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南南合作并不是要免除全球发达国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是替代他们的责任。而是弥补全球卫生领域在产品研发方面的不足，助力全球卫生合作变得更加有效、更加均衡。”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刚刚落幕，9月13日，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全球健康与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全民健康覆盖合作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WHO）前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
任明辉表示，目前仍有很多重大传染病，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与此同时，许多有前景的新技术正在不断演化、推进。“但是在科学的创新和真正需要的人群可获得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历经了多少年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如果这些传染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是对全球健康的威胁，若病原体发生新的变异或突变，全球北方国家亦难以幸免。因此国际间的合作尤为重要。
南南合作从1978年始，至今已走过近50个年头，如今，人们期待它可以带来药品研发、生产、许可等关键环节的新的启示和解决方案。任明辉认为，要提升新药物、新技术的可及性，并不只是将产品输入全球南方，更重要的是，让全球南方成为这些产品的共同创造者。
“任何一种新药从设计之初，到最终抵达患者手里，并不仅仅取决于研究能否成功。”任明辉认为，这更多取决于谁决定优先研究领域、谁提供资金支持、临床试验在哪里开展、技术由谁来拥有、谁决定进行共享、产品在哪里生产、监管机构如何协作、谈判如何有效进行，确保低收入国家能得到合理或者免费的价格。
因此，药物可及性要在初始就被纳入考量。这面临着三个关键挑战，一是在研发机制和公卫需求之间长期存在错配。“许多低收入国家需要传染病防控的产品，但是传统的商业模式或者激励模式完全不够，而且健康需求最迫切的那些人群，恰恰是这些传统的商业模式里面无法提供的、最薄弱的市场。”任明辉说。
二是难以形成可持续性。一个产品即使成功研发，也很难最终抵达最需要它的社区和人群。任明辉举例，在1999年到2025年获批的热带病产品中，只有28%获得了世卫组织预认证，诊断产品的这一比例只有19%，相关研究还表明，即使产品获得了世卫组织预认证或者推荐，也并不能保证及时、有效地进入到这些疾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国家和最需要的人群。因此设计之初，要考虑到产品的可持续性，即它的定价、许可、生产和注册环节。
三是生产能力和监管能力存在地理上的高度集中。“新冠疫情已经鲜明指出，我们的科学知识可以全球共享，但生产能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有效获得的，一个国家即使有资金来采购每个产品，可能也很难发现市场上有相应的产品供应，或者是一个生产企业，它即使有非常好的优质的产品，可能也很难进入到多个市场，需要多年的反复的监管系统流程申报、审批等等。”任明辉说。
这正是南南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方面。“南南合作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从医疗援助到能力建设，再从能力建设到本地化生产，最终形成共同创新。”任明辉说。
他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共同研发、本地化生产、协同监管、联合采购。以共同研发为例，中国、巴西、南非、印尼、印度等，都有非常强的药品的研发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决定研发什么产品，而不仅仅由全球北方国家说了算，我们可以建立共同确定优先产品的机制，覆盖我们所关注的重大传染病。”任明辉说，一旦优先机制确定之后，就可以建立起多国的南南合作临床研究网络。
之后，还应该建立起监管协作的枢纽。任明辉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要放弃自己健康的监管主权，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每一个产品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重复的审核、数据的实验等。
全球卫生筹资或出现百亿美元缺口。据IHME（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预测，2025年，美国政府对全球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将减少超过90亿美元；同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卫生援助资金也将分别下降39%、33%和12%。而在2024年至2025年，全球卫生发展援助（DAH）预计将减少21%，由496亿美元降至391亿美元，未来五年可能继续下滑。（详见《财新周刊｜中国药械南非寻路》）在此背景之下，全球目光转向中国，期待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卫生援助出资方。
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WHO最大资助国。2025年5月，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WHA）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此次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在五年内向WHO捐款5亿美元。（详见财新网《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大流行协定” 中国向WHO认捐5亿美元》）但5亿美元相比全球卫生筹资的缺口仍是杯水车薪。WHO的筹资来源包括强制性的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后者占比较大。其在2022至2023年的两年周期内，美国缴纳了约2.18亿美元的分摊会费，和10.65亿美元的指定用途自愿捐款；中国则缴纳了约1.149亿美元的分摊会费，和约4112万美元的指定用途自愿捐款。
《BMJ Global Hea在2007年至2017年间，美国卫生发展援助（DAH）总额位居全球首位，为134.79亿美元，其次为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中国则位居第十位，为5.98亿美元，相差20余倍。
另一组数据是人均DAH，即平均每个本国居民承担了多少卫生援助，美国为41.77美元，中国为0.44美元；同时，美国的人均GDP为60187美元，中国为8700美元。
因此，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基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中国很难在未来成为全球卫生援助的主流出资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发挥更大作用，更具优势的路径是输出更多创新技术方案，用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来满足非洲乃至全球的公卫需求，用相对有限的资金撬动更大的健康收益，花小钱办大事。
任明辉则指出，中国不应该单纯作为一个产品供应方或者资金捐赠方，而是应该跟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将研究能力、生产能力、融资市场和供应需求有效结合起来。
目前，中国在全球公卫采购领域的市场占比相较美国等仍有差距。以儿童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买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为例，2024年其全球采购规模达到56.1亿美元，排名前五的分别是美国供应商7.7亿美元、英国4.3亿美元、比利时4.2亿美元、印度3.3亿美元、新加坡3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供应商获得采购金额约1.9亿美元，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这代表中国虽然在全球卫生援助中投入了不少资金，但是这些钱很难通过国际采购等形式，回流惠及本国企业，释放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