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在1980年11月4日抵达选举观战派对时，预料会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当时芝加哥时间刚过午夜。到凌晨5点，各大电视网络已宣布罗纳德·里根赢得大选，吉米·卡特败选。我那时24岁。派对的主人，一位支持里根、立场保守的医科学生好友，兴奋地大笑起来。陆续走进派对的人惊讶地发现，选举之夜竟已尘埃落定。这只是那个动荡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中，众多意外中的第一个。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我报道了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事件。我对各种议题都抱有浓厚兴趣，这促使我走遍全国，飞越世界各地，关注商业力量的崛起与贫穷黑人美国人持续的困苦；杰西·杰克逊的总统竞选及其卷入的争议；中国的崛起与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以及东欧反共革命的爆发和柏林墙的倒塌——这项任务在我于1989年圣诞节，也就是那个十年的尾声，飞回家的途中画上了句号。

那个令人震惊的选举之夜过去三年后，也就是1983年11月，我正坐在我担任记者的新闻编辑室里。一位编辑走过来，指派我写一篇关于约翰·F·肯尼迪遇刺20周年的报道。肯尼迪是如何被人们铭记的？我开始打电话。肯尼迪是家乡的政治英雄，毫不意外，人们对他的总统任期和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充满了希望和乐观。然后我打电话给的一位教授让我戛然而止。

“你知道，”他说，“有一天人们可能会把这些日子回顾为美好的旧时光。”这似乎很荒谬。像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一样，这里是自由派的。里根总统任期三年后，中西部出现了大规模裁员和工厂关闭。我最近在这座城市一个正在中产化的地区买了一套房子，抵押贷款利率为16%。

自新政以来一直主导美国政治的自由主义观念，正遭到系统性的攻击。

然而，事后看来，那位教授是对的。我们当时正见证现代美国的构建——那些经济体系、媒体格局和政治结构，45年后依然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十年开始时，美国人担心失去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饱受油价上涨、高利率、滞胀以及日本竞争激增之苦，后者正在摧毁美国制造业。这十年结束时，经济繁荣，美国的乐观精神、领导力和信心重新抬头。

然后，仿佛一个感叹号，1989年东欧抛弃了共产主义，随后苏联也步其后尘，加入了中国——中国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但在整个经济中注入了自由市场。20世纪50年代和冷战的开端塑造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地位。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民权抗议、反战运动以及妇女解放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萌芽，重新定义了身为美国人的含义，并拓展了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无论好坏——重塑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获取新闻的方式以及所拥有的政治选择。

那十年间发生了太多事。我报道了杰西·杰克逊1984年和1988年那两次堂吉诃德式的总统竞选。二十年后，我又报道了巴拉克·奥巴马的突破性竞选。作为全国记者，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包括杰克·韦尔奇在内的新商业阶层如何重塑和振兴商业与美国经济——以及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我报道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如何一路延续到90年代。

我也从中获益：股市飙升，我的个人退休账户不断膨胀，我的房子年年增值。70年代，我在纽约市最衰败的时候离开那里去上大学，后来却目睹了这座城市的惊人重生——我开玩笑说，当年母亲不让我走的那些街道，如今我已住不起了。

我去了俄亥俄州扬斯敦，早早看到了不平等的代价，看到了因钢铁厂和汽车零部件厂关闭而失业的工人的痛苦，也看到了小城市和小镇遭受的衰败。我与一位大学室友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发现，他一直在为那个我认为毫无希望的梦想而奋斗——同性婚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的许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有”。

20世纪80年代既重振了美国企业，也让美国工人陷入了不稳定。放松管制的推动既释放了创新，也助长了危险的投机。媒体碎片化既增加了创造力和选择，也削弱了共同的真相。

人人都喜欢写20世纪60年代——抗议、音乐、文化剧变。编年史家们写出了成排的书，制作了电视专题节目，颂扬那个十年的戏剧性。许多美国人对1968年发生的事情的了解，胜过对1988年的了解。但当我们痴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那个真正缔造了我们所栖居的世界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