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9月27日 德黑兰日志：战争没有结束，但大家还在过日子

今天的连线还是美伊谈判。特朗普已经口头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但伊朗没有把这视为美方通过外交渠道作出的正式最终答复。阿拉格齐的说法是，伊朗听到了特朗普的反应，但仍在等待卡塔尔等中间人传递美国的正式立场。所以至少到今天，伊朗没有宣布这一轮外交接触失败。

我的感觉是，这一次伊朗确实想谈。和以前相比，佩泽希齐扬政府表现出来的紧迫感更加明显，背后很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制裁、海上封锁、航空和金融限制都在继续增加压力，普通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只不过伊朗并不愿意在没有得到美国实际回报之前，先把自己手里最重要的霍尔木兹这张牌交出去。

所以这几天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其实很好理解的状态：一边谈，一边继续施压。革命卫队宣布再次缴获美国REMUS 600无人水下航行器，伊朗不断发布对海峡违规船只采取行动的消息，昨天打了16艘，今天打了6艘。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也在推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专门立法。我在连线中说，伊朗是在告诉美国，外交的大门没有关，但在美国给出明确答案之前，霍尔木兹这张牌也不会收回。

不过，我感觉现在似乎是美国更占上风一些。美国正在努力证明，即使没有和伊朗达成协议，仍然能够维持相当规模的霍尔木兹航运。如果这一点真的能够持续，那么伊朗用海峡换取解除封锁和经济压力的筹码自然会被削弱。此外，伊朗国内的经济每况愈下，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物价继续上涨、货币在贬值，我真的也很担心伊朗的经济到底能撑多久。

今天穆森买的房子终于到了办理交房手续的时候，他跟我请了一天假。我当然让他去。前些天他为了买房还在到处筹钱，现在总算走到了交房这一步。我们每天讨论的是战争和谈判，穆森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却是去拿自己的房子，这才是普通人的生活。

下午我又写了一条军方发言人的稿子发回台里。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现在无论士气、心理准备还是装备，都比战争开始的时候准备得更加充分；如果再次遭到攻击，反击会更加猛烈、广泛。最近军方的发言似乎在证明，在为和美国的“末日战争”做准备，至少在军方的眼中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女演员把头靠向男演员

今天还有一条社会新闻在伊朗媒体上引起很大争议。德黑兰正在上演一部叫《德黑兰—巴黎—德黑兰／桥》的话剧，一名观众用手机拍到女演员把头靠向男演员胸前，男演员似乎还伸手碰了一下她的头。检察机关随后以违反社会规范等理由，对剧团启动了司法程序。

剧团出来解释，说手机拍摄角度造成了误解，两个演员实际上保持着距离，而且剧中的两个人物是兄妹，这一动作发生在剧情的危机时刻。为了避免再引起争议，他们已经调整了演员在舞台上的位置。其实我也看了视频，男女演员确实是保持着距离，并没有互相碰触。

如果只看这个动作，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一起司法案件。但最近围绕女性、头巾、音乐和舞台表演的争议又明显多了起来。前一天还有报道说，库姆法院维持了针对女歌手Parastoo Ahmadi在公共场合拍MV唱歌不戴头巾的判决。虽然这些事情和正在进行的战争、谈判完全是两个层面，但这让我感觉到社会管控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松下来，现在反而感觉到是在收紧。以前采访M教授时，他就批评这样收紧的做法，“房子都快要塌了，还想着屋里的装饰要怎么摆”，他说这样做只能让民众和政府更远。

妈妈说，疫苗不是一口锅

晚上给伊朗妈妈打电话。我告诉她，在德大的W教授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托人从中国帮忙带流感疫苗回来。我说自己也不知道行不行，从中国回来要飞八九个小时，而且个人携带药品可能还有规定。妈妈一听马上说：“绝对不行，千万别干这种傻事。”她担心的首先还不是海关，而是冷链。

她说以前每年买流感疫苗，药房都是从冰箱里现拿出来。她和爸爸一次买两支，药房会把疫苗直接放在冰袋上交给她。她马上回家，把疫苗放回冰箱，然后给医生打电话预约时间。她家距离医生诊所只有四分钟，但即使只有四分钟，医生仍然会特别叮嘱：“来的时候也要放在冰袋里带过来。”因为这种疫苗必须一直保持低温。

妈妈说，如果她现在真的去纳赛尔·霍斯鲁街找，最后肯定能够找到。那里一直是德黑兰买稀缺药品的地方，正规渠道买不到的东西，黑市往往还有，只不过可能要两亿里亚尔甚至更贵。但她说自己绝对不会买，不是舍不得钱，而是不知道这些疫苗此前到底是怎么保存的。“我怎么知道它离开冰箱多久了？这种东西最后是要打进身体里的。”

以前她和爸爸每年打荷兰产的流感疫苗，市场上也有法国产的，但他们一直觉得荷兰的那种效果最好。爸爸大概已经连续打了十四年，妈妈也打了十年左右。今年却一直没有买到。她从做药品行业的朋友那里听说，进口疫苗本来应该提前完成付款，但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把采购款付出去，后来疫苗也就没有正常进来。政府又说要从中国、俄罗斯进口，可前两天爸爸再次问几个做药品的朋友，对方说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真正到货。

爸爸的姐姐本身有一些呼吸系统问题，以前每年都按时打疫苗。今年医生告诉她没有疫苗，只能先开一种药，让她每天吃一片。妈妈对此很不以为然：“药怎么能代替疫苗？”她自己现在只能吃维生素C、B族维生素和复合维生素，平时把饮食照顾好一些，希望身体抵抗力强一点。

她又开始嘱咐我要特别注意孩子，只要出现明显症状就不能大意。我说幸好学校现在人很少，小儿子的班甚至只剩两个孩子，而且不少留下来的学生都是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学校对安全和健康也非常敏感。

说着说着，她又回到W教授让我从中国带疫苗这件事上。她说八九个小时的飞机，就算带着普通冰袋，也不能保证冷链，更何况药品进出境还有规定。政府或者企业进口，可以安排专业冷链运输，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把疫苗随便塞进行李箱？

妈妈说到这里有点生气：“这又不是一口锅！你要是看中一口锅，让人从中国买了一口锅塞进行李箱背回来，那当然可以。这是药！”

说完她自己也笑了。

所有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

我们又聊起最近的局势。我说自己其实已经很累了。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电视里永远是这个人在讲话，过一会儿又换一个人讲话。最让人疲劳的还不一定是坏消息，而是大家说的全是重复的话。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一遍，外长阿拉格齐说一遍，总统佩泽希齐扬再说一遍，换个人还是差不多的内容。我每天都要连线，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说。

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诉我，谈判真的打开了一扇门，或者出现了一个过去没有的新方案，人可能反而会精神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每天新闻很多，真正新的东西却不多。

妈妈说：“大家都快疯了。”

然后我们聊到了议员哈米德·拉萨伊。他最近又成了媒体焦点，还说自己参加完议会会议以后就准备去监狱报到。拉萨伊是强硬保守派教士，属于“抵抗阵线”党党员，和贾利利等人是一个阵线。他和议长卡利巴夫的矛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过去一年对卡利巴夫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他甚至说过，如果不允许他们在议会里开会，就带着议员到街上去开。

妈妈笑着说，他有时候像是在学上个世纪被推翻的总理摩萨台，恨不得搬个凳子到街上，站在上面发表演说。以前就有人提醒他：“别这么冲，把火调小一点。”他没听。卡利巴夫后来起诉了他，现在又传出法院判他监禁的消息。妈妈听完说：“也挺好，他们现在自己开始把自己人送进监狱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就在旁边看着吧。”

妈妈说，记者只是把消息送过去

后来我又跟妈妈说起Lamerd那些孩子。此前采访战争受伤者时，我报道过几个需要长期治疗的孩子。后来一家中国公司看到了报道，通过正式渠道联系有关方面，为其中几个孩子提供持续帮助，包括承担治疗等费用。

对方后来还专门对我说：“谢谢您的报道。”

妈妈听了很高兴。她说：“这就对了。你是记者，你的工作就是传递消息。”

她把记者比喻成一个发送端。社会另一边有一个接收端。记者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别人，真正应该听见这条消息、又有能力帮助的人收到了，再去做他能够做的事情。记者不需要把自己变成其中的利益参与者。

然后她很认真地提醒我：“你这个人太感性，心太软，也太容易同情别人。但是有一句话一定要记住：**人的感情是一回事，职责和把事情做正确，是另外一回事。**”

她说，这次帮助孩子的事情就很好。我只是把他们的处境报道出来，中国公司看到了，通过政府和正式渠道提供帮助，整个过程清楚、合法，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哪怕几年以后有人重新调查这件事情，看到的也只是一次正常的人道主义援助。

但如果记者通过私人关系去替某一个人做一件程序说不清楚的事情，以后别人就可能问：为什么帮他？是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不是因为属于某个派别？是不是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本来是一件好事，也可能因此变得复杂。

妈妈说：“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目的很清楚，那家公司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帮助几个孩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我说，如果这个星期五没有突发新闻，让她和爸爸来我们家吃饭。

伊朗妈妈说：“亲爱的，先看看这几天怎么样吧。”

现在约星期五吃饭，也只能先说“看看这几天怎么样”。

她让我别操心太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临挂电话的时候，她又突然想起来问：“对了，穆森的房子办好了吗？”

我说应该办好了，他今天请假就是去办交房手续。

妈妈听了很高兴，说那就好，感谢真主，希望穆森一家以后顺顺利利，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平安。

然后我们挂了电话。

埃尔多安得到掌声，伊朗为什么让人皱眉？

临睡前又翻了一会儿新闻，在伊朗《同胞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说起巴勒斯坦，就能赢得那么多掌声？而伊朗这么多年为巴勒斯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源，一直把支持巴勒斯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地区政策之一，为什么得到的反应却常常不是掌声，反而让很多人皱眉？

这个问题一下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一些事情。

那时候我去黎巴嫩和叙利亚旅游。因为我来自伊朗，我很自然地认为，伊朗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应该很受欢迎。道理似乎也很简单：伊朗长期支持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关系又那么密切，还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巴勒斯坦。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地方的普通人即使谈不上喜欢伊朗，至少也应该对伊朗抱有某种好感。

可真正到了那里，我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有一次我在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前和一个叙利亚男人聊天。说到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从伊朗来。

他的反应让我到今天都记得。

他说：“我恨这些伊朗人。”

然后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他们都是刽子手。”

当时我非常惊讶。因为这和我出发之前对叙利亚的想象完全不同。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关系那么密切，在地区政治中又长期站在一起，为什么一个普通叙利亚人听到“伊朗”两个字，第一反应竟然会是这样？

后来到了黎巴嫩，我又有类似的感觉。

在伊朗的时候，人们经常谈伊朗对黎巴嫩的支持，谈伊朗和黎巴嫩之间的关系，也谈伊朗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投入。听得多了，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既然付出了这么多，对方自然应该感谢你，甚至喜欢你。

可现实并不一定如此。

我还记得一位伊朗记者跟我讲过她的一次采访经历。她去黎巴嫩采访当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本来以为自己的伊朗身份会让采访更容易一些。毕竟在伊朗的政治话语中，“支持巴勒斯坦”几乎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她到了难民营，告诉对方自己来自伊朗。

结果对方表现得异常冷淡。

这让她非常惊讶。

她大概和当年的我有着同样的疑问：我们不是一直在支持你们吗？

二十多年过去，今天晚上看到《同胞报》提出“为什么埃尔多安得到掌声，而伊朗让人皱眉”这个问题，我突然又想起了当年那些人的脸。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简单、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区别：**政府之间的亲近，并不等于人民之间的亲近；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另一个国家，也不意味着接受这种帮助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把它理解为帮助。**

而且所谓“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本身也从来不是一个声音。不同宗教、教派、政治立场和社会阶层的人，对伊朗的看法可能完全相反。在黎巴嫩，有人把伊朗看作支持者，也有人把伊朗视为干涉者；在叙利亚尤其如此。一个政府眼里的盟友，在另一些普通人眼里可能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巴勒斯坦问题可能也是这样。

伊朗认为自己几十年来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代价，这一点在伊朗自己的政治叙事里非常清楚。但外面的人看到的，未必只是“伊朗帮助巴勒斯坦”。他们还会看到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看到伊朗自己的地区战略，看到它与不同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会根据自己所在的国家、教派和政治经历去理解伊朗。

所以投入多少，与最终获得多少认同，可能根本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法。

这也让我重新想到晚上伊朗妈妈跟我说的那个“发送端”和“接收端”。

她说记者只是把信息发送出去，该收到的人收到以后，再决定做什么。其实国家之间可能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不断向外发送一种关于自己的信息，可最终接收端收到的究竟是什么，并不完全由发送者决定。

二十年前，我站在倭马亚清真寺前，听一个叙利亚男人对我说“我恨这些伊朗人”的时候，还不太明白这一点。

今天晚上再看到《同胞报》的这个问题，突然觉得，二十年前那个没有想明白的问题，好像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