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0日，广东深圳盐田港。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包括贸易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在9月19日举行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多名经济学者就此展开热议。
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失衡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测算指出，对比历史水平，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尚未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按全球逆差和顺差的绝对值之和占GDP的比值来衡量全球不平衡水平，测算得出2025年这一比值为3.7%，比2023年和2024年有所增加，比过去20年的最低值2019年高出0.9个百分点；这一比值在前五轮不平衡的高点平均为5.4%，2007年达6%。
刘元春分析，2019年之后全球不平衡上升，其核心原因是疫情导致全球需求结构变化，更多购买商品，服务贸易需求减少。“逆全球化”导致各国推进再工业化和供应链产业链重构，带动各国对投资品的需求上涨，进一步影响全球资本品进出口的顺差和逆差大幅上扬。此外，2022年以来美国在AI领域基础设施投入大幅上升，导致与AI相关的高端制成品需求大幅上升。
瑞银投资银行资深研究顾问汪涛也认为，目前全球不平衡的背后是AI科技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无论在AI相关的固定资本投资还是AI带来的创新方面，美国领先、中国紧随，全球其他地区没有同步跟上，生产率提升的溢出效应比较有限。与过去亚洲“四小龙”等发展经验不同，现在“去全球化”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的空间也有限。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当前比全球不平衡更大的问题是全球经济衰退，从1960年—2008年年均3.7%增速降至2008年—2025年的2.7%。2008年之后，全球贸易增速比经济增速更慢，也表现出不平衡，中国在出口高增长时期积累的产能，在全球贸易增长率下滑后出现过剩。
对于中国，刘元春认为，衡量中国贸易状况不应只考虑约1.2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还应将服务贸易逆差纳入，综合测算得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约为3.7%，大致为2003年水平，低于2007年约8.8%的历史最高水平。
此外，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提示，近十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并不是很快，据其测算的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累计增长45.6%，低于全球48.8%的增速3.2个百分点。“感觉上出口很多，但出口价格指数往下走，过去五年中国的出口金额是跑输（全球）的。”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基础上，中国应该如何扩大内需以促进再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中国贸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非常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定义的国际收支平衡标准，2024年—2025年以来顺差有所上升，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有关。如果继续保持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不断积累外汇储备和其他的美元资产，但现在美元资产风险在加大，因此应该加紧采取政策举措，加大扩张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中央政府还有负债空间，以此缩小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这样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无论对中国本身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有好处的。
余永定强调，中国的基础设施远未饱和，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回报率不能简单用商业回报来衡量，要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角度考虑。“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推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包括六个主要骨干网络即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关键是如何将“六张网”转化为具体的投资项目，并且解决项目融资问题。
林毅夫认为，如果靠增加国内消费来促进贸易再平衡，受到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制约，并且量上不对等，国内消费需求不能完全对冲全球需求的减少。主要还在投资方面，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靠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传统的基础设施已经做的相当多，可以增加与全球气候变暖相关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技术革命所需的新型基础设施。
他指出，不应再采取过去地方政府依靠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来投资的模式，建议中央财政增加赤字，地方政府进行配套可行性研究，向中央政府争取财政支持来投资项目。同时，对过去地方政府形成的债务进行清理，好大喜功、形象工程形成的一些项目必须由地方负责，但对按照国家方针政策建设的基础设施，（其债务）由中央发债置换。
“目前对财政发力、中央政府增加赤字有一定共识，但‘如何花钱’比‘多花钱’更重要。”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相比过去几年强调的“保交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化解企业之间的债务。据其估算，当前房地产企业约25万亿元应付账款中，有8万亿元是接近于坏账的企业之间的债务，应该用政府资金去积极清理房地产行业的存量问题。
汪涛指出，未来如果要创造新的产能、推动创新，最终还是要依靠企业投资。当前企业投资偏弱，主要是最终消费偏弱、供给较大，表现为企业利润下降、国内产品价格承压，投资回报低，叠加各种不确定性，企业投资意愿自然偏低。因此要防止过度“内卷”，推动有序竞争和部分过剩产能逐步出清，并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为企业可持续投资创造条件。
另一个政府花钱的用途是完善社保体系。陆挺指出，应该给有需要的人群“发钱”，尤其是提高占比约55%的城乡居民社保待遇。在AI快速发展背景下，需要解决3亿多灵活就业人口的社保问题，让他们加入职工社保体系，政府通过扩大赤字来增加补贴的办法是可取的。
汪涛也认为，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地方基建能否产生足够效益存在疑问，中央政府是否会允许地方进一步扩大举债空间也存在约束；因此，加快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和社保改革，是目前为转型保驾护航最重要的两项宏观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