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科技行业正在成为全球大型制药企业寻找新药的重要来源。辉瑞过去一年先后与三生制药和信达生物签署大型肿瘤药合作协议，显示中国创新药研发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欧美药企的全球产品管线。

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本周还出席了特朗普为习近平举行的白宫国宴。

辉瑞与中国药企合作的规模近两年明显扩大。

2025年5月，辉瑞与中国三生制药签署协议，以12.5亿美元首付款获得实验性肿瘤药SSGJ-707除中国以外的全球独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

如果药物达到开发、监管和销售目标，三生制药还可以获得最高48亿美元里程碑付款以及销售提成。辉瑞随后又向三生制药进行1亿美元股权投资。

SSGJ-707是一种同时针对PD-1和VEGF的双特异性抗体，目前正在肺癌、结直肠癌和妇科肿瘤等领域进行临床试验。

今年5月，辉瑞进一步与中国信达生物签署规模更大的全球合作协议，潜在总金额最高达到105亿美元。

辉瑞首先向信达支付6.5亿美元，另外最多支付98.5亿美元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款项。

这项合作涉及12个早期肿瘤药项目，包括抗体偶联药物和多特异性抗体。其中8个项目由信达生物开发，另外4个是辉瑞提出的新药发现项目。

按照双方协议，信达将利用其在中国的研发和临床体系推进相关项目至一期临床阶段。此后，部分项目由辉瑞负责全球开发，部分由双方共同开发，并在美国和欧洲分享商业化收益。

这种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全球制药行业越来越常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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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企负责早期药物发现以及速度较快、成本相对较低的早期临床开发；跨国药企则提供后期大型临床试验、全球监管申报、生产和销售网络。

波士顿咨询集团整理的2025年数据估计，一项一期临床试验在中国平均成本约330万美元、需要6.2个月，而美国平均约为580万美元和13.2个月。

除了成本因素，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近年来在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癌症免疫治疗和减重药等领域积累了越来越多原创或快速迭代的候选药物。

数据机构PharmCube统计，2025年大中华地区生物科技企业向海外授权药物项目的潜在交易总额达到1377亿美元，较2021年的139亿美元增长近十倍。

诺华、默克、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百时美施贵宝和礼来等大型药企近年来都已经与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签署大型药物合作协议。

这种趋势也与全球大型制药公司的自身压力有关。大量畅销药将在未来数年失去专利保护，企业必须不断补充新产品管线，而传统大型收购的成本越来越高。中国早期创新药因此成为新的候选药物来源。

辉瑞尤其把肿瘤药作为重要增长方向。除了与中国药企合作，公司此前还斥资430亿美元收购美国抗体偶联药物公司Seagen，希望扩大癌症治疗产品组合。

美国政府和国会正在从国家安全角度重新审视这种中美生物科技合作。

今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案》，建议把药物开发、生物制品制造和临床研发纳入美国对华对外投资审查体系。

按照法案设计，美国企业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药物授权、合资企业和股权投资都可能需要接受更严格的联邦审查。

支持限制的议员认为，美国资本、研发经验和生产技术可能帮助中国扩大生物科技能力，并可能形成新的供应链依赖。

包括辉瑞、默克和礼来在内的美国大型药企则正在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政府不要把正常药物授权和联合开发全面纳入限制范围。

药企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药的重要来源，如果美国企业失去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合作机会，反而可能削弱美国药企获得新药以及保持全球竞争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