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人均GDP增长放缓正在威胁全球生活水平

一个令人不安的国家群体正在不断扩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最具攻击性的俄罗斯都已经加入，很快还会有富裕得多的大型经济体德国，以及农产品出口规模可能很快超过美国的巴西。

人均GDP也是经济学家最常用来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之一。如今，约33亿人，也就是全球超过五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人均GDP增速只有此前十年的一半，甚至更低。

2014年时，这一人口规模只有11亿，不到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还有超过7.3亿人正在经历人均GDP直接下降。

当然，一些地方仍在继续变得更加富裕。2014年至2024年，这些较幸运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实际收入平均增长了38%。其中接近一半的增幅来自15亿印度人生活水平的改善。

随着出生率下降，印度经济正在逐渐追赶富裕国家。美国的表现也持续优于其他富裕经济体，从而拉高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低增长或零增长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已经从2014年的68个增加到2024年的80个。从富裕的加拿大，到极度贫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都包括在内。

造成问题的原因各不相同，从人口结构变化到经济管理不善都有。

不过，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些共同风险。生活水平停滞，更不用说下降，会动摇过去几十年来影响人们工作和政治选择的一个基本假设：自己将会比父母生活得更好。

在那些年轻人成长于经济减速时代、如今已经步入成年的国家，这种变化已经开始重构社会，并重新改写社会契约。

在富裕国家，人均生活水平放缓往往来自生产率增长疲弱和大量移民同时出现。新移民从长期看可能重新为经济注入活力，但短期内对GDP的推动通常有限。

与此同时，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利润也较低，因此缴纳的税款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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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产率增长疲弱，而移民人口持续增加时，本来就更加紧张的财政资源还需要分摊给更多人。结果就是，个人越来越容易产生自己吃亏了的感觉。

2014年至2024年，德国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期德国接收了包括叙利亚人在内的大量移民。德国居民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只有0.6%。此前十年的增速为1.5%，尽管那十年还经历了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几年欧元区一度濒临崩溃的局面。

加拿大的情况则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GDP。2024年，加拿大失业率上升了接近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新移民不断扩大劳动力人口。

与此同时，许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未从2014年大宗商品超级繁荣结束的冲击中完全恢复。

乌拉圭和智利等依赖出口、曾经表现出色的国家，此后居民收入增长几乎陷入停滞。如今，拉丁美洲普通居民只比十年前富裕了一点点。撒哈拉以南、萨赫勒地区以南的人口平均反而比十年前贫困3.4%。

安哥拉大量出口石油和钻石，但人均GDP已经缩水四分之一。

一些人口特别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处境也明显恶化。

2006年9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举行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金砖四国”首次会议。此后，只有印度没有陷入增长放缓。

2014年至2024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只有2004年至2014年的一半。依靠制造业推动追赶式增长的兴奋情绪，已经让位于国内需求疲软。

俄罗斯的人均生活改善速度也降至过去的一半以下，尽管人口减少已经使人均计算中的分母不断缩小。

这些变化将产生深远影响。

人们如何看待物质生活进步，会影响谁能够赢得选举，在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尤其如此；也会影响人们是否愿意努力工作，以及愿意生育多少孩子，这一点几乎适用于所有社会。

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弗里德曼2006年曾提出，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有助于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重视能力的社会制度以及其他积极特征。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带来相反结果，尤其会影响刚刚开始独立经济生活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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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怀旧情绪上升。

2025年，乔治梅森大学的贾斯廷·格斯特及其合作者调查了2万名欧洲人。至少五分之二的人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研究人员把这种感受称为“怀旧式剥夺感”。在各年龄段中，只有50多岁的人比18岁至34岁的年轻人更容易产生这种感受。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国。

咨询公司奥纬咨询对大约出生于1995年至2010年的中国人进行调查后发现，56%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未来很难过上更好的生活。

更早一代中国人的态度要乐观得多。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中，有70%对经济持积极看法。

怀旧情绪随后可能演变成对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疏离。

一项针对18岁至34岁俄罗斯人的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受访者具有很强的国家认同感，但只有5%的人愿意考虑为政府工作。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中国进行的一项每十年一次的调查则显示，2023年只有28%的中国人认为努力工作总会得到回报，而2014年这一比例还是62%。

考虑到7月中国城市青年失业率达到18%，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

哥伦比亚大学的陆瑶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晓光发现，中国23岁至28岁的失业青年中，大约五分之二拥有大学学历。

在那些不像中国这样实行高度政治控制，也不像俄罗斯这样具有强烈复仇主义倾向的国家，年轻人对职业发展的冷漠还可能与政治上的焦躁同时出现。

格斯特及其合作者发现，在西欧，陷入“怀旧式剥夺感”的人，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概率，比没有这种感受的人高出55个百分点。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露丝·达松维尔研究显示，经济增长放缓还可能导致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定。

当人们认为生活正在恶化时，往往会把责任归咎于执政者，于是选民可能不断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来回摆动。

2022年，16岁至34岁的巴西年轻人帮助左翼政治人物卢拉·达席尔瓦当选总统。但在生活水平停滞的背景下，这些年轻人在下个月的选举中更可能转而支持他的右翼对手。

政治不稳定本身又很难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进一步制造不稳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再过十年，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陷入类似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