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美元首的两次互访，使印度战略界长期讨论的所谓「G2」重新成为现实议题。特朗普5月访华期间，中美宣布设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后，双方又在关税安排、人工智能对话和军事危机沟通等方面取得进展。两轮互动释放出一个较为清晰的信号：中美竞争仍将持续，但双方正在为竞争设置边界，避免分歧失控。

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将共同主导国际事务。双方在台湾、先进技术和产业政策等问题上的矛盾仍未消除，现有协调主要服务于分歧管理。对印度而言，更值得留意的是，中美在竞争中建立了更多直接协调渠道。如果贸易、技术和安全等关键议题越来越多地由两国率先协商，印度借中美竞争提高对美议价能力的空间可能缩小，其市场利益和规则参与权也可能受到影响。这才是「G2」想象引发印度焦虑的原因。

特朗普访华后，印度媒体已经出现第一轮关于「G2」的讨论。塔克沙希拉研究院研究员阿努什卡·萨克塞纳在《印度时报》撰文指出，印度不能继续把美国遏制中国的意愿视为恒定条件，也不能把自身战略价值完全建立在中美对抗之上。习近平访美后，这种疑虑进一步上升。《印度时报》记者奇达南德·拉杰加塔将访问释放的政治信号解读为美国正在接受中国的对等大国地位，并认为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双边交易管理中美关系。

印度的第一重担忧，关乎自身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位置。过去几年，美国借助印度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印度则通过对美合作获得安全支持、先进技术和国际影响力。印度在美国战略中的分量，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美竞争的持续加深。如今，美国仍然需要印度，却也可能在符合自身利益时同中国直接达成阶段性安排。印度政府由此不得不思考：如果中美竞争进入相对可控状态，美国还愿意为美印合作投入多少资源？

2026年5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中南海散步。（Reuters）

第二重担忧关乎规则制定。《印度快报》评论家拉贾·莫汉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形成由中美占据中心位置的「G2结构」，两国的经济和技术规模足以影响全球供应链及技术标准。该报在习近平访美后的社论中进一步提醒，如果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发展为稳定框架，就可能出现两国先行设定规则、其他国家随后适应的局面。

这也是印度舆论出现「新雅尔塔」联想的重要原因。其担忧并不主要指向传统的势力范围划分，而是少数大国通过关税安排、出口管制和技术标准改变其他国家的发展条件。印度担心自己从美国眼中的关键战略伙伴，逐渐变成中美协调框架之外的次要变量。

不过，印度战略界并不认为稳定的中美「G2」已经形成。印度学者斯瓦斯蒂·拉奥认为，中美元首会晤主要形成了控制竞争的短期休战，没有消除双方的结构性矛盾。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拉杰什·拉贾戈帕兰也指出，中美竞争和相互不信任决定了两国难以形成稳定的共同治理机制。印度真正面对的，并非一个已经成形的「G2」，而是中美继续竞争、同时在部分议题上协调利益的局面。即使只是有限协调，也足以压缩印度的政策空间。

中美有限协调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不会把印度推离美国，反而会促使印方更仔细地计算每一项合作的收益与风险。美国仍是印度获取资本、先进技术和防务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印度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市场。因此，印度的调整不是放弃对美合作，而是降低对美国长期承诺的期待，更看重具体合作能够带来的收益。

2026年9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举行茶叙。（Reuters）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26年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政策变化虽然给印度带来冲击，但尚未改变印度通过多元合作和战略对冲维持自主性的总体逻辑。印度仍会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维持同美国的高层交往，也会继续推进防务和技术合作。不过，美印关系能否带来市场准入、技术转让、联合生产和国际机制支持等实际成果，将受到更严格的审视。

经贸领域将最先反映这种变化。印度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美印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2101.82亿美元；2025—2026上半年，美国成为印度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密切的经贸联系决定了印度难以同美国切割，但中美经贸协调也会使印度更加关注自身获得的相对待遇。如果中国商品获得更有利的美国关税条件，印度依靠「中国+1」和「友岸外包」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便可能受到影响。

2026年7月的美印贸易谈判已经体现出这种议价方式。印度拒绝为了尽快达成协议而在农业等敏感领域大幅让步，同时要求美国保证印度商品相对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关税优势。9月，美国围绕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推动新的关税措施后，印度政府再次强调维护能源安全，并警告相关政策可能损害双边关系。印度仍会争取美国投资、技术和市场，却会更加重视农业保护、能源来源和第三国关系等政策红线。

安全和技术合作也将更加注重增强本国能力。印度仍然需要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先进技术，但会更加看重联合研发、技术转让和本土生产。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国防生产等合作，只有转化为印度国内产业能力，才能降低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印度还会加强同法国、日本、澳洲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为美国供应中断或政策调整预留替代渠道。

因此，印度对美关系的调整不会表现为明显的战略转向，而将体现为战略期待下降、经贸议价增强和安全技术自主性上升。美国仍然重要，但印度希望建立一套即使中美关系缓和也能够继续运转的对美合作模式。

2026年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华盛顿白宫举行的国宴上发表演讲。（新华社）

对中国而言，印度开始为对美合作设置更多条件，主要是为美国政策的摇摆预留回旋空间，其战略重心并未因此离开美国。若据此期待印度在中美之间重新选边，容易高估短期变化。更现实的方向，是在中美接触中重视第三方的合理关切，同时处理好中印关系自身的问题，降低印度借助美国平衡中国的现实需要。

首先需要区分中美双边分歧管理和全球规则制定。危机沟通及双边贸易争端可以通过两国机制处理；人工智能规则、数字贸易和供应链安全等具有明显外部影响的议题，则应同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衔接。对于中方可能影响第三方利益的关税安排、技术标准和出口管制政策，也应加强政策说明，并支持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参与相关讨论。这样既有助于中美管控分歧，也能减少印度将双方接触理解为大国利益分配的倾向。

与此同时，中印关系自身的稳定仍是关键。边境局势一旦反复紧张，印度就更容易把对美防务合作视为必要的外部平衡手段。中方需要继续完善边境事务磋商和军事沟通机制，把已经达成的脱离接触安排转化为更加稳定的危机预防措施，并逐步恢复政府部门、战略界和地方层面的正常交往。

经贸合作则可以为双边关系提供更具韧性的利益基础。中方可通过扩大印度优势产品进口、改善人员往来和企业经营环境，在医药、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中间品等方面形成更加稳定的合作预期。可预期的中印经贸关系无法消除全部战略分歧，却能增加印度采取排他性对华政策的成本，也能使其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保留更多自主空间。

中美元首互访并未建立正式的「G2」，却使印度认识到，美国可能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同中国直接协调利益。印度对美关系由此进入重新定价阶段：继续合作，但更看重实际收益，也更重视政策自主。中国只有兼顾中美协调对第三方的影响和中印关系自身的问题，才能降低印度因担忧被边缘化而进一步向美国靠拢的可能。

作者：杜志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储予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