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往往经历几代人的时间，而人工智能可以直接进入人类从事的认知任务，并在很短时间内扩散到多个行业。图：视觉中国

　　1845年，24岁的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生活和工作两年后，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里是工业革命的中心，也是恩格斯家族参与经营的纺织企业所在地。他看到一个鲜明的反差：英国的财富在迅速增长，工人的生活境况却没有同步改善，工业化创造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了资本所有者。160多年后，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2009）用系统的宏观数据重新检验了这一观察。他发现，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确实经历了一个特殊阶段：1780年至1840年，每个工人的产出持续提高，实际工资却增长缓慢；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工资才开始快速追赶生产率。艾伦将这段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长期脱节的时期称为“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

　　今天，人工智能正在迅速进入经济活动，这个历史问题重新具有了现实意义。比尔·盖茨（Bill Gates，2026）最近提出，这一次技术革命可能真的不同：过去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往往经历几代人的时间，而人工智能可以直接进入人类从事的认知任务，并在很短时间内扩散到多个行业。如果AI显著提高生产率，由此创造的新增财富将由谁分享？高度集中的技术资本会不会再次造成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的脱节？更进一步，即使出现新的“恩格斯停顿”，它还会像工业革命时期那样最终自行结束吗？

　　把艾伦描述的工业革命与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放在一起，关键在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技术进步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究竟是稀缺还是充裕；第二，新技术所形成的资本与劳动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前者影响技术进步的收益最初流向谁，后者则进一步决定资本积累最终会提高劳动的价值，还是取代劳动——也因此决定一次暂时的“停顿”，是否可能演变成更加持久的分配变化。

艾伦的解释：停顿为何发生，又为何结束

　　艾伦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将英国1760年至1913年的产出、工资、利润、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置于同一个宏观分析框架之中。根据 Crafts–Harley 的 GDP 估计和 Feinstein 的实际工资指数，他指出，1780年至1840年，英国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了46%，而实际工资仅增长12%；相比之下，1840年至1900年，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90%，实际工资却增长了123%。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前期，生产率提高并没有及时转化为工人工资的增长；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实际工资才开始快速追赶生产率。

　　与工资停滞同时发生的，是收入分配明显向资本倾斜。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利润率大致翻了一倍，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而劳动和土地的收入份额下降；投资率则从1760年前后的约6%提高到1830—1840年代的约11%。因此，需要解释的不只是“为什么生产率提高而工资没有同步增长”，还包括为什么技术进步最初更多转化为利润，以及这些利润如何通过投资和资本积累，最终又推动工资追赶生产率。

　　艾伦对这一停顿的解释并不主要诉诸劳资冲突或制度性剥削，而是一个相当古典的增长与分配机制。1800年以后，英国技术进步明显加速，但资本积累一时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速度。新技术迅速提高了“有效劳动”的数量，却没有同步增加与之配套的资本，因此资本相对于有效劳动变得稀缺。在资本和劳动难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这种资本短缺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利润率和利润份额随之上升，而工资却没有同步分享生产率增长。

　　但这套机制同时孕育了结束停顿的力量。较高的利润带来更多储蓄和投资，资本存量不断增加，逐渐追上技术进步创造出的资本需求。随着资本深化，劳动能够与更多、更先进的机器结合，劳动的边际产品随之提高，实际工资开始追赶生产率。因此，在艾伦的模型中，恩格斯停顿并不是永久性的：技术进步最初造成了资本短缺和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而由此产生的利润和资本积累，最终又创造了工资上涨的条件。

　　这一机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条件：资本与劳动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经济学用替代弹性衡量两种投入相互替代的难易程度。替代弹性越低，意味着资本和劳动越难彼此取代，生产就越依赖两者的配套使用。艾伦利用总量生产函数估计，1810年前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约为0.2，远低于1。这意味着当时的资本和劳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以早期工厂为例，更多、更先进的机器需要工人与之配合，而工人的生产率同样高度依赖机器、厂房和其他资本设备。

　　这种互补性在恩格斯停顿的形成和结束过程中分别发挥了作用。

　　第一次作用发生在停顿形成时。技术进步迅速提高了有效劳动，却没有立即创造出足够的机器、厂房和基础设施与之配套。由于资本与劳动很难相互替代，企业无法简单地用更多劳动弥补资本不足，资本因此成为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短缺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回报率，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增收入因而更多流向利润，而没有立即转化为工资。这就形成了工业革命前期生产率上升、利润率提高而实际工资相对停滞的局面。

　　第二次作用发生在停顿结束时。高利润带来高储蓄和高投资，资本存量不断增加。由于资本和劳动互补，资本深化并不是简单地用机器取代工人；相反，更多资本提高了劳动的生产能力和边际产品。随着资本逐渐追上技术进步，原先的资本短缺得到缓解，劳动从资本深化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收益，实际工资于是开始快速增长。

　　因此，艾伦讲述的是一个具有内生纠正机制的故事：技术进步首先跑在资本积累前面，使资本相对稀缺，资本回报和利润份额上升，工资暂时落后于生产率；但增加的利润又转化为储蓄和投资，推动资本积累，而资本与劳动的互补性最终使资本深化转化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停顿之所以能够自行结束，并不需要假定工厂主突然变得慷慨，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工人的抗争，而是因为在这种技术结构下，资本积累本身最终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品。

　　这也意味着，艾伦故事中那个相对乐观的结局并不是无条件成立的。如果新技术下资本与劳动可以较容易地相互替代，整个动态过程就可能发生变化。首先，资本暂时不足时，企业可以通过更多使用劳动来弥补资本短缺，资本稀缺对资本回报和收入份额的推升可能没有那么强，因而未必出现艾伦所描述的同等程度的“利润上涨—工资停滞”。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不断积累，新增机器也未必需要更多劳动与之配套。如果资本能够直接完成原本由工人完成的任务，资本深化就不再必然提高劳动需求，也不必然大幅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品。

　　因此，资本与劳动可以替代，并不意味着生产率与工资的脱节一定不会发生。恰恰相反，如果技术进步本身具有很强的劳动替代性质，生产率完全可能继续增长，而工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长期落后。区别在于，这已经不再是艾伦意义上的那种具有明确自我纠正机制的“停顿”：在艾伦的世界里，资本积累最终是停顿的解药；而在资本能够替代劳动的世界里，资本积累既可能提高工资，也可能进一步替代劳动，因而不再保证工资最终追上生产率。

　　由此，恩格斯停顿留下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技术进步之后，工资最终会不会自然追上来”，而是一个需要经验回答的问题：新技术创造出来的资本，究竟是在增强劳动，还是在替代劳动？资本积累究竟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品，还是降低了对劳动的需求？如果前者占主导，艾伦式的停顿就具有内生的终结机制；如果后者占主导，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脱节就可能不再只是一次暂时的“停顿”。

　　当然，艾伦对恩格斯停顿的测算和解释在经济史学界并非没有争议。部分研究认为，当时以日工资为基础构造的实际工资指数可能低估了工人年收入的增长；也有学者利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和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得到比艾伦更温和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不过，工业革命早期生产率增长明显快于实际工资，资本回报和利润份额一度上升，是理解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重要事实。对于停顿为何在19世纪中叶前后结束，也存在不同解释：艾伦强调资本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深化，另一些研究则更加重视1832年改革法案、工厂立法、1846年废除谷物法、工会发展以及其他政治和制度变化。因而，“恩格斯停顿”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要素互补性的经济机制，也可以被看作技术、制度与劳资关系共同塑造收入分配的一段历史经验。工业革命留下的问题不是工资为什么停顿了几十年，而是为什么它最终能够追上生产率。面对人工智能，这个答案还能成立吗？

　　作者李嘉为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光前经济学讲席教授，在该校韧性劳动力研究所研究劳动力市场转型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张丹丹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博雅青年学者、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