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7日，雾霾与厚厚的云层交织，笼罩着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的天际线。

照片由Melvin James Urubio拍摄//via Images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长大的邹骥还记得那时的空气。

“我住的地方离一家化工厂只有几英里，空气真的非常糟糕，雾蒙蒙的，”他说。“明明是中午，却看不见太阳。”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密集的工业活动使中国许多城市笼罩在极度危险的空气之中。但如今已是密歇根大学环境经济学家的邹骥表示，当时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将这种雾霾理解为空气污染，或是可能危害自身健康的东西。

“当出现严重雾霾时，人们常常把它说成是雾，觉得那只是天气不好，”邹说。他说，改变这种看法的一大关键，是最初由美国提供的信息。

2008年，美国官员在北京的大使馆安装了一台空气质量监测器，并开始公开相关信息。邹说，随着时间推移，这推动了对更清洁空气的需求。“一旦你有了污染信息，往往就能帮助人们意识到，‘哦，我其实很看重空气质量。’”自2008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这一监测计划已扩展到80多个大使馆和领事馆。

研究表明，监测促成了空气质量的可衡量改善，尤其是在许多自身监测系统有限的中低收入国家。

但在2025年3月，特朗普政府以财政成本为由关闭了该计划。本周发布的研究表明，这一举措对那些国家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代价。研究人员周一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报告称，在计划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通过卫星测量的空气污染水平上升了24%至33%。国务院未能在发稿前及时回应置评请求。

“这是一项很棒的研究，质量很高。但真的很遗憾，”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环境经济学家安德烈亚·拉诺泽说。她曾研究该计划的益处，但未参与这项研究。她说，该计划“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而且在10年后仍在继续提升”。

她说，这项新研究表明，如果停止监测，这些改善就无法得到保障。

衡量不衡量的后果当周怡媛（音译）第一次听说特朗普政府关闭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的消息时，她意识到这是一个研究机会。“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案例，可以研究这种缺陷，”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气候研究员说。她说，虽然有充分证据表明加强监测会带来好处，但监测突然中断的例子并不多。周和她的同事决定比较46个城市在监测停止前后的空气污染水平。由于在后半段比较中没有地面空气质量数据，他们对两个时期都使用了卫星数据。

研究团队发现，在美国报告结束前的300天里，空气污染没有显著趋势。但在报告结束约三到四个月后，污染上升了，平均约30%。卫星数据并不能完美替代能够测量地面污染的监测器。研究人员估计，他们的卫星测量结果换算成PM2.5大约增加了4%——这种微小悬浮颗粒可以进入肺部和血液，引发健康问题。“这个幅度当然令人担忧，”拉诺兹说。“颗粒物是一种严重而危险的物质，暴露其中没有好处。”赵说，污染上升在东南亚城市中最高，包括菲律宾的马尼拉、缅甸的仰光和老挝的万象。在监测替代手段较少的城市，污染上升也更明显。这项研究无法解释监测停止后污染为何会增加。

邹表示，对于监测项目不存在或尚处起步阶段的国家，美国的数据可能促使了更多监管行动。“也许美国大使馆作为一种第三方审计机制，曾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一旦它被撤除，人们就会觉得，‘现在我可以随便污染了，对吧？’”周说，在许多行业，减少污染是要花钱的。当监测停止时，企业可能会将其视为削减这些成本的机会。但很难说这种下降为什么会发生，周说，也很难说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她怀疑，这可能反映出在美国退出之后，个人或地方政府采用的其他形式监测相继上线。

但她说，并非所有地区都有能力轻松弥补已经失去的东西，尤其是在空气质量监测尚属新事物的地区。

“数据实在太重要了，”周说。“能够获取信息，是确保这些此前的成果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公开信息能形成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