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知名中国经济学家认为，鉴于中国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北京应扩大中央政府借贷规模并加快地方债务重组，这为通过加强财政支持来提振需求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在石油冲击推高物价、全球通胀压力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目前的价格水平最低，而其他地区的价格则显著更高。”

余永定周六在北京举行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警告称：“这一机遇窗口不容错过。一旦失去，便不会再回来。等到中国通胀抬头、物价上涨时，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难度将大幅增加。”他补充说，增加借贷可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历来是经济增长的有效驱动力，并能形成最终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同意中国有扩大政府借贷的空间，他指出，此前政府债务的增加并未引发显著的通胀压力。他认为，鉴于地方政府已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进一步的扩张应来自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当局。

李迅雷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家庭刚刚开始去杠杆，地方政府已处于高负债水平，中央政府是唯一有空间增加杠杆以维持经济平衡的部门。”

李迅雷补充道：“过去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借贷在产生经济回报方面的效率并不足够高。”

地方政府债务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隐忧。截至2023年底，北京方面已识别出14.3万亿元（2.14万亿美元）的隐性地方政府债务，并设定了到2028年化解这些债务的目标。通过一系列由特殊债券支持的债务置换计划，到2025年底，未偿还债务规模已降至6.5万亿元。

李表示，当务之急是通过债务置换来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和债务压力。他指出，现有的财政工具，如特殊债券，由于严格的项目要求，使得地方官员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因此效力有所下降。他表示，这一点在今年低于预期的投资增长中得到了体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涵盖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建设等主要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在2026年前八个月同比下降7.2%，降幅较前七个月的6.7%进一步扩大。

同样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这场活动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应伴随着更清晰的责任划分，因为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债务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而产生的。

林毅夫说：“主要为地方政府自身利益而追求的项目所产生的债务，如形象工程，应由地方政府负责；而为支持中央政府政策而产生的债务，则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这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减轻负担，以更小的压力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