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大卫·布鲁克斯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著有《如何了解一个人：深刻地了解他人和被深刻地了解的艺术》。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将近十年：为什么美国有一半人看着唐纳德·特朗普，却不觉得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
他撒谎、欺骗、偷窃、背叛，以残酷而腐败的方式行事，可7000多万美国人至少认为，他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人甚至把他视为英雄，觉得他值得钦佩、非常出色。
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种道德麻木的地步的？
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对于美国为何陷入这种令人沮丧境地的最佳解释。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伟大道德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思想。他今年5月去世，享年94岁。
这个故事试图解释，西方文化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以至于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无法作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而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发生在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支持者身上。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回到某座古代城市，比如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
在那里，如果有人问你：“你怎样定义自己人生的目的？”
人们恐怕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寻找人生目的，并不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人们出生并成长在由家庭、部族、城邦和国家构成的紧密社会网络中。他们从这些共同体那里继承各种职责、责任和义务，也继承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士兵、农民、商人、母亲、教师等身份服务身边的人。
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相应的卓越标准，也有一套规范来判断一个人应该做什么。
成为优秀的战士、母亲或者朋友，都有相应的标准。
在这种道德体系中，一个人努力达到这些标准，并不仅仅因为这样可能带来荣誉和财富，而是因为他希望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
教师不会接受学生贿赂，让他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这样做会背叛教师这个职业本身所要求的卓越品质。
当我努力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做到最好时，我也在为塑造我的城市作贡献。当我遵循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内在标准时，我就会逐渐从一个平庸的人，成长为自己有可能成为的优秀的人。
我的人生意义，也存在于这一场持续终身、追求卓越和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的旅程之中。
如果我走好了这条路，就会获得身份认同、自尊和目标感。我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而这种确定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安慰和满足。
如果这些听起来过于抽象，我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2005年，前芝加哥小熊队球员莱恩·桑德伯格入选棒球名人堂。在入选仪式上，他谈到了自己对棒球这门技艺的敬畏：
“每一次走上球场，我都会心怀敬畏。这就是尊重。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你绝不能不尊重自己的对手、队友、球队、教练，更绝不能不尊重自己身上的球衣。
“你完成了一次精彩的防守，就要表现得像以前也做到过一样；你击出一记好球，就去看三垒教练，准备跑垒。”
桑德伯格指了指坐在身边的其他名人堂成员。
他说：
“坐在这里的这些人，当年为我们这些后来者铺路，不是为了让今天的球员每次上场都只想着把球打出墙外，却忘了怎样把跑垒者推进到三垒。
“那是对他们、对你们，也是对我们从小打到大的这项运动的不尊重。
“我按照正确的方式打球，并不是因为看到隧道尽头有什么奖赏。我这么打，是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么打。你就应该按照正确的方式打球，而且要怀着尊重。”
桑德伯格的演讲体现的正是这种古老的道德准则，以及其中代代传承的卓越传统。
这种传统给了我们一套道德模板，可以用来评价身边的人，也给了我们一套道德标准，用来塑造人生、赋予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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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雅典向前跨越一千多年，来到中世纪。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改变了人们对于何为人类卓越的标准，对同情和谦卑赋予了更高价值，但人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基本观念。
个人并不自行选择自己的道德标准，因为人们相信宇宙中存在一种根本的道德秩序。
人也不会自己选择人生的目的。
人生目的同样存在于共同体的福祉之中：以某种角色服务社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传给下一代，并遵守神圣律法。
随后发生了17世纪的宗教战争，无数人为此流血丧生。
人们对这些杀戮的厌恶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宗教的神圣色彩逐渐消退，理性受到推崇。
启蒙思想家提出：我们不能继续因为谁的道德观才是正确的而彼此杀戮。那就让道德成为私人事务吧。每个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而我们要学习如何与这种多样性共存。
粗略地说，启蒙运动不再把共同体置于首位，而是让自主的个人取代了共同体的核心地位。
启蒙运动建立了民主、法律和言论自由等中性的公共制度，为个人提供一个足够宽松的公民秩序，让每个人可以在其中决定自己的人生。
如果还存在某种共同道德，那么这种道德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宗教教条之上。人们是否忠于这种共同秩序，也应出于自愿。
功利主义就是建立这种理性道德体系的尝试之一：去做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不要去做会给别人造成痛苦的事情。
我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美国的政府制度，就是启蒙运动众多成果之一。
我珍视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也就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塑造人生的自由。我也相信，即使拥有这种自由，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一些固定的道德原则。
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看看马丁·路德·金牧师就知道了。
有一个老笑话说，要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保守派，只要问问他希望把社会恢复到哪一年就行。
依我看，共同道德真正的衰退发生在过去60年，伴随着极端个人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
麦金太尔的看法却不同。
他认为，道德体系失去内在一致性的种子，从18世纪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已经埋下。
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最终失败，是因为启蒙运动建立的那些理性主义道德体系过于单薄、过于抽象，根本不足以赋予真实的人生以意义。
启蒙运动摧毁了完整的道德生态，只留下赤裸而孤独的自主个人。
更重要的是，它贬低了人类长久以来赖以寻找意义的那些能力。
理性和科学非常擅长告诉你一件事情应该怎样做，却无法回答那些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的人生最终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一群试图填补启蒙运动留下的道德真空的人登场了。
比如尼采。
他说：上帝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理性也救不了我们。寻找人生意义，只能依靠那些英雄般的自主个人，通过某种大胆的意志行动来完成。
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上帝。
几十年之后，列宁、毛泽东和希特勒出现了。
他们对人们说：你想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吗？那就跟我走。
心理学家有一句话：最难治愈的，是患者试图自我治疗的方式本身。
面对麦金太尔所说的启蒙运动核心地带留下的道德真空，我们曾试图用自恋、狂热和威权主义来治疗。
结果，药比病还糟糕。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很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宇宙中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秩序。
不仅如此，很多人甚至开始认为，古代世界观中那些曾经处于核心位置的道德实践传统，对个人形成了太多束缚，因为这些传统会妨碍个人自由最大化。
麦金太尔在他最著名的著作《追寻美德》中写道：
“每一个道德行动者如今都可以发言，不再受到神圣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权威这些外在力量的约束。”
个人可以作出大量选择，却缺乏一套内在一致的道德标准，来帮助自己把这些选择做好。
《追寻美德》开篇就是麦金太尔最著名的思想实验。
他让我们想象，有人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书籍全部撕碎，所有科学家都被杀死，所有实验室也全部被焚毁。
最后剩下的，只是这本科学教材的一页、那本科学教材的几页，零零散散地散落在那里。
我们可能仍然知道一些科学词汇，比如“中微子”“质量”“原子量”，却完全不知道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麦金太尔认为，我们今天的道德生活大致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还会使用“美德”这样的词，也还会谈论“人生目的”，但这些只剩下一些彼此孤立的碎片，无法组成一套完整而可靠、值得一个人拿自己的一生来遵循的体系。
人们已经与关于自己最终人生目的的一切完整想象切断了联系。
如果一个人并不生活在某种恒久的道德秩序之中，那么他该怎样判断一件事究竟应该不应该做？
答案往往是：当时感觉怎样对，就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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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把这种观念称为“情感主义”。
所谓情感主义，就是认为“所有道德判断都不过是个人偏好的表达，是态度或感受的表达”。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主义显得格外自然，因为资本主义本来就是围绕个人消费者偏好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
生活在一个不存在共同道德秩序的社会中，会出现一个严重后果：我们失去了终结争论的办法。
我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而另一种观点是错误的。
于是，公共争论只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愤怒越来越强烈，社会越来越极化。
人们使用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言，试图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进行真正的道德辩论，只是在借用道德语言，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偏好。
如果没有人能够说服别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解决分歧最后只剩下两种办法：强制，或者操纵。
我们每个人都会开始把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仅仅视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试图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相信的东西。
欢迎来到企业DEI项目的世界。
另一种做法，则是广告商、煽动者和网红试图操纵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最终想要他们希望我们想要的东西，从而帮助他们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欢迎来到那个操纵大师唐纳德·特朗普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写过一本书，提出在一个没有道德标准的世界里，人最终只会变成平淡乏味的道德相对主义者。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反正这一切都没那么重要。
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式生活”：我只作出此刻让我感觉舒服的选择，而不去过多思考人生最终关切的那些问题。
麦金太尔对此有一句话：
“在伦理生活与审美生活之间作选择，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是选择自己是否要以善与恶为标准来作选择。”
可是，与今天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道德相对主义，简直像是一个和平宁静的黄金时代。
过去30年，人们开始试图通过政治身份来获得一种正义感，以此填补灵魂中的空洞。
一旦如此，政治就开始渗透一切，最后变成一场圣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妥协也开始显得像背叛。
更糟糕的是，人们已经没有接受过那些真正能够帮助人过好生活的美德训练。
诚实、忠诚、同情、把他人而不是自己放在中心，这些都是过好生活的实际工具。
缺乏这些东西，人就会变得焦虑而脆弱。
正如尼采本人所说，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够承受任何境况。
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那么挫折一来，人就会崩溃。
社会也会趋向解体。
中央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特德·克莱顿很好地概括了这个问题：
“麦金太尔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中。这个社会由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个人组成，他们没有共同利益的概念，不知道怎样团结起来追求共同利益，也不知道怎样说服彼此什么可能属于共同利益。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甚至相信，共同利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然后，特朗普出现了。
他甚至根本不试图使用道德语言。
当他赦免那些毫无悔意的无赖时，他似乎根本不会想到，这样做会削弱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
特朗普说的是我们现代人能够听懂的语言。
偏好的语言：“我要。”
权力的语言：“我手里有筹码。”
还有自我、获利和占有的语言。
特朗普不会让自己的个人身份服从于某种社会角色。
他也不会努力达到某种社会实践本身所包含的卓越标准。
就连总统职位本身，他都把它当成一件私人财产，可以拿来实现自己的欲望。
政治理论家尤瓦尔·莱文曾经指出，很多人都是这样，特朗普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进入一个机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受到这个机构的塑造，而是想把机构变成自己的舞台，在上面表演，展示那个无比美好的自我。
所以，很多人当然不会觉得特朗普在道德上令人厌恶。
他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原本就会塑造出来的那种人的一个夸张版本。
民主党人也不要因此产生太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如果特朗普属于你们这一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样会喜欢他。
你们当然可以否认，但那只是自欺欺人。
我们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逃离这个时代的道德气候。
麦金太尔本人曾经写道：
“野蛮人并没有在边境之外等候；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很久了。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我们困境的一部分。”
麦金太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而且既有左翼的一面，也有右翼的一面。
他希望我们重新回到启蒙运动失败之前那种完整一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共同体，先从地方层面开始，随后再扩大规模。
今天很多后自由主义者正在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工程。
他们试图围绕更强大的“神祇”来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体，比如信仰、家庭和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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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觉得近些年的许多后自由主义者，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非常荒唐。
有些人的思想成熟程度仿佛从未超过研究生第一周，却能够洋洋洒洒构建抽象理论，谈论怎样重新创造某种总体化的团结。
可后自由主义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最后往往就是残酷的威权主义。
一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者也曾使用同样高尚宏大的语言谈论建立团结，但他们的思想在现实世界里最终造就的，却是一批苏联那样的黑帮式国家。
我们不会放弃多元主义，也不应该放弃。
事实上，答案恰恰在于多元主义。
真正的多元主义者，能够承受彼此不可通约的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张力。
优秀的多元主义者，一方面可以肯定启蒙运动、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族群和思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尊重麦金太尔所强调的那些恒久真理和永恒价值。
一个好的多元主义者，可以像前芝加哥小熊队球员莱恩·桑德伯格那样理解自己的人生。
个人应当服从于某种社会角色，在必要的时候愿意牺牲眼前的个人利益，把跑垒者推进到得分位置。
要从特朗普主义带来的道德灾祸中恢复过来，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套语言，让人们能够有条理地谈论自己的道德生活，也能够分辨什么样的人具有真正的品格，什么样的人没有。
我们不需要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事业，但很可能需要重新校准我们的文化。
人们应当更愿意为了更大的共同体，牺牲一部分个人自主的自由。
我们也需要给下一代提供严格的道德教育，其严谨程度应该不亚于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古人早就明白，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塑造理性的头脑，同样也是塑造人的内心和意志。
麦金太尔毕生投入的，正是这一类人文主义事业。
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