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对城市构成的灾难性威胁并非新鲜事。事实上，让主要城市区域世世代代处于危险之中，正是这些恐怖武器存在的意义。这种做法被冠以“核威慑”的美名，但其本质要求是将对手（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假想的）的城市置于持续的威胁之下。

即使在当今的武库中，动用最小型的核武器也会在城市中引发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正因如此，城市领导层应当在核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

攻击城市或其他人口稠密地区一直是战争的一部分。无论是中世纪为推翻统治政权而进行的围城战，还是针对基辅的无人机袭击，城市都无法在战争中幸免。为了限制或减少平民在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的苦难，已有91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关于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政治宣言。

通过这一宣言，各国正在寻求途径，以减少和预防爆炸性弹药污染在城市地区造成的已知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因文化、教育、商业、基础设施和医疗设施的破坏而加剧，并产生长期影响。核武器属于高爆炸性武器，同时还会留下持久的放射性遗患。

没有任何国家做好了应对核武器使用的准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核武器的使用会带来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包括辐射和放射性尘埃、大量遭受多重创伤、严重烧伤及辐射相关疾病的伤员。报告还指出，“目前缺乏针对核武器爆炸事件的特定程序和系统，因为这些事件与民用核事故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最近发表在《中国辐射卫生》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严酷提醒：城市遭受核攻击的概率虽低，却并非为零。任何此类攻击都会让应急服务不堪重负。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发表了一项研究，考察包括北京在内的全球主要城市的应对能力。在那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使今天只有一枚普通大小的10万吨级核武器在北京上空爆炸，对健康造成的直接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可能多达120万人伤亡，却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或医院设施来救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使用核武器，就没有足够的人道应对能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人道机构以及100多个国家政府认识到，确保免受核武器伤害的唯一办法，是防止其意外或蓄意使用。

实现这一点的法律框架已经存在。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到《禁止核武器条约》，与核武器相关的协议框架提供了一条迈向可核查、不可逆核裁军的道路。

由于城市是核武器的主要目标，城市政府对其民众负有特殊责任，必须公开反对核武器在国家安全学说中发挥任何作用，并鼓励为消除核武器风险所作的努力。市长和其他市政领导人正在挺身应对这一挑战。

24个国家的1000多个城市已呼吁本国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以此制止核军备竞赛。纽约、堪培拉、柏林、巴黎、罗马和华盛顿等城市都已鼓励各自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并消除其核武库。

通过“ICAN城市呼吁”，这些城市得以在核裁军等全球议题上采取本地行动，挺身而出保护本市居民，并要求采取行动。被核武器摧毁的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那些可怕的景象提醒着人们，核危险危及一切。

在保护平民的努力中，领导力并不总是来自最高层政府。相反，它可能来自城市、社区以及那些将核武器视为威胁的人民。对“ICAN城市呼吁”和《禁止核武器条约》日益增长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些国家政府仍固守允许使用核武器的过时政策的国家——正体现了这种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