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德国护照。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因德国《明镜周刊》近期的一篇独家调查报道，一连串牵涉中国多名在逃“红通犯”的德国虚假入籍案得以曝光。其中最令人咋舌的是，轰动一时的“菲律宾高管绑架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瀚文，出逃海外多年的金融诈骗犯田春明、揭洋，在这起案件中以一户犹太人后裔、且为亲兄弟身份，先后申请加入德国国籍。

　　而最新消息是，负责此案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检察院和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正对32名嫌疑人展开调查。杜塞尔多夫检察院在回复财新的邮件中证实，这32人中有28人为中国公民。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则拒绝向财新透露案件细节。

　　已披露信息显示，这32名嫌疑人中，约一半已经获得德国国籍，另一半仍在申请过程中。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德方尚未明确已获得德国国籍者的处理方案。据德国《国籍法》第35条规定，对于在入籍过程中通过欺诈性虚假陈述、胁迫、贿赂等手段，以及故意提供错误或不完整却对签发至关重要的信息，并以此获得德国国籍者，可在入籍决定公布之日起10年内进行撤销处理。

　　对于刘瀚文、田春明和揭洋三人在国内所犯案件，财新此前已做详细梳理（详见财新网报道《三名中国红通犯 如何变身犹太“三兄弟”加入德国籍？》）。而在案件背后，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设置的一项赔偿性入籍法条，是如何被不法分子盯上，又在哪些环节失守，最终成为跨国潜逃罪犯的又一张“免死金牌”？

赔偿性入籍条款

　　这套犯罪系统得以运作，关键突破口是德国针对纳粹受害者及其后代重获德国国籍的一项特殊政策。1933年至1945年间，希特勒纳粹政权通过个别及集体性的法律措施，大规模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等群体的德国国籍。其中，1941年11月25日生效的第11号《帝国公民法实施条例》规定，居住在德国境外的犹太人不再具有德国国籍，大量已经逃往海外的德国犹太人因此被集体剥夺了德国国籍。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同期颁布《基本法》。据德国《基本法》第116条第2款规定，在1933年1月30日至1945年5月8日期间因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被剥夺德国国籍的前德国公民及其后代，经申请后可重新获得国籍。

　　区别于常规的入籍条款，这一条款在德国法律体系中被视作一种“赔偿性入籍”（Wiedergutmachungseinbürgerung）。在此后的实践中，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过放宽调整。在该法条支持下，多年来确有不少散落全球各国的原德国公民及其后代重新入籍，其中以色列是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另有英国在2016年公投脱欧后申请入籍者激增，从2015年的43件骤升至2017年的1667件。

　　因申请数量的激增和随之出现的法条以外的新情况，2019年后，德国在《基本法》第116条之外，依据德国《国籍法》第14条增加了多项行政法令予以补充。2019年8月30日，德国内政部颁布了2项综合性部级法令，以简化居住在国外的纳粹时期被剥夺国籍者及后代申请公民身份的流程。

　　德国政府给出的说法是：纳粹时期受害者的后裔如今希望重获德国国籍，是对该国极大的信任。因此，德国内政部颁布法令，增设了入籍途径，以满足受影响者获得德国国籍的愿望。在德国内政部向各州主管部门发布的一份内部解释文件里，提到要“从宽、善意地执行”相关法令。

　　时任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表示，“德国必须履行对于那些因纳粹迫害而遭受公民权歧视的德国受害者后裔的历史责任。”

　　也在同一时期，一位美国公民的德国入籍申请被拒，理由是虽然她的父亲是纳粹治下逃亡美国的犹太人，但她本人为非婚生子，不符合《基本法》第116条下的规定。该申请人持续上诉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层面，最终宪法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德国相关部门决定放宽原法条中的“后代”定义范围，将出生在一定时限前，“母亲曾被强行剥夺德国国籍且父亲为外国人的婚生子女”与“父亲曾被强行剥夺德国国籍且母亲为外国人的非婚生子女”均纳入其中。

　　2021年，德国又通过修法增加了《国籍法》第15条，使部分不符合《基本法》第116条，但同样属于受纳粹迫害受害者及其后代的人也能够通过赔偿性入籍条款取得德国国籍。可申请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原本的被剥夺国籍者扩大至同一时期被迫自动放弃或丧失德国国籍的人。

　　此外，通过这一途径入籍者，要求也被降至最低。具体而言，申请入籍者无需提供经济能力证明，语言能力只要求最基本的德语水平，只需对德国的法律、社会制度和生活状况有基本的了解。而这些条件也无需通过笔试确定，只需要与所在地的德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进行面谈即可。申请成功者还可保留双重国籍，过程中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在如此“宽松”的入籍条件下，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证明申请者本人的家族关系。申请者分为两类，当时的受害者本人，或是受害者后代。相较于本人，其后代不需要提供曾拥有德国国籍或因遭受迫害而被剥夺国籍的证明，以及遭受迫害的理由及采取措施的证明这类直接证据，需要的是提供其父母或是祖父母的结婚证、出生证一类材料，以及本人现行身份证明文件，和居住国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详细信息文件。

　　在此基础上，德国相关部门提示，申请通常可以提交经认证的文件副本；即便申请者不具备完整的文件，仍然可以拿着所掌握的有关祖先的任何信息进行申请，而受理部门会进行后续调查以核实其说法。

　　整个流程也相当简洁，境外申请者准备好相应文件后提交至居住地的德国驻外使馆或是直接联系德国联邦行政局（BVA），而后等待审核与回复。BVA是德国联邦政府的核心中央服务机构，隶属于德国联邦内政和国土部（BMI）。

　　在一整套更为宽松的程序下，叠加英国脱欧等外部因素影响，赔偿性入籍申请者数量显著增加。德国政府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初至2026年3月底，共收到101180份赔偿性入籍申请，已获得德国国籍的有52180人。在这之中被拒绝的情况极少，只是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

制度的缝隙

　　在《明镜周刊》的报道中，这一制度具体是如何被利用的尚不够清晰，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国原籍江苏连云港的田春明，山东济南的刘瀚文，安徽六安的揭洋各自通过一系列运作，最终成为同一对德国犹太裔夫妇的孙辈。

　　被披露的入籍材料显示，这对名为Karl Siegfried Süßkind和Gertraud Süßkind的夫妇有一位名叫Rosa的女儿，与一位姓Wong的中国籍男子结婚后共生下8名子女，其中的Sun Wong、Derrick Wong、Leo Wong就分别对应田春明、刘瀚文和揭洋。三人伪装成Süßkind家族的后代，辅以伪造的以色列国出生证明和护照，获得公证人的认证，随后进入申请流程。

　　其中，田春明于2024年获得德国护照，此前他已取得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护照，2026年6月被搜查时住在英国伦敦；刘瀚文于2022年获得德国护照，同时拥有菲律宾护照、塞浦路斯护照，因涉及菲律宾绑架案于2024年10月在美国纽约被捕；揭洋则在2024年底于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申请了德国护照。

　　相关材料后来被证明存在明显漏洞，8名子女中，有两个孩子的出生日期间隔不足个10月。

　　BVA也因此被质疑是否审核力度不足，而这种不足或许与其所匹配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关。

　　据德国联邦政府2021年12月向议会提供的数据，处理与《基本法》第116条相关的BVA全职等效人员为28.37人，与《国籍法》第15条相关的则为9.21人。随着赔偿性入籍申请数量在近几年的骤增，对应工作人员数量具体增量为多少尚无明确可查数据。截至发稿，BVA未能回复财新的相关采访邮件。

　　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行政管理局主要负责与《基本法》第116条相关的赔偿性入籍工作的TSⅡ部门接受了该新闻机构的非公开采访，但不愿意对涉嫌欺诈入籍者的作案方式和该机构可能存在的审查失误做具体解释。目前已知的是，该部门工作人员接收文件后的核查途径包括当年纳粹用于刊登除籍者姓名的《帝国公报》、纳粹政府部门资料以及档案馆资料。如果遇到“申请信息与文件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工作人员会要求申请者作出说明。

　　事实上，德国政府及民间多年来对纳粹时期受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身份复原，已形成较为系统化的数据库体系。不仅有德国联邦档案馆这样的官方机构，还有民间自发组建的庞大数据库，如纳粹迫害档案机构Arolsen Archives，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Shoah Victims' Names”数据库等。

　　据德国联邦档案馆2024年5月披露，该馆拥有的核心资料——《1933-1945年德意志帝国境内犹太居民名录（以1937年12月31日为准）》包含约81万条记录，引用了近1800个来源的380多万条参考文献，用于尽可能准确地还原个人信息和最终命运。其中基于1939年德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补充卡片”提供了约13万户家庭的信息，涉及约27.75万名犹太裔居民，包含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祖籍、学历等关键信息。当然，这类核心资料的获取需向档案馆发送申请。

　　此外，该档案馆还免费开放了基于这份居民名录制作的在线纪念册，其中收录了约18万名在1933年至1945年纳粹时期居住在德国并因迫害而遇害的犹太人的信息。

　　档案馆认为，其保存的资料“正面临着公众对纳粹时期居住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命运的高度关注”，原因是该馆注意到近年显著增加的有关居民名录信息的咨询，仅2023年就有超1000份，其中咨询量最大的是公民身份问题，特别是与2021年扩大的补偿性入籍计划相关的问题。而关于这个话题的咨询中，来自以色列的咨询量尤其庞大。

　　而成为相关犯罪网络中重要链条之一的以色列，原本是德国海外补偿性入籍申请的重要来源地。德国联邦议院学术服务处报告曾明确指出，在依据《基本法》第116条第2款的重新入籍实践中，“尤其涉及大量以色列公民，他们是被迫害的前德国公民的后代”。据德国内政部数据，2021年共有2485名以色列公民在德国入籍，到2024年这一数字升至4275人。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德国驻以色列使馆近年成为欧洲以外最大的德国护照签发点。

　　从被公开的信息来看，德国社会为补偿纳粹时期受害者所尽的努力，或许被犯罪分子极大程度的利用。可被公开检索到的受害者关键信息，可海外操作的文件副本，可由工作人员补足的证据链条等等，某种程度上“帮助”了犯罪者最终获得一份德国护照。

　　《明镜周刊》的报道中提到一处细节，田春明与别人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们曾讨论如果在入境德国时被官员提问棘手问题该怎么办，田的一位朋友曾在入境土耳其时被拦住，但一提到自己的犹太籍母亲便被放行。田春明因此总结，在检查护照时，只需说明是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16条申请的，不必解释更多，因为这涉及到“二战期间遭受迫害的犹太人隐私”。

德国政界反应

　　《明镜周刊》的报道发布后，德国政界很快做出反应，要求彻查相关案件。据德媒报道，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事务发言人塞巴斯蒂安·菲德勒称这是一起“跨国有组织经济犯罪”案件，德国内政部和联邦行政管理局必须对此展开内部调查。他还表示，“这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是令人作呕的肆无忌惮的行为。”但菲德勒同时强调，第116条是合理的，存在这种入籍途径是“正确且重要的”。

　　同属执政联盟的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内政事务发言人亚历山大·特罗姆则称，“凡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入籍，都必须尽快撤销。当局绝不能浪费时间。”特罗姆要求“全面调查还有多少其他案件存在类似违规行为”。

　　反对党在指责犯罪行为之外，也将矛头对准行政机构本身。绿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康斯坦丁·冯·诺茨称，当务之急在于厘清法律规定的保障措施和核查机制是否得到充分遵守，甚至是否遭到蓄意滥用。同党派的内政事务发言人马塞尔·埃默里希表示，“联邦内政部必须解释这些漏洞究竟存在了多久，以及是否忽视了任何预警信号。”

　　另一主要反对党德国选择党在丑闻曝光后不久的柏林选举中推出“100天紧急行动计划”，其中明确包含更严格的入籍规则，延续其一贯的政策。

　　德国联邦内政和国土部的回应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查明相关补偿性入籍程序中的欺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