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称：“谁在人工智能上获胜，谁就赢了。”他无视关于过快发展人工智能风险的警告，并援引与中国的竞争作为理由。

这场技术竞争是真实存在的。中国有理由担心在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上对美国产生依赖，特别是华盛顿已多次限制中国获取尖端半导体。与此同时，中国正投入巨额资源发展人工智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估计，2000年至2023年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向人工智能相关企业部署了1840亿美元资金。

我不是技术专家。但作为一个在工厂打磨机器零件度过10年的人，我不禁怀疑中国的优先次序是否正确。当国家面临另一个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时，赢得人工智能竞赛是否应成为如此压倒性的国家雄心？也就是说，普通中国人手中的钱依然太少。

去年，中国近3亿农民工月均收入仅5075元（约合758美元），同比仅增长2.3%。从事零售业的平均月收入为4382元，住宿餐饮业为4208元。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及中东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将这种矛盾描述为中国的“双重经济”：一面生产世界级技术和出口产品，另一面则以家庭收入停滞和消费疲软为特征。

加西亚-埃雷罗对我说：“中国正将非凡资源倾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电池及其他战略技术领域。但这部分资金来源于受到金融抑制的家庭：廉价的被迫储蓄、疲弱的工资增长，以及对于这种规模经济体而言仍过低的消费占GDP比重。”她认为这反映了北京将技术领先地位和制造业实力置于优先位置。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黄亚生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同一问题。在《中国如何遗忘卡尔·马克思》等文章中，黄亚生认为，低工资不仅仅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不幸副产品；压低劳动力成本一直是其制造业成功的根本所在。

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绝对优势经济体”：既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电子等高端领域与美国竞争，同时又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领域与贫穷得多的国家竞争。他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出口汽车，而是为什么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它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

根据黄亚生的说法，答案部分在于分配给劳动者的经济蛋糕太少。根据他的计算，制造业产出中支付给工人的份额从1992年的6.3%下降到2010年的1.8%，到2024年仅回升至约3.3%。

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家庭储蓄过多。首先，流向家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我从工厂车间亲眼目睹了这一发展模式的人性一面。1980年，我16岁时在南京一家国营火箭厂开始工作。

从那时起，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们帮助建设了经济奇迹背后的工厂、道路、摩天大楼和供应链。然而，他们并未按比例分享繁荣成果。关键在于：工人也是消费者。

黄亚生……将中国描述为一个“绝对优势经济体”：在高端领域与美国竞争，涉及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同时又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领域与贫穷得多的国家竞争。压低工资以使产品更便宜，也会抑制购买这些产品所需的购买力。多年来，出口帮助弥补了疲软的国内需求。但在关税、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领导人一再呼吁增强国内消费。然而，如果北京希望中国人消费更多，就需要通过提高工资和加强社会保障，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减轻医疗、住房和教育负担，也会让家庭更有信心消费而非储蓄。这就是关于人工智能与工资的辩论交汇之处。

人工智能可能提高生产率并创造新产业，中国不可能在美中竞赛中袖手旁观。但技术进步应服务于人，而不应成为目的本身。加西亚-埃雷罗还警告称，人工智能革命不仅无法化解这些矛盾，反而有可能在错误的时刻加速劳动力被取代。

美中竞争有沦为自我延续的技术军备竞赛之险：华盛顿不敢放缓脚步，生怕北京超越；北京必须加速，因为华盛顿决心保持领先。双方都成为对方加速的理由。

中国不应让这场竞争主导其经济优先事项。衡量国力的标准不止一种。中国已拥有非凡的制造业产能和技术雄心。其下一个伟大成就，应当是确保那些帮助创造繁荣的民众，能分享到更大份额的成果。

真正的竞争不应仅仅在于谁制造出最聪明的机器，而应在于谁能让普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文/张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