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左翼政党来说，眼下是艰难时期；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反叛者正日益把它们挤进不断缩小的中间地带。很少有政党能迎难而上，为躁动不安的选民提供一个鼓舞人心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民粹主义者对经济和政治进行彻底变革的种种药方。于是，大部分政治激情和能量都在政治光谱的两端翻腾。“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当然不缺少大胆的变革主张。即便这些主张弊大于利——比如特朗普总统那些引发通胀的关税——或者在审视之下土崩瓦解——比如进步派提出废除私人医疗保险，并通过向财富征税来为一系列所谓免费公共品买单。但即便是在兜售骗人的万灵药，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仍有鲜明界定的信念，并因信念坚定而得分。相比之下，中左翼则受困于身份认同问题，选民对其究竟代表什么只有一个模糊概念。更糟的是，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选民往往把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一概归入脱离实际的政治建制派，认为他们无视民众的挣扎，只为富裕精英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治理。像民主党这样的中左翼政党应当向选民提供什么？温和？妥协与跨党派合作？政治文明？这些各有可取之处，但加起来并不能构成一套令人信服的治理哲学。现在也不是搞政策渐进主义的时候。美国劳动者受够了他们眼中极不公平的经济安排、国家认同与公民团结的破裂，以及僵化的联邦政府无力办成大事。他们正在为结构性问题寻找结构性补救办法。民主党并非注定只能陷入空洞无物的中间主义。他们只需重新拾起自身丰富遗产——植根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大胆而现代化的改革传统。

其中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在20世纪初推行的进步主义改革，这些改革使联邦政府能够适应当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美国；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而进行的“大胆、持续的实验”——新政；哈里·杜鲁门在战后为国家和集体安全设计的全新架构；林登·约翰逊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的强力倡导；以及比尔·克林顿作为“新民主党人”在减少福利依赖、降低犯罪率、为失败的公立学校提供替代方案，以及重塑而非仅仅扩大政府规模方面的创新。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党人是会复制这种以激进务实的手段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融合，还是会继续向左转。今年夏天，随着年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初选中成功挑战了自由派甚至进步派的民主党现任议员，这种向左转的压力急剧增加。民粹主义左翼抱怨主流民主党人在对抗特朗普总统时不够强硬。这很讽刺，因为正是他们的理念疏远了工人阶级选民，从而导致民主党目前处于少数派地位。当你完全失去权力时，你并没有多少武器可以用来战斗。然而，一些党内领导人希望在吸纳左翼活力的同时，又与那些令白人大学自由派兴奋却让摇摆选民感到冷淡的理念保持距离。从历史上看，美国自由派与英国工党等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有着共同点。双方都支持一种将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与政府干预及公共服务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但美国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式的反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容的信条。将它们混为一谈只会加剧中左翼模糊的形象。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仅仅将左翼思想视为选举中的失败者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还必须从实质上说明为什么这些想法是错误的。否则，就会给人留下一种软弱的中左翼印象，不愿为自己的原则而战。例如，民主党人应明确拒绝进步派关于废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要求，因为这实际上等于回归开放边境，侵犯了美国人决定谁可以进入我国以及以何种条件进入的权利。进步派要求实施“全民医保”也是如此，该计划在十年内至少耗资35万亿美元，代价高得惊人。中左翼还应避开那些民粹主义式的拙劣提议，即承诺给每个人新的减税或新的政府福利，并声称要靠向富人征税来买单。相反，民主党人应把税收减免的目标对准工薪家庭，通过削减工资税并用累进消费税弥补损失的收入。中左翼也不应让反人工智能的民粹主义者界定本党在这个极其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民主党人不应加入进步派阻止数据中心的浪潮，而应专注于建立一个公共安全框架，强制要求对自我改进型人工智能保持人类控制。失控的风险很大；而用人工智能大幅提升经济生产率和科学事业的潜在回报也同样巨大。通过明确将自己界定为在政治和政府领域推动根本改革的自由主义力量，中左翼可以帮助美国走出当今两极分化的民粹主义。威尔·马歇尔是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兼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