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将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前，全球（包括沙特）石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一年；到1981年非正式地将里亚尔与特别提款权脱钩、实质上重新盯住美元，沙特在12年的时间里就本币汇率安排、石油定价货币选择以及石油收入的再投资（包括储备），不断进行调整。这个过程，恰是美元汇率波动、国际地位受损并最终重建其全球信用的12年。
沙特的石油产业始于美国公司的投资和开发。最早进入沙特石油业的是美国加州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Socal，即今天的Chevron），在尚未发现商业石油时，加州标准石油即先后向当时财政上捉襟见肘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提供了总额5万金镑黄金预付款性质的贷款，这笔资金是该公司同沙特王室于1933年就沙特石油开采特许权谈判的重要条件之一，它最终也于当年取得该权益，并成立 California-Arabian Standard Oil Company（CASOC），现阿美公司（Aramco ）的前身。1948年后阿美公司由加州标准、德士古（Texaco）、埃克森（Exxon）和美孚（Mobil）四家美国公司共同控制。
商业化生产以后，阿美公司逐渐成为沙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长期控制该国石油生产、运输和海外销售体系。始于石油开发初期的美沙联系，很早便超出石油产业本身，延伸到金融和货币领域。自老伊本·沙特时期起，沙特在金融制度、货币管理和对外金融关系上便明显倾向于选择美国，这一取向此后又沙特货币局（SAMA，现央行）由美国人阿瑟·杨格（曾担任中国国民政府顾问近19年）设计、创办，沙特货币里亚尔有杨格的理念；SAMA历任总裁中，多有美国教育、美国金融机构或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经历，且不乏外国人；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美元对外投资管理，则依托美国为主的专业投资。
地缘政治中的以色列问题，是影响沙、美两国战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在1945年2月14日老沙特国王同罗斯福大苦湖会面时就埋下了伏笔。“国王陛下……表示，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都永远不可能合作……阿拉伯人宁愿选择死亡，也不会把自己的土地让给犹太人……（罗斯福）总统回答说，他愿向国王陛下保证，他不会采取任何帮助犹太人反对阿拉伯人的行动，也不会采取任何敌视阿拉伯人民的措施”。这次会面只字未涉及石油、美元，但对后两者的影响始终存在。
迟至1960年代末，沙特石油的出口事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定价、结算）主要由美方股东主导，即便是在1950年沙特实现海湾地区第一个五五分成的收益安排后，仍是如此。在石油买方市场且沙特除了资源之外并没有其他话语权的背景下，这一安排顺理成章。挂牌油价为美元计、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西方交易惯例，也是这些美国股东公司的商业日常，美元之外的收款视对象和需要而定。少有的例外是，1950年代初的“美元荒”时代，英国等欧洲石油进口国和日本希望用非美元货币给阿美公司结算石油款项；英国则会同阿美公司，曾建议沙特政府接受用英镑支付税收和特许费用的比例从25%提高到40%，沙特政府拒绝了后一个提议。
在杨格主导创设SAMA后，沙特的货币机制在20年的时间里有过几次调整，到1960年代，里亚尔以美元——即沙特石油收入的货币——为参照设定平价，并规定与之相应的黄金含量，在实际交易中，则通过这一等值黄金平价维持与美元的固定关系。
西方经济在1970年前后的繁荣提高了对原油的需求，地缘政治紧张则影响了供应和运输，利比亚利用这一机会主动限产，海湾石油国家自此将资源权力转化为定价权，沙特跟随受益。供需失衡背景下，伴以海湾产油国进一步提高收益分成和石油产业国有化的诉求趋势，这些国家相继同控制本国石油资源的国际石油公司开展利益和价格谈判，1971年2月的《德黑兰协议》将提价趋势制度化。当年8月15日尼克松将黄金同美元脱钩后，美元走贬，继续以美元结算石油贸易的海湾国家利益受损，为弥补汇率损失，1972年1月，在沙特等波斯湾OPEC成员推动下，六个海湾产油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在日内瓦达成汇率补偿协议，即《日内瓦协议I》，以九种货币构成的汇率指数计算美元贬值造成的补偿并调整美元挂牌价；1973年6月又签订《日内瓦协议II》，将货币范围扩大为11种货币。这些谈判和协议，每次都伴随着提价，但挂牌油价仍是美元，主要的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
1971年8月15日以后，沙特里亚尔继续维持既有黄金平价，放弃此前对美元的固定比价，因此美元兑里亚尔汇率开始随美元平价调整而变化，美元仍是沙特主要的对外交易货币。沙特后分别于1973年1月1日和1974年1月1日相继取得阿美石油公司25%和60%的参与权益，其石油销售中的美元使用变化不大，不过政府的话语权提高了。
进入1970年代，英镑主要储备货币角色退场的速度加快；西方主要货币于1973年3月19日均转为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英镑储备持有方一边同英国政府谈判维持最低英镑比例，一边积极布局外汇储备多元化。石油繁荣一度增加了海湾OPEC国家的英镑收款和储备，但事后证明只是短期反弹（1973-1974年）。1973年3月21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正式取得国内石油业的业主和经营者地位，废止了1954年以来的英镑记账和支付安排（当时是美元计价、英镑结算、入账），改以美元作为记账货币，并规定伊朗石油收入以美元支付。
1973年年中开始，中东局势紧张。8月，沙特不断向美国发出警告，“如果中东政治局势继续恶化，沙特可能无法继续承担满足世界能源需求的角色。“没有市场，石油也没有多大用处……美国和欧洲就是市场”。此时的尼克松低估了石油冲击的影响。一个月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0月20日，沙特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美国国内通胀率随着快速上升，虽然沙特秘密同意继续向美国的第六、第七舰队售油。
1974年3月沙特的石油禁运解除前夕，美、沙已经开始商谈重建和扩大双边关系；禁运解除后，双方在4月完成经济、技术和安全合作框架的设计，并于6月8日于华盛顿发布《联合声明》，成立“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和服务于沙特防御培训的“联合委员会”，声明中同样没有涉及石油、美元，声明的双方代表分别是基辛格和法赫德。期间，华盛顿曾试图把“联合委员会”模式推广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但只有美沙机制延续最久，前述“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持续到克林顿第二任期，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则制度化至今。欧洲国家也曾于1974年初希望同沙特开展长期项目合作，被沙特拒绝，沙特王室希望与美国建立更密切关系。
1973年7月9日，《华盛顿邮报》引用已从政府部门离职的彼得·彼得森（美国黑石创始人之一）的谈话，石油美元（Petrodollar，石油出口国积累的石油贸易盈余）概念第一次出现，他警告石油美元可能给全球货币体系带来不稳定。1974年6月8日沙、美联合声明签署不久，尼克松便安排新任财政部长西蒙赴沙特商讨美债事宜。就在西蒙出发前两天的1974年7月9日，美国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所属的国际金融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石油美元问题，讨论的题目是《国际石油美元危机》（International Petrodollar Crisis），西蒙的副部长本内特参加听证，针对众议员关于石油美元可能引发货币危机担心的质询，考虑让沙特购买美债。
沙特的石油收入，从1973年的43亿美元暴增至1974年的226亿美元，此后持续增加至1980年代初。沙特此间的麻烦不是没有钱，用沙特货币局官员的话说，是“石油收入超出政府的支出能力”，有的年度预算支出的实际执行率甚至不到一半。世界各国官方和国际组织奔赴沙特借钱、人多到需要在出租车里过夜；美国军方用直升机在沙特工地运建材赶工期；SAMA的工作人员需要贿赂酒店的工作人员才能用上全国少有的国际电传收发金融数据；沙特财经人员的工作仅限于记录入账美元金额和银行转存金额。钱多到在国内花不完，官方需要给这些资金寻找盈利出路，石油美元大规模流向海外因此并非一种特殊政治安排的结果，而是国内吸收能力不足下的必然选择。
但巨额资金对外投向哪里、谁来具体操作，需要国王首肯，就如同只有国王本人才能决定是否创设SAMA。在当时，能够足量消化沙特石油美元巨额积累的，只有美国的债券市场；SAMA总裁同时通过美国财政部和Fed的引荐，聘请戴维·马尔福德会同英国投资机构管理沙特的石油美元。沙特国王的特别要求是，希望美国官方不要公开美国财政部对沙特的直接销售国债行为，避免沙特国内反对者、周边阿拉伯兄弟国家认为其是在间接支持以色列。对当时的美国来说，需要外部资金解决政府债券销售，同时预防海湾地区的石油美元进入西方不可控的领域冲击国际货币体系。这一合作双方一拍即合。
国内包括满足投资需求的进口开支、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资助、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其他资助，以及欧洲美元市场（通过欧美银行流向拉美和其他石油进口国）和美国市场（存款和债券）。后两项是石油美元回流（recycle）的主要形式。
购买美国国债并非石油美元回流的唯一选项，否则就不会有几年后的拉美债务危机；买政府债也并非只针对美国一家，否则沙特外汇储备中不会有西德马克和日元，不同的只是时间和规模上的差异。沙特先是成功将类似模式复制到日本，但在西德复制时先是被后者拒绝，按照1973年即加入SAMA的巴纳菲在《石油央行》里的记录，西德1980年才同意这类操作。他的亲身经历佐证了美国学者艾肯格林（Barry 伊朗在1979年被美国制裁之后，希望将西德马克作为储备，被后者拒绝。美、沙间的这一安排唯一称得上秘密的，是沙特购买美国国债的真实规模，即便在2016年被美国媒体追问，也很难确定其具体金额，但美国财政部的这类模糊处理并非只针对沙特一家。2015年以来，沙特外汇储备中的美债总量一直在1000多亿美元，海湾产油国的石油美元规模对美债和美国投资的影响远不及1970年代中后期，虽然后一时期的重要性同样被夸大了。
1970 年代中后期，世界对其信心在流失，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位置随之动摇。自1967 年英镑贬值起，这个体系的锚还靠不靠得住；里亚尔自己该以什么为锚，以及如何保证石油收入不缩水。
（一）英镑储备地位落幕与美元体系的阶段性承压1974年3月18日解除石油禁运之后，海湾OPEC国家提高油价成为常态，伊朗是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参与者，沙特则相对保守，控制涨价节奏。日内瓦协议II中的货币机制被放弃，石油仍以美元报价，美元结算为主，涨价幅度比照美元贬值给产油国造成的汇率损失。1974年12月10日，沙特政府通知阿美公司，后者缴纳的税收和特许费用（不是石油销售结算收入），以后只能用美元支付，阿美公司随即在市场上抛售刚刚为缴纳税费购入的英镑，引发英镑汇率大跌。沙特方面的选择，恰逢英国政府此前一个月宣布维系英镑区英镑储备价值的《英镑协定》在年底到期后不再续签。虽然沙特并非该协定的签署国，但英国不再继续承担海外官方英镑储备的汇率保证，削弱了英镑作为石油收入和官方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沙特政府的前述通知，恰逢美国财政部官员赴利雅得沟通购买美国国债事宜，难免引起外界联想，美国一线财政官员同样感到惊讶。英镑在之后两年的轨迹，英镑在1976年再度经历危机，并在1977年最终卸下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英国政府为此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努力了33年，期间虽然不时以英镑动荡将危及美元和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来要挟美国、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从而获得资金支持，但英国政府经历更多的无奈甚至是屈辱。
美元在1970年代后期陷入类似的信任危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由于西方国家间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上的态度不一，加上美国连续两任财政部长明显倾向于浮动汇率，原本以为只是权宜之计的浮动汇率制延续下来，美国主导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被无限期搁置。美元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曾短暂反弹，随后很快转弱，明确支持浮动汇率的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西蒙也乐见提高特别提款权（SDR）在全球储备中的地位，美国已然不同于1960年代那种主动捍卫既有美元平价体系的政策姿态。1977年开始，美元明显加速下跌。
此间，美国遭遇滞胀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元地位和美元汇率很难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快速增加且持续高位的贸易逆差，反而使得“弱美元”成为一个考虑方向，这就是当时招致他国不满的“善意忽略”政策。下文提及的布卢门撒尔的态度，并非个案。美国在1978年召集七国集团财经官员讨论削弱美元主导货币地位的可能性，这在以往不可想象。即便是在1979年制裁伊朗可能影响美元储备地位时，美国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只要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削弱是渐进发生，就不会造成严重的长期损害……只要国际货币体制的变化是渐进的，美元从长远看或许还会受益。” 英镑退场时，美国能够以美元、信贷和国际合作机制为英国提供最后支撑；轮到美元自身出现信心问题时，并不存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国家货币可以承担同样角色。SDR因此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但替代账户迟迟无法落地，关键障碍之一始终是美元资产与SDR负债之间的汇率损失究竟由谁承担。
1977年，西方五国讨论实施“火车头战略”，美国寄希望于西德、日本通过更快增长拉动西方经济；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两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和货币责任。两方面均未达到预期，且彼此间增加了很多指责。这也印证了美国一方的判断，短期很难出现美元的替代者。
在他国的敦促下，美国于1978年11月1日推出规模空前的美元保卫方案，动员约300亿美元规模的潜在外汇资源与协同干预能力，其中包括卡特债券（第一次以外币（马克和瑞郎）计值的美国国债），还几次抛售黄金，干预先是让美元脱离低点，但1979年仍有反复。
（二）SDR石油计价方案的起落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却留下了使用美元的惯性，黄金的货币角色被明显弱化。美国推动黄金制度性去货币化，使重建以黄金兑换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政治和制度上失去现实可能。这是1970年代中牙买加协议前后的格局，可以逐步弱化美元的主导货币角色，必须终止黄金的货币角色，支持提高SDR的地位。IMF协定修订时因此有了“将SDR作为主要（principal）储备资产”的措辞。美国一方支持SDR替代账户，其表达的希望是，美元资产的转移速度不要太快；另外，也是更重要的，不要让美国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补贴。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沙特、卡塔尔相继在1975年将本币转盯SDR，科威特改盯一篮子货币。从1975年起，OPEC就有成员国不断提出用SDR计价石油交易，“保护石油收入免受美元波动影响”；也有更激进的产油国考虑用SDR结算石油贸易。沙特在 1975-1978 1975 年一度决定改用SDR计价又撤回；1978 年，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亚马尼又公开把 SDR 与《日内瓦协议II》的篮子并列为待选方案。每一次摇摆的终点都是回到美元。不止是OPEC国家有这种考虑，1979年上半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先提出“美元计价石油给美国造成巨大且不公平的负担”，但在美元危机正严重时，又反对立即研究改用货币篮子，因为担心这会进一步打击美元。几番讨论后，国务院、财政原因是公开宣布美元不再作为石油结算货币，将导致外汇市场上的美元抛售。1975年至1981年的近7年，是SDR创设至今（2026年）的最高光时刻。
亚马尼在1978年还就一是会导致美元急剧下跌；二是几乎没有别的货币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世界石油交易的需求。他表示，这些“比如，如果我们改用日元，日本首相会跑到利雅得来，请求我们改变这一决定，因为这会动摇日本经济。把日元作为支付手段，是不可想象的。懂货币问题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Ahmed Zaki Yamani， remarks reproduced in Congressional Record， 95th Cong.， 2d sess.， May 4， 1978， p. 12723.）他的这一态度呼应了火车头战略的不了了之，也证实了行天丰雄在《时运变迁》里的记录。同样的逻辑，美元疲弱，其他货币不积极，在OPEC国家眼中，SDR因此就成为唯一的可选项。
（三）沙特储备多元化及里亚尔重盯美元沙特在SDR选择上的摇摆，以及亚马尼的担心“导致美元急剧下跌”，并非仅仅出于对美国的善意，更多的是利益使然，美元急跌，会使得包括沙特在内手中以美元储备为主的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英镑退场国际主导货币的33年，英镑储备持有者多能坚持到最后，除了英国的保底承诺因素，短时间同时抢跑，结果是共同受损。这一点同美国一边“弱美元”一边又不希望美元急跌的考虑相同。
美元不断贬值，石油货币调整又会带来损失，并不意味着沙特要眼看着本国的储备资产贬值。自1977年开始，在马尔福德团队的建议和操作下，沙特开始将储备资产多元化，转向西德马克和日元，资产保值以外，也能减少自西德和日本进口工业品过程中的汇率损失。基于申克（Catherine R. Schenk 2010，图1）的研究，石油生产国的外汇储备，自1976年起即开始减少美元资产、增加西德马克和日元资产。到1979年美国冻结伊朗在欧洲美元市场的美元资产后，沙特开始将每月一半的石油美元收入换成西德马克和日元。就是说，沙特在美英投资团队的指导下，尽一切可能减少本国金融利益受损。这也呼应了前述沙特购买国债的安排。
1964–1982年产油国的外汇储备构成（Catherine R. Schenk， 2010）美元开始扭转颓势并在1981年之后进入强势周期、SDR替代美元的讨论逐渐褪去、放弃美元定价和结算石油的讨论没有再出现过、北海油田开发让撒切尔夫人兴奋的“石油英镑”也被证明是昙花一现、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其石油收入的70%仍以美元支付。到1981年，强势美元格局清晰，沙特实质上再度将里亚尔盯住美元，油价开始下跌，沙特的石油美元涨势接近尾声。马尔福德于1984年出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并负责广场会议谈判，他的继任者则继续扩大沙特的储备资产多元化，并在1986年将沙特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占比降到30%以下，低于西德马克和日元合计的比重，这一比例远远低于1986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66%的占比（IMF，不含黄金，图2），沙特官方视之为美英投资顾问最重要的建议，因为这在1985年之后让沙特大赚了一笔。作者系近代国际货币研究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