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关于香港未来的讨论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这座城市何时能从国家安全转向经济发展？
对大多数人而言，香港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商业中心。2019年的动荡之后，大多数理性的人都认同，恢复公共秩序势在必行。如今，那场骚乱的策划者和激进分子大多已入狱或逃亡。尽管偶发的冲突和各种形式的“软抵抗”依然存在，但整个社会似乎已重拾其传统的务实精神。很少有人怀疑国家安全法律将长期存在，但许多人也在思考，是否到了翻过这一页、重新聚焦经济增长的时候了。
身为记者，我身处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得出的结论，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听来，或许显得反直觉，甚至大逆不道：国家安全将始终是香港的首要政策重点。这不是削弱我们商业利益的障碍；相反，我们的经济未来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家安全关切上做到让国家满意。只要以当前地缘政治现实为框架，对事实进行任何清醒审视，这一结论都无可回避。
香港的战略地位始终由国家安全考量所决定。1842年英国以武力从中国夺取这片领土时，并不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而是要获得一个受保护的、通往广阔中国市场的门户，以及皇家海军的一处海军据点。英国全球海洋战略的设计者、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曾在此地的海军总部任职，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英国殖民香港，正是为了满足大英帝国的安全需求。
Immediately after a modern China emerged from the chaos of World War II and a civil war in 1949, it entered a period of diplomatic isolation and internal upheaval. Yet a nation of that scale could not remain entirely severed from the world. Both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needed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Hong Kong served as the vital umbilical cord, facilitating flows of capital, intelligence, and people – legally or otherwise. To monitor and control these movements, London established the Special Branch in Hong Kong in 1933 – a formidable security apparatus operating with unchecked authority to gather political intelligence and neutralise threats to colonial rule.伦敦在1997年回归仅两年前解散了政治部。北京充分认识到维持安全阀的历史必要性，坚持将第23条列为宪制义务。然而，我们许多人却拥抱了将香港理想化为仅仅是“自由、商业优先城市”的叙事，视安全事务为不必要的负担。
这忽视了香港起源的根本现实。殖民官员倾向于对殖民地公众隐瞒安全考量，而北京则期望香港通过主动管理这些风险来行使自治。未能领会这一使命，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激烈的中美竞争所定义的世界中。在回归后的过渡几十年里，华盛顿和北京维持了一种复杂但合作的经济基线。这种动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现在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全球地位的直挑战，必须加以遏制。华盛顿正转向其在国际金融和技术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来实现这一目标。
作为回应，中国在利用其在供应链和关键材料方面的优势的同时，也专注于建立有韧性的替代体系，以减轻潜在的脆弱性。
这一结构性转变给香港带来了最大的商业机遇。香港拥有独特优势，可协助构建这些替代性金融与技术生态系统——作为首要的离岸人民币枢纽、中国企业的财富管理中心、中国科技公司的主要IPO市场，以及连接中国内地与新兴全球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创新枢纽。
抓住这一机遇需要稳定、高度安全的环境。香港既是经济桥梁，也是全球金融与技术竞争的战场；随着其发展新的金融技术和跨境结算机制，正引发强烈关注。
例如，2026年2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警告称，中国可能利用香港庞大的金融试验环境推出以黄金为支撑、可与美元匹敌的数字资产。他誓言将密切关注这些沙盒实验。
在为中国构建这些新基础设施方面，香港拥有明显优势，但并非没有竞争。上海和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以及新加坡等地区同类城市，仍是北京可能考虑的替代选择。
The more effectively Hong Kong addresses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s, the greater latitude it retains to experiment with novel financial frameworks and access mainland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If the city is perceived as a point of vulnerability in this era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will inevitably move elsewhere.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a distraction from Hong Kong’s business – it is the baseline upon which its business dep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