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新加坡，2026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朱锋、王丹、沈明高等多位学者展开讨论。图：财新

　　【财新网】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承压，增长引擎和约束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如何重建中国增长的信心？9月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2026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上，多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朱锋表示，过去40多年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经济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其中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开放市场，让中国进入了全球商业社会的中心。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欧洲、日本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也试图与中国脱钩，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地缘战略转型的障碍。

　　欧亚集团中国区总监（宏观经济与地缘风险）王丹认为，未来五年，中国虽然会面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各种阻碍，但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会带动国内涵盖各制造领域的投资，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仍将增加。

　　本届亚洲愿景论坛创新峰会以“变革与韧性”为主题，于9月29至30日在新加坡举行。亚洲愿景论坛由财新国际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合作推出，新加坡旅游局（STB）提供官方支持，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

中国增长的引擎与约束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不平衡的K型增长，由高科技产业引领的上行部分稳步增长，但还不足以抵消下行部分的拖累，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疲软。”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实践教授沈明高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行部分能否从高科技产业扩展至投资、消费和经济的其他领域。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仍然是房地产行业。”据他估算，在顶峰时期，房地产及上下游约占中国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因此，房地产业的调整不仅影响房地产投资，还影响家庭财富、地方财政、上下游产业和市场信心。“如果房地产行业不能稳住，中国经济将很难实现持久稳定。”

　　沈明高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程度较低，既没有与抵押贷款相关的ABS（资产支持证券）或衍生品，也没有很多基于住房的再融资，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会那么快速，但影响可能会更深远，也更为渐进。

　　王丹表示，虽然上海等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稳定，但从全国看，市场尚未触底，直到完全去杠杆化，下降趋势才有望止住，这还需要较长时间。

　　在王丹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约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自疫情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中央政府再期望地方政府像以前那样去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各类支出，已经很难实现了。虽然合肥模式在投资转型上获得一定成功，但这是例外，其他城市要效仿这种模式的机会十分渺茫，因此必须推进整体的财政改革。

　　以投资、消费为主的内需持续疲软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出口表现亮眼。王丹认为，除了出口这一中国经济的最大引擎，技术的本地替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尤其对国内投资和研发而言，这是未来数年可持续的驱动力。

“十五五”如何实现再平衡

　　制造业优势和强劲的出口增长，让全球再次关注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在“十五五”时期的一大转型任务。

　　沈明高表示，如果细读“十五五”规划纲要，会发现中国政府对政策做出两方面调整：一是试图平衡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即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试图强调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如何才能将这一目标转化为具体政策，让中国经济更加平衡，重建市场信心？

　　沈明高表示，虽然学界对增长引擎应该是投资还是消费，还存在一定争议，但中国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期，投资仍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也应该逐渐成为更重要的增长引擎。

　　一些学者认为，增长可以提振消费，因为增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还能改善社会保障。沈明高提醒，这种带动作用并非自动形成的，中国需要打通从增长到消费的传导渠道，突破瓶颈。

　　在他看来，政策需要兼顾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短期内，财政政策需要加大扩张力度，以缓解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压力。同时，短期宽松需要与可信的中期政策相配合，以提升消费者信心。

　　近年来，为提振消费，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推出扩大服务消费若干措施等。沈明高认为，目前来看，这些政策还未能改变市场预期，一个原因是未来中国会在扩大消费上投入多少资源还不明确。他建议，中国需要对未来五年消费、通胀等宏观指标提出明确的目标，这样消费者和企业才能放心投资和消费。

　　朱锋也表示，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没人会轻易相信中国需求的放缓会很快结束。中国正处于一个相对较长的国内转型期，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来提振大众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与中国经济再平衡相关的是，如何看待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沈明高认为，长期来看，人民币有升值的潜力，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人民币升值应该由更具韧性的国内经济推动，即人民币升值应该更独立于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减少出口，让国内需求成为增长的驱动力；二是人民币升值的挑战在于中国企业能否承受，如果出口承压，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政府对升值将采取保守态度。

　　“央行或外汇局重新评估人民币汇率的原因将是出于制造业或全球金融地位的考量。”王丹认为，2026年尤其是美伊战争爆发后，资产多元化的需求是真实的，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资产都获得了额外的地缘政治溢价、有溢出效应，人民币资产也有所增加。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将走强，但从监管机构的表态来看，目前的最佳立场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

　　在国内消费和投资比重调整的同时，一些国内企业也开始出海，通过全球布局来寻找新发展空间。朱锋认为，面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中国要保持战略韧性，以柔克刚、以弱胜强。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业务日益增多，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海外商业安全和保障。

　　他建议，中国政府应投入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中国海外经济活动能得到完善的政府法律保护。虽然这可能会引发新的地缘政治摩擦，但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安全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