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斯里兰卡正在成为亚洲跨国诈骗产业的新运营基地。自2026年年初以来，斯里兰卡当局已对涉嫌网络诈骗的窝点进行了十多次突击搜查，逮捕或驱逐了数百名外国国民，其中大多数人持旅游签证入境。但政府的执法努力表明，国家层面的打击行动可能会将诈骗网络分散，而无法将其彻底捣毁。

8月13日，斯里兰卡警方通报称，警方网络犯罪部门在2026年已逮捕1,093名外国国民，而2024全年这一数字为573人。其中许多诈骗窝点是在西部沿海度假胜地被发现的，嫌疑人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几个东南亚国家。

这一急剧上升的趋势与柬埔寨和缅甸打击中国背景诈骗园区后出现的更广泛区域转移现象相吻合。

区域转移 斯里兰卡诈骗活动的扩张既反映了其国内的脆弱性，也反映了更广泛的区域转移过程。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老挝的当局一直在加大对大型诈骗园区的打击力度，其中许多园区与讲中文的犯罪集团有关联。

中国执法机关扩大了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联合行动、嫌疑人遣返和司法合作，打击了主要针对中国公民的网络。北京的反诈运动将国内公众宣传教育、更严厉的起诉以及日益活跃的区域执法合作结合起来。

成功的执法可以打乱既有的诈骗枢纽，但不一定能摧毁支撑这些枢纽的金融、技术和组织网络。因此，斯里兰卡可能印证了中国日益成功的反诈运动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区域后果之一。

然而，现有的证据更清楚地表明了斯里兰卡诈骗活动的增长情况，但并不能直接证明这种增长是由来自东南亚的犯罪分子迁移所导致的。实际上，斯里兰卡更应该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犯罪目的地——这一现象是整个地区性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跨国诈骗活动的出现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些犯罪活动是从东南亚直接迁移到斯里兰卡的。4月16日，9名来自昆明的中国公民在携带数百台电子设备时被截获；此前还有一次突袭行动，导致150多名外国人因涉嫌网络诈骗而被拘留。

中国政府公开表示支持斯里兰卡对这些案件的调查，这反映出北京方面对涉及中国公民的海外诈骗网络活动的日益关注。这些犯罪团伙并不一定需要依赖大型犯罪基地来开展活动，他们也可以通过分散在多个地点的小型团队来进行作案，这使得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选择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为这些诈骗网络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易于获取的旅游签证和“数字游民”签证、价格合理的酒店和办公场所、可靠的电信基础设施，以及成熟的非正式汇款渠道，这些都为它们建立临时犯罪据点提供了便利。

斯里兰卡位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以及中国在该国的商业和旅游投资，使得犯罪分子能够更容易地融入当地的跨境经济活动中。

虽然这些因素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网络犯罪的产生，但它们确实降低了犯罪团伙在其他地区遭到打击后重新转移犯罪活动的成本。

斯里兰卡面临的挑战在于其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存在漏洞：旅游签证的监管、金融监管、电信法规以及网络犯罪调查等职能在制度上相互分离，导致执法效率低下。

仅驱逐外籍一线操作人员可能会破坏个别诈骗中心的运作，却无法瓦解其背后庞大的金融网络。仓促遣返还可能忽略那些被贩运、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部分一线操作人员可能是通过欺骗或胁迫手段被招募，并被迫参与网络诈骗。当局在起诉或遣返前，应当区分潜在贩运受害者与组织者及其他有组织犯罪行为人。

跨国诈骗网络的扩张除造成财务损失外，还构成更广泛的治理与经济风险。网络犯罪的存在可能削弱外界对斯里兰卡旅游及投资环境的信心，增加移民与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风险，并给本已捉襟见肘的执法资源带来额外压力。

若任由发展，这些网络可能扎根于该国合法经济之中，导致未来的执法难度大幅增加。

超越突击行动 斯里兰卡需要超越以突击搜捕为主的执法模式，以更有效地打击这些网络。应加强警方、移民当局、金融监管机构、电信管理部门及金融情报单位之间的情报共享。

调查工作亦应顺藤摸瓜，追踪洗钱资金流向、加密货币交易及数字基础设施，而非仅着眼于逮捕一线操作人员。

中国日益增长的反诈合作为区域提供了重要的执法能力，但持久的成功将需要更广泛的情报共享、金融调查及电子证据共享，覆盖南亚及东南亚地区。

随着诈骗网络日益跨区域运作，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现有的合作应扩展至南亚执法机构，通过情报共享、联合调查及协同金融监管来应对。

斯里兰卡的经历阐释了亚洲反诈骗行动的核心悖论——打击行动虽能让大型诈骗园区更难维持，却也促使犯罪网络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和地理分散。

若缺乏更强有力的区域合作，一国的执法压力可能只是将诈骗网络驱赶至另一国，而非将其瓦解。张俊清是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本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