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9月17日——在2022年的选举中，极右翼反移民政党“瑞典民主党”获得了创纪录的1/5选票。该党领袖、摇滚音乐人吉米·阿克松（Jimmie Akesson）带领支持者们即兴跳起了康加舞来庆祝这一胜利。然而，周日的舞池几乎空无一人。

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酒店总部里，该党的老成员们神情沮丧地面对着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他们的支持率在议会选举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

“我们早就知道，在过去四年的合作之后，我们可能会受到惩罚，但没想到跌幅会如此之大，”57岁的理查德·约姆肖夫（Richard Jomshof）说道。他刚刚写了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书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异教徒”。当时，DJ正在播放音乐，但似乎无人理会这些沮丧的情绪。

通常情绪高涨的阿克松在向支持者发表了六分钟的讲话后便悄然离开了现场，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他的政党失去了大约3个百分点的选票，这是所有政党中跌幅最大的。

“瑞典民主党”的选票下降成为决定性因素，使得中左翼反对派以微弱优势（约42,500票和两个议席）击败了由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

47岁的阿克松于1995年加入该党，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将其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带入了主流政治舞台。此前，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仅为0.25%。

然而，在这个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北欧国家，他们那些强硬的移民政策似乎反而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尤其是在那些日益多元文化的城市里，选民投票率上升，中左翼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瑞典民主党”的领导人承认，他们提出的禁止佩戴伊斯兰头巾等政策可能促使了反对者积极投票。

选民投票率的转变使得瑞典在右翼势力崛起的欧洲趋势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瑞典民主党”成功地将瑞典的政治立场大幅推向了右翼，但这一趋势依然无法改变。

根据人工智能分析公司 Vera Policy 的统计，在那些至少有 50% 的居民出生在国外或其父母均出生在国外的 786 个选区中，中左翼政党获得了比上次选举多出 73,000 张选票——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这一变化相当显著。

“这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民的动员情况，这在瑞典是相当不寻常的，”Vera Policy 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卡雷斯科格·雷宾德（Gustav Karreskog Rehbinder）说道。

在这些几乎完全由城市居民组成的选区中，投票率上升了约 3 个百分点，达到了 67.5%。

一项出口民调还显示，在具有非欧洲背景的选民中（约占合格选民总数的 13%），有 67% 的人将票投给了中左翼政党。

“瑞典民主党在推动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索德托恩大学（Sodertor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珍妮·马德斯塔姆（Jenny Madestam）指出。

“然而，当谈到瑞典民主党想要推行的同化政策时，许多移民群体显然感到担忧。”

根据瑞典选举当局的数据，随着最终选举结果的公布（预计将在周四公布），瑞典民主党在瑞典 290 个市镇中的 285 个市镇中的支持率预计将会下降。

“我们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存在，这有助于动员那些对现有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选民，”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个工人阶级小镇蒂尔普（Tierp）的瑞典民主党主席约阿基姆·拉尔森（Joakim Larsson）说。

“但如果我们选择走一条‘稍微改进’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领导的温和党（Moderate Party）的道路，那么我认为我们就无法吸引那些对现有体制持批评态度的选民了。”

去年，瑞典民主党曾就其过去与新纳粹组织的关联及反犹太主义行为公开道歉，这是他们试图在保持强硬移民立场的同时塑造更温和形象的一部分努力。

党书记马蒂亚斯·巴克斯特伦·约翰松表示，执政党常常会受到选民的惩罚；但他同时也指出，政府提出的禁止女性佩戴传统伊斯兰头巾的政策以及鼓励移民回国的措施可能会激怒反对者。

“当某个政党在某些地区获得97%的选票时，这对民主制度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他说，并指出反对者在一些城市地区散布了恐慌言论。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林克比（Rinkeby）——这个小镇拥有大量瑞典裔索马里人。在那里，约94%的选民投票给了中左翼政党，投票率比上次选举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

37岁的艾莎·哈桑·阿卜迪（Aisha Hassan Abdi）是索马里移民的女儿，她戴着头巾。她说自己支持中左翼政党，但对政府提出的头巾禁令感到非常不满：“他们声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却干涉他人的文化和选择。”她在林克比的主要广场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当时阿克松（Akesson）正在那里投票，他抱怨这样的政策“不符合瑞典的价值观”。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路透社（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