入户和入学；在南京，积分落户时无偿献血最高可积40分。放眼全球，为提升公众献血意愿，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激励路径。

在捷克，法律规定献血当天若与工作时间冲突，雇主必须准假并支付工资，此外献血者还可获得交通补贴、营养补助，以及税收减免，多次献血者还可获颁荣誉奖章；新加坡则在严格信息登记与健康筛查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献血者荣誉体系，并引入健康积分奖励，可兑换电子购物券，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持续性。总体而言，如何既避免血液商品化，又让献血者感受到制度回馈，是各国长期探索的问题。

在献血权益保障、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投入更多的城市，或对周边地区献血者形成“虹吸效应”。

以广州为例，当地已推出涵盖公共交通、公共景区等领域的献血激励措施，并根据献血次数设置不同等级的优待卡。相比之下，周边部分城市成为“洼地”。

“作为珠海人，自己在本地献血获得的优待相对有限，而广州、深圳距离又比较近，在通勤成本能够覆盖的情况下，确实会考虑跨区域献血。”周捷说。耿鸿武认为，各地献血激励政策差异很大，权益兑现还存在地区界限，“如果能实现全国的统一，老百姓对献血的信心也许会更大一点”。

修法释放了积极信号。耿鸿武分析，《献血法》中无偿献血实际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自愿，二是无偿，这也是全球献血制度的基础，但过往多强调“无偿”，对“自愿”的属性强调不足。此外，对血液采集、制备成本科普不足，也令部分公众对“无偿献血、有偿用血”心生疑惑。

除采血环节激励更多人献血，周伟华认为，系统性缓解血液供需矛盾还需要在两个环节协同发力，一是血库与医院之间上下游如何协作，二是医院如何科学用血。

让每一滴珍贵的血液，去向最需要它的地方，离不开血站与医院的高效协作。

以血小板为例，它的体外保存时间只有5天，采血、制备就要占用2天，最后留给医院再调配到临床使用的时间非常短，往往只有2—3天。如何把血小板快速分配到有需求的地方，尤为考验管理效率。

周伟华在地方血液中心调研时发现，血液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存在典型的“短缺博弈”，这指的是当下游医院知道上游血库供应量不足时，为了获得更大份额的分配量会夸大实际需求，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平衡，血液中心看到的并不是医院真实需求，也就不能优化决策，更好地分配已有血液或安排采血。

周伟华观察到，缺乏精准需求信号的采集体系，造成了“短缺与浪费并存”的困境。《临床输血与检验》杂志发表的一项对18家省级采供血机构的研究显示，2017—2021年47.8%的机构出现红细胞过期。

他补充说，一些血液低效利用是“隐形”的，在血液临近报废期前，医院往往需要在保障临床需求与降低库存损耗之间进行动态平衡。例如，一些可缓用、可替代或需求强度较低的用血场景，可能会被纳入用血安排，从而增加了血液资源配置优化的难度。

他认为，加强对血液供需的精细化管理十分紧迫，国家层面应设立衡量血液管理效率的科学指标，提高血液资源利用效率。

用血环节也有很大提升空间。刘忠军说，经过近年医保政策调整和医护人员意识提高，自体血回输技术的普及已有很大改观，但相较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耿鸿武认为，引导患者用血理念和临床科学合理用血也很有必要，“很多患者认为血液是‘营养品’，认为输得多才会更好；临床中一些医生也需提高合理用血的理念，要按照临床手术需要科学合理安排输血”。

地方已在积极行动。据黄静雅介绍，今年初深圳在地铁公交打出了无偿献血的公益广告，希望让献血的理念更走进人们的认知，“献血者权益保障也要多做宣传，重拾公众信心”。周伟华也在与地方血液中心合作课题，希望通过一些创新举措吸引公众积极献血。还有地方将献血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例如贵州2025年将千人口献血率纳入对市（州）政府的考核指标，此举使该省的献血人次同比增幅在年底前追上了国家平均水平。

这些地方探索已初见成效，但要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合力，还需顶层设计护航。“社会资源要向无偿献血事业倾斜。”耿鸿武认为，这要有制度性保障，建议将对无偿献血的支持写到规章中和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里。

李可、林雪、九九、陈芸均为化名；崔笑天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选自即将于09月14日出版的《财新周刊》，原标题《求解血液“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