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副总统JD·万斯领导的政府特别工作组周二宣布，将从《平价医疗法案》的市场中移除76万个涉嫌不当注册。此举是政府以根除欺诈和滥用为名削减医疗保障的最新努力。但考虑到政府的过往记录，有理由对这一宣布持高度怀疑态度。而错误取消注册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白宫消除欺诈特别工作组正在主导这场规模极大的清理行动，理由是许多注册者不存在或不符合资格要求。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表示，数百名按注册人数提成的经纪人和代理人在未核查资格的情况下，将人们注册到市场计划中。2026年6月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份报告发现，“260万个不当和虚假注册……包括超过100万个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注册。”没有社会安全号码，既无法确认身份，也无法确认获得补贴的资格。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政府官员表示，40名代理人和经纪人制造了5万个虚假注册，给政府造成4500万美元损失。”

确保医疗资金流向符合条件的个人是合法的政府目标。但关键在于，“不当”和“虚假”并非同义词。混淆这两个术语可能会将实际欺诈与核实资格的困难混为一谈。

赋予经纪人直接为民众办理参保的权力可以减轻计划参保的行政负担，但当权力落入不良之手时，也会增加遭受欺诈行为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恰恰赋予了那些它如今声称涉嫌欺诈参保的经纪人权力。它扩大了这些经纪人在向消费者提供非《平价医疗法案》（ACA）合规计划以及ACA合规计划方面的作用，并批准了“增强型直接注册”机制，该机制允许经纪人在参保人从不与医疗保障交易平台进行交互的情况下处理申请。

尽管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正在着手解决可能已经出现的反向激励问题，但大规模的取消参保却忽视了政策设计的缺陷。也就是说，当上一届特朗普政府赋予经纪人更多权力，使其在消费者购买保险时充当中间人时，政府却未能建立起能够监管其行为的监管体制。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决定对新代理人和经纪人实施暂停令，对于解决这些反向激励问题而言，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恢复了850名涉嫌从事欺诈性健康保险参保行为的代理人和经纪人的资格，这凸显了该届政府表面的政策偏好与其最终的政策选择之间的又一次脱节。

尽管欺诈经纪人和代理人的行为不可原谅，但恰当的应对措施不仅应惩罚违规者（如本案中的情况），还应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保护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特朗普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反对消费者保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选择采用零敲碎打的应对方式（例如解雇有问题的代理人），同时却任由系统性漏洞继续存在。

还有其他理由让人怀疑，根除欺诈这一合法目标最终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CMS（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管理员穆罕默德·奥兹（Mehmet Oz）在周二的讲话中，将那些既未回复政府信函、又未使用其互助平台计划提交理赔的平台参保人员称作“幽灵”，并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或者压根不知道自己拥有保障”。奥兹的逻辑是有瑕疵的。首先，大多数互助平台参保人员的收入处于联邦贫困线的100%到250%之间，因此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群体。由于低收入人群更可能更频繁地搬迁，如果他们未能更新地址，医疗保险的信函很有可能未能送达。此外，由于互助平台的参保人员特别容易身兼数职，关于健康保险计划的沟通——无论是通过语音信箱还是传统信件——很可能会让位于房租和食品杂货等更为紧迫的生计问题。简而言之，并非所有的信件都会被拆开阅读。

令人费解的是，奥兹竟然将没有提交理赔记录作为一个人无需继续参加互助平台健康保险计划的证据。从健康保险的设计本身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防范不可预测的风险；其合理性并不取决于高频使用。事实上，那些支付了保费却没有提出理赔的人对于医疗保健系统至关重要。这正是平价医疗法案（ACA）中个人强制条款的核心理念：很少或从不使用其保险计划的年轻、较健康人群所缴纳的保费，使得保险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为数百万患有既往症和/或高昂医疗状况的人提供保障。

此外，平价医疗法案（ACA）实施后的多项政策引导投保人购买质量较低、使用成本更高的高风险保险计划。在国会去年让疫情期间设立的强化版ACA税收抵免到期后，数百万民众退出了平价医疗法案的保险计划，而保险公司则大幅提高保费，以弥补继续参保的健康状况较差人群的成本。因此，保费最低的“铜牌”计划在2026年的市场上大受欢迎。然而，这类计划的平均免赔额接近7500美元，人们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该届政府还致力于扩大灾难性健康保险的覆盖范围——即价格低廉、高免赔额（每年超过1万美元）的计划。当普通美国人连1000美元的意外医疗支出都无法承受时，这些计划无人问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奥兹将医疗利用率不足作为欺诈证据，简直是见树不见林。万斯工作组的这种做法可能会使投保人面临被取消保障的风险，且根本无法替代更好的监管监督或降低医疗计划的使用成本。ACA平价医疗市场亟需修复，但大规模取消参保绝不是对症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