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多的绿色技术资本并不总是能转化为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系统。

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的数据显示，来自私人和公共金融机构用于新兴经济体清洁技术投资的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2025年将接近4000亿美元，是五年前的两倍。这还远远不够——各国在阿塞拜疆举行的气候峰会上同意到2035年实现每年1.3万亿美元的目标——但我记得几年前来参加气候周时，听到人们对这个话题的焦虑远比今年要多。原因之一是清洁技术便宜得多，因此花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这些投资的风险远比许多投资者担心的要低：最近对1994年以来开发银行向新兴经济体私营企业发放贷款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违约率为3.5%，与发达经济体相似。

更大的挑战不仅在于获取更多资本，更在于确保这些资本真正有助于降低贫困和减少排放。“许多方面都怀有良好意愿，”气候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塔丽耶·格巴德格辛告诉我。该基金通过开发银行向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提供优惠资本。“但我们必须更善于将这些意愿转化为实际成果。”格巴德格辛在多年从业中学到的一个经验是，当气候融资投资与一国的财政部进行协调，而非像过去那样主要与能源或环境部门官员对接时，效果最佳。她表示，气候投资基金本身以及开发银行不应仅仅向单个清洁技术项目注资，而应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其能源市场法规，使其对私人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并让从发电、电网到终端用户的整个能源系统运行得更加高效。此外，还需要更多的金融创新，以缓解因进口设备以美元计价支付，而能源以当地货币销售所带来的损失风险。“这才是根本性的挑战，”她说。

壳牌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乔纳森·伯曼（Jonathan Berman）在 Semafor 的“未来30亿人口”活动上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补充说，应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消费者的预算限制上——也就是说，将更多的气候资金投入到工程和制造技术的改进中，以进一步降低清洁技术的成本。“人们以为，只要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这些清洁能源系统，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情况比六个月前更不容乐观，”他表示，由于伊朗战争的余波已经削弱了家庭预算。微额信贷和其他旨在让低收入家庭更能负担得起清洁技术的金融产品，在一个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尽可能多的应用场景中，我们或许应该朝着完全不需要融资的方向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开发银行的气候资金去年创下历史新高，但世界银行却一直在缩减关键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