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员“乔伊”等了七个多月，才得知自己的德国签证申请被拒。

这位30岁的研究人员曾获得德国一所技术大学博士后职位，但拒签信称存在“驱逐利益”（Ausweisungsinteresse），即拒绝其入境的公共利益。

这封信援引德国《居留法》第53条称，对于涉及“学习、研究和类似工作”的申请，必须特别关注在德国获得的知识可能被滥用，从而损害受保护的法益或其他重大德国利益的可能性。

这封信没有具体说明他的研究、个人背景或申请材料中哪一方面构成安全风险。乔伊说，在等待的几个月里，德国当局没有就他的研究、教育或工作经历联系过他。

“我不知道申请究竟卡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否正在进行任何额外的安全审查，”他说。

乔伊的经历与有关中国研究人员申请赴德国大学任职签证时遭遇漫长等待和拒签的报道相吻合，因为柏林方面正加大对科研安全风险的审查力度。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与公共广播机构北德广播公司（NDR）和西德广播公司（WDR）的一项联合调查，每年被德国外交部拒绝的中国科研人员签证申请数量达到三位数。

报道称，去年约有400名中国申请者被拒，其中约200人拥有博士学位。

在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在与华盛顿的竞争中站稳脚跟的过程中，中国已将战略领域的高科技列为最优先事项之一。

根据调查，航空航天、半导体和自动化等行业，正是德国最常拒绝签证申请的领域。

调查指出，德国外交部以“保护国际关系”为由，拒绝就针对特定国家的拒签率发表评论。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年轻研究人员正在讨论如何克服这些申请障碍。一些人建议“淡化研究方向”，另一些人则建议在签证材料中避免过于具体的研究描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

虽然官方没有提供指导，但美国审查政策的经验为这种众包建议提供了参考。

“水手”是一名31岁的计算机科学博士，毕业于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他原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敏感点。

水手在德国获得了一个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博士后职位，但他的签证申请在132天后被拒，同样与《居留法》第53条有关。

他表示，自己“没有任何与中国‘国防七子’或军方相关的学术或职业背景”。“国防七子”是一组因与中国国防部门有关联而受到美国政府限制的中国大学。

华盛顿于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启动了此类限制措施，限制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相关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崔洪建表示，德国的签证拒签是欧洲更广泛地拥抱“研究安全”的一部分。

崔洪建曾是一名外交官，他说：“正如欧洲限制其企业与中国在高科技或战略行业开展合作一样，现在同样的基本态度和方向也被应用到了研究领域。”

他表示，这种趋势已经发展了好几年，但随着欧洲国家将国家安全因素纳入其对华政策，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德国就是这种情况，柏林正积极推进对北京的“去风险”战略。

在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领导下，德国正试图在保护敏感技术的同时，维持与中国的关键商业联系。

崔表示，与对美关系的前景相比，中欧关系的前景仍然相对乐观，欧洲大陆目前正在讨论将安全担忧扩大到科学和教育领域可能给欧洲自身带来的损害。

“然而，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崔补充道。“如果中欧之间——以及中德之间——的互信继续受到侵蚀，他们（欧洲）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针对教育和科学交流，以将国内的政治压力向外转移。”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科学、技术与创新项目负责人丽贝卡·阿尔切萨蒂（Rebecca Arcesati）表示，几个欧洲国家正在经历“对待对华科研合作方式的转型与重新校准，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

她指出，德国此前的情况是“几乎没有对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严格审查”。

她表示，政府现在介入——适时提供资源、建议和监管行动——以“为科学界提供战略清晰度”，这非常重要。崔将不断收紧的限制形容为一种“双输的做法”。

他表示，北京希望这些签证遭拒只是孤立事件。“我相信负责科学和教育的相关中国主管部门会向德国同行提出这些问题，”他说。

崔补充说，要扭转这一趋势需要共同努力，并强调双方必须遏制不断收紧管控的势头，同时寻找新的合作途径。

“这必须是双向的，中国也需要考虑，我们如何在同欧洲的科学与教育交流中保持互信与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