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新加坡滨海湾，CBD中央商务区。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过去一两年，一个低调但值得留意的跨境资金现象正在发生：不少台湾本土家族，尤其是依托半导体产业崛起的高净值群体，密集前往新加坡开户、设立家族办公室，将部分资产向外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一波资金出海的节奏，相比其他区域高净值群体的离岸布局，来得似乎有些滞后。这背后的第一层驱动力，来自AI半导体周期带来的财富重构。AI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台湾芯片设计、制造、封测产业链持续繁荣，一大批本土企业家、家族账面财富快速膨胀。当资产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单纯存放于台湾本地的金融机构，在资产隔离、家族传承、税务规划层面的短板就会凸显，天然产生搭建离岸资产架构的需求。

　　除AI造富效应外，不少台湾高净值人士将2027、2028两个时间节点纳入资产沙盘推演。2027年作为地缘政治中“戴维森窗口”的最后一年，叠加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两个时间窗口交织，拉长了部分高净值人士对于不确定性的预期。

　　彭博社近期采访多位台湾高净值人士与私人银行、律师、资产管理人的报道显示，超过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已经着手进行财富再布局。台湾纺织龙头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折射出不少岛内家族当下的真实心态：“万一发生紧急状况，能有一个飞机可以降落的地方，手里至少保有资产。”

　　台湾玉山银行联合 KPMG 安侯建业（毕马威台湾）发布的《2026台湾高资产顾客财富管理与传承调研报告》印证了这一结构性转变：过去三年，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台湾离岸财富配置的首选目的地；台湾人士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约10.4兆新台币（约2.18万亿元人民币），已经高于在香港的9.6兆新台币（约2.02万亿元人民币），上述数据尚不包括房地产资产。

　　记者向新加坡本地银行及台湾家族人士询问时，他们均指出：来自台湾高净值客群的资金流入，过去一两年持续增长。银行人士强调，这本质上是长期资产配置行为，核心吸引力来自新加坡无资本利得税、无遗产税，加上稳定的政经环境，以及新加坡持续推出鼓励海外家族设立实体、企业据点的政策红利。对比台湾地区，新加坡对于需要跨代传承大额股权资产的家族而言，税务损耗会显著降低。

　　这里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结构性变迁：过去数十年，香港长期是台商、台湾高净值家族首选的离岸资金中转站。大量台企的海外营收、家族离岸财富，习惯先归集到香港账户，依托地缘接近性与成熟的金融网络做资产托管。但最近几年，不少台湾家族开始调整架构，把原本放在香港的部分离岸资产逐步分流至新加坡。

　　这并非全盘否定香港，而是资产篮子的再分配。香港依旧保留用于大中华区业务周转的经营性资金；而用于家族传承、长期避险的大额金融资产，则转移到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与信托架构。

　　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优选目的地，除了独立的司法体系、成熟的家办政策与完善的私人银行网络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动向是，全球AI算力基础设施与数据安全要求的提升，进一步抬高了新加坡作为科技与金融枢纽的战略地位。

　　在这一轮中美博弈中，东盟各国成为主要得益者，不仅承接了供应链转移的产业红利，在基建升级与数字经济上也获得丰厚回报，而且，离岸金融避风港效应日益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因“福建帮”洗钱事件影响，新加坡收紧对部分海外资金的合规审查，加上本地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与香港相比仍有差距，使得部分资金近年又回流香港，或是改为在港、星之间灵活游走，而台湾资金的出海恰好也加入了这一动态平衡。

　　长远来看，这股资金流向正在重塑香港和新加坡家族办公室赛道的竞争格局，两者的关系正由单纯的“竞争”（详见《亚洲家族办公室热潮》），转向“竞争与互补”。

　　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不少家办开始采取双城布局策略或被称为“混合模式”，即香港发挥前端优势，新加坡承接中后端运营。加之香港特区政府近年相继推出一系列基金设立优惠政策，以及即将推出税务改革，正以厘清“确定性”的举措吸引全球资本（详见《免税优惠抢基金落户 港府、律师详解最新适用范围》）。

　　资本永远在寻找确定性。当财富体量足够大，对不确定性的定价，就会直接转化为跨境资产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