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研究员莱昂纳德·A·舒特认为，美国新右派正在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美国外交政策的“文明主义”世界观。

按照这种设想，未来国际秩序不再由美国追求全球领导地位，而是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代表不同文明的大国，分别主导各自的势力范围，在相互承认彼此“文明空间”的基础上维持多极秩序。

舒特近日接受《纽约时报》观点栏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外交政策过去主要存在三种思路：主张美国维持全球军事领导地位的“首要地位”路线，强调建立和维护国际合作体系的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认为美国力量已经过度扩张、应缩减全球军事存在的克制主义。

他认为，“文明主义”既反对前两种路线追求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秩序，也不同于克制主义，因为这种思想仍主张美国在西半球保持压倒性优势。

在这种世界观中，美国新右派对“西方”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舒特指出，传统美国政治强调宪政民主、个人权利和多元主义等可以超越地域和族群的政治理念，而新右派越来越倾向于把西方文明建立在血缘、宗教、语言和领土等继承性特征之上，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视为长期存在、难以消除的现实。

按照舒特的概括，这种思想如果转化为外交政策，首先会要求美国控制西半球，并把限制来自其他文化地区的移民、阻止毒品流入等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其次，美国新右派不仅反对国内的自由主义，也试图影响欧洲政治，因为他们把欧洲视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第三，美国可以接受其他大国在各自文明范围内拥有势力范围，只要这些大国不介入美国自己的空间。

舒特认为，这也是“文明主义”与中国问题最重要的联系。如果完全按照这种逻辑处理中美关系，美国需要把中国视为一个地位相当的“文明大国”，并承认中国在周边地区拥有主导地位的正当性。

他特别指出，这套逻辑甚至可能延伸到台湾问题。不过，他强调，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仍在经济对抗与相对缓和之间摆动，还不能说已经采取了完整的“文明主义”路线。

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与这种理论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一些战略文件以及高级官员讲话中已经出现类似的文明主义语言，对西半球和欧洲的政策也受到这种思路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并不是严格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行事。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尤其与文明主义主张收缩中东投入、集中力量经营西方文明空间的思路相冲突。

舒特认为，文明主义目前在欧洲政策上的影响最明显。美国新右派把欧洲部分右翼政党视为意识形态盟友，希望推动欧洲政治向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方向变化。不过这种关系并不稳固。

欧洲右翼虽然与美国新右派在反自由主义、民族认同等议题上存在共同点，但同样强调国家主权，而且欧洲右翼内部长期存在反美传统，因此未必愿意接受美国对欧洲政治的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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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这套战略本身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今天的金融、贸易、技术和安全体系高度相互依赖，很难让几个大国简单地各管自己的“后院”。

文明之间的边界也无法清楚划定，例如俄罗斯的文明范围是否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中国和印度的文明空间在哪里划界，都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此外，日本等并不以庞大“文明空间”自居的中等强国，也未必愿意接受另一个大国在本地区的霸权。因此，一套原本试图通过划分势力范围避免大国战争的理论，反而可能因为势力范围边界发生争议而增加冲突风险。

舒特认为，“文明主义”目前仍是一套尚未完成的理论，但美国新右派已经建立起越来越完整的思想和组织网络。副总统万斯与这一思潮关系尤其密切，如果这种思想未来要真正成为美国政府系统性的外交政策，就需要一个具有政治号召力的代表人物。

无论2028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舒特判断，新右派关于国家认同、文明和势力范围的讨论都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