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安东·耶格尔是时报的特约评论员，也是《超级政治》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民族主义的朋友。

他是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中长大，因此本能地对所有诉诸民族归属感的说法保持警惕。

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进入欧洲各国议会，声称移民对本国社会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面对这种现象，霍布斯鲍姆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认为，反移民政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与其说源于民族自豪感，不如说是因为这种政治填补了欧洲人自我认知核心的一处空洞。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界定一个群体的身份，只能通过界定那些不属于这个群体的外来者。” 这句话放到今天的欧洲，听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现实感。

六个多星期前，数以万计的移民涌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希望由此前往欧洲大陆。直到现在，移民问题仍然主导着整个欧洲的公共讨论。

欧洲各国首都出现了一种共同反应，那就是指责西班牙。许多人认为，西班牙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了这次人数激增，并纷纷表示将加强边境管控。

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在休达的临时营地。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也在艰难应对这场事件造成的政治后果。因此，这个问题短期内恐怕很难淡出公众视野。这场风波显然并不仅仅关乎移民。

民调显示，欧洲选民确实非常关心移民问题，也希望政府采取措施解决。但这种忧虑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客观现实能够解释的范围。

移民已经变成一面棱镜，人们透过它观察欧洲大陆的所有问题，也成为各种不满情绪最方便的投射对象。这种世界观存在很多问题。

不过，除了移民持续抵达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个欧洲如此执着于区分外来者。因为，欧洲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在欧洲的政治讨论中，移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需要管理的问题。现在，从公共服务恶化、工资停滞到犯罪，各种问题都被归咎于移民。

荷兰极右翼政治人物海尔特·维尔德斯认为，荷兰的住房危机和债务问题，最好的解释就是外国人大量涌入。这种思维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边缘。

例如在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也把许多城市破败不堪的状况归因于新移民。试图通过事实核查反驳这类说法，其实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有人指出，移民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非单一方向；也有人提醒，一个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欧洲，需要新移民维持经济和社会运行。

但研究显示，极右翼最容易建立稳固支持基础的地区，往往恰恰是移民相对较少的地方。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就是一个例子。当地移民比例并不高，但德国选择党刚刚在那里取得压倒性胜利。

欧洲人对移民的焦虑，越来越像是一种脱离实际移民规模、可以自行运转的情绪。

移民成为一种简化认知的工具，让人们借此理解欧洲同时发生的多重危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思维方式仍将长期占据欧洲人的头脑。第一个原因来自欧洲外部。在霍布斯鲍姆生活的时代，全球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已经十分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他曾写道，欧洲“周围都是贫穷国家，那里有庞大的年轻人口，他们渴望得到富裕世界里那些收入并不高的工作，因为即使是这样的工作，按照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也足以让一个人变得富裕”。

“这些摩擦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国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这些紧张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深。

从技术意义上说，过去30年全球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

总体而言，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依然大得惊人。这是全球政治中一个顽固存在的现实，而且地区冲突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距。

与此同时，随着智能手机在发展中国家普及，这种差距也以前所未有的直观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第二个原因来自欧洲内部。

欧盟最初是作为一个共同市场建立起来的，后来才逐渐拥有一些类似国家的特征。因此，欧盟一直很难清楚说明自己究竟代表什么。

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问题在欧元纸币的设计过程中暴露得格外明显。

欧盟要推出一种共同货币，但最终选择印在欧元纸币上的，并不是欧洲历史和文化遗产中人们熟悉的人物，而是拱门、水渠之类的抽象建筑形象。

一些学者认为，这恰恰说明，欧盟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消费者组成的联盟。

近年来，欧盟开始努力寻找并塑造冯德莱恩所说的“共同的欧洲家园”。

除了资助欧洲研究领域的学术职位之外，欧盟委员会现在还出资支持各种项目，试图增强欧洲人的共同身份认同。其中一个受到大量宣传的项目名为“守护我们珍视的一切”。

在这项活动中，欧盟鼓励公民珍视这个联盟建立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例如“言论自由”“科学自由”和“新闻自由”。就连欧元纸币也准备重新设计。

对于欧洲大陆一些处境艰难的边缘地区来说，这些努力无疑仍有吸引力。

例如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仍然能够从融入欧洲的前景中看到巨大的希望。但这些宣传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并不清楚。

接连不断的危机，其中主要是经济危机，也包括文化和社会危机，让支持欧洲团结的理由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逐渐转型为以旅游业为核心的服务型经济，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自身方向的迷茫。

对欧洲自身性质和未来的不确定感，在极右翼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甚至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维尔德斯在荷兰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位于荷兰南部的童话主题公园艾夫特琳。这里有侏儒、巨龙和其他儿童故事中的人物。

但这个主题公园并不真正来自荷兰本土民间传统，而是一个完全脱离真实历史的幻想世界。

极右翼对《指环王》的喜爱，同样让人看到这种把现实转化为幻想世界的倾向。

当然，对于一个拥有4.5亿人口、没有统一国家，也没有单一语言的多元共同体，人们或许本来就不应该期待它拥有高度一致的政治身份。

但欧洲各成员国层面的民族主义其实同样脆弱，而且自身也高度依赖移民这个假想敌。

欧洲极右翼无力从根本上削弱布鲁塞尔的权力，于是只能不断依靠反移民表演来维持一种反体制姿态，而这种所谓的反对立场实际上已经越来越不存在。

毕竟，在强化边境执法和推动驱逐移民的问题上，中间派与极右翼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于是，一个谜题出现了。

欧洲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在攻击移民，声称移民威胁欧洲的身份认同。

但到了21世纪，人们已经说不清楚，这种所谓的欧洲身份究竟指的是什么。

欧洲早已不再是横跨全球的帝国中心，更谈不上继续充当世界霸权。

今天的欧洲既享有声望，又显得地方化。它依然是一个文化强国，却在地缘政治上不断被边缘化。

无论欧盟委员会怎样努力，以公民价值为基础塑造一种欧洲认同，恐怕都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最终承担起填补欧洲自我认知中心空洞这一功能的，反而变成了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