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Project Syndicate，作者吉恩·弗里达曾任PIMCO全球战略家，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和布鲁盖尔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他认为，自由主义为何衰落，人们从来不缺可以归咎的对象，但寻找单一元凶恐怕注定徒劳。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和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上：那些曾经让人们拥有社区归属感，并对自己的生活保有一定掌控力的制度，究竟应该如何重建？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正在许多国家承受巨大压力。传统政党的支持不断流失，民粹主义运动从政治边缘进入主流。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把关税和制裁当作政治武器，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秩序也逐渐让位于势力范围和实力较量。
但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杀死了自由主义？
答案很多。
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维系它所需的国内政治妥协；拉古拉姆·拉詹批评经济学家过度关注市场和国家，却忽略了社区这个“第三支柱”；罗伯特·帕特南把问题追溯到社会资本衰退，以及社会从“我们”转向“我”；迈克尔·桑德尔强调功绩主义给失败者带来的羞辱；马丁·沃尔夫看到的则是民主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增长放缓和不平等扩大正在破坏市场与民主之间原有的契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在新书《自由民主制度发生了什么？》中，把问题指向曾经支撑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联盟逐渐瓦解。
工业化曾经创造收入不错的工作和强大的工人组织，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带来经济安全感与政治影响力。去工业化、自动化和工会衰退逐渐掏空了这些基础。
自由主义随后越来越被视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阶层所代表的政治理念，许多局外人因此相信，这套制度已经不再代表他们。
戈登·布朗的新书《未来始于我们》则进一步关注优质工作岗位消失之后，围绕这些工作形成的社区如何随之瓦解。
他从苏格兰柯科迪写起。布朗曾在英国议会代表这座城市超过30年。随着采矿业和制造业消失，工会萎缩，市中心空荡，政党也失去了扎根当地社会的基础。
失去工作本身已经足够严重。如果连把人们彼此连接起来的社区机构也一起消失，未来就会显得更加不安。
这也为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土壤：政客告诉选民，移民、少数族裔、精英和外国正在以普通人的损失为代价获益。
因此在布朗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与其说制造了民粹主义反抗，不如说利用了几十年来累积的经济与社会裂缝。
布朗与调查机构Focaldata合作，对20个国家的3.2万多人展开调查，研究财务不安全感、社会联系、制度信任和右翼民粹主义支持之间的关系。
按照他的估算，社区信任提高以及增加与不同背景人群的接触，分别可能让右翼民粹主义支持率下降约3个百分点；降低财务不安全感可能再减少4至5个百分点；即使只是出现温和的经济乐观情绪，也可能带来约6个百分点的下降。
几项因素叠加，潜在变化幅度可达16至20个百分点。
如果这些估算成立，西方许多国家的选举政治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但这些数字不能简单照单全收。
布朗使用的是一次性横截面调查，他的统计模型无法判断因果方向。信任制度的人可能本来就更愿意参加公民组织；支持移民的人也可能更愿意接触不同背景的人。民粹主义选民对经济状况更悲观，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执政政府。
布朗对“公民核心群体”的定义，本身又部分取决于受访者对贸易和移民的态度，因此这一群体更支持国际合作并不令人意外。
真正严格的检验应该是：一个原本用零和思维看待政治的人，加入某个公民组织之后，观点是否真的会发生变化。
强大的公民社会，也不天然产生自由主义政治。
布朗借鉴托克维尔的观点，把公民协会视为学习民主的学校。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同样拥有大量俱乐部和志愿组织。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类组织越多的城镇，纳粹党党员人数增长反而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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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政治方向。
工会能够建立社会联系，民族主义政党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中研究的路易斯安那州保守派，就是典型例子。他们重视家庭和教会，其中许多人却支持茶党，后来又支持特朗普。
霍赫希尔德不断听到一种“深层故事”：这些人觉得自己一直耐心排队，等待实现美国梦，却眼看着其他人似乎在政府帮助下插到前面。
阿西莫格鲁因此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强大的社区未必是战后经济秩序形成的原因，更可能是那套经济秩序产生的结果。
工会让工人彼此建立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工会还能争取更高工资，把部分经济权力转移给劳动者。
当工会衰退之后，消失的不只是社会资本，还有工人的议价能力。
阿西莫格鲁提出的“工人阶层自由主义”，因此不仅要求更强大的工会或更快的工资增长，还包括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劳动者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拥有更多实际影响力，同时允许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继续共存。
这里也体现出布朗与阿西莫格鲁最重要的差别。
布朗希望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和信任；阿西莫格鲁追问的则是，人们为什么应该信任这套制度？
技术是他答案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企业扩张通常意味着雇用更多工人，工资也会因此上升。自动化削弱了这种关系。阿西莫格鲁提出“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工智能”，希望技术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取代他们。
在他看来，人的自主能力不只是参加社区活动，也包括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拥有发言权。公民生活再活跃，也无法弥补经济权力的丧失。
经济巨变的长期阴影
布朗自己的执政经历，也让他的论述显得更加复杂。
1997年至200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英国经济越来越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
布朗本人引用英国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的估算称，那一时期英国银行发放的大约1.3万亿英镑贷款中，约85%流向金融企业或房地产。
当然，去工业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并不是布朗造成的，他的执政记录也不能推翻他对问题的诊断。
但对于一本如此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著作来说，《未来始于我们》对“新工党”时期自身的增长模式谈得却出人意料地少。
更重要的是，布朗批评的许多经济理念如今其实已经退潮。
现在已经很少有政策制定者相信，只要最大限度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再事后补偿利益受损者，就足以构成一套完善的增长战略。
产业政策重新回归。各国政府补贴半导体和清洁能源，加强供应链韧性，对地区不平等以及技术进步收益如何分配的关注，也远远超过20年前。
但民粹主义反弹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继续加强。
一种解释是，经济冲击造成的伤害往往持续得比冲击本身更久。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滞后效应”。
一家工厂关闭之后，消失的往往不只是工作，还有工会、当地企业和围绕工作形成的社会地位。后来即使新建物流中心或工厂，把就业岗位带了回来，也未必能够恢复原来那些制度和社会关系。
政治叙事同样具有这种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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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选民形成一种认知，认为政治制度正在帮助其他群体，让自己承担代价，那么即使经济增长改善、工资上涨，也未必足以改变这种看法。
民粹主义运动甚至不需要赢得选举，也可以改变政治辩论的边界。为了重新争取选民，传统主流政党可能吸收民粹主义政党在移民或贸易上的部分立场。
因此，即使布朗正确判断了经济安全感和公民生活的重要性，恢复这些条件也未必足以逆转政治变化。政治身份会延续，政党本身也会改变。
这也是布朗强调社会参与时最明显的局限。
公民中心可以给人们提供交流场所，却不能替他们谈判工资。
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在职业更不稳定、人口流动更频繁的经济中，重新建立既能连接社区，又能让普通人拥有实际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制度。
怀念战后的旧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罗列地方项目也不够。
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布朗的弱点。关于自由主义衰落的大量研究，都更擅长解释过去出了什么问题，却不太善于回答：那些让普通人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制度，究竟应该怎样重新建立？
重建自由主义秩序
《未来始于我们》的后半部分把视线转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阿西莫格鲁、拉詹和帕特南对此谈得少得多。
布朗提出一种“价值观导向的务实主义”，主张由一批负责任的国家组成联盟，根据一份包含七项原则的宪章，加强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
在他看来，多极化并不必然导致世界分裂。各国可以竞争实力，同时继续在共同规则下合作。
布朗的调查显示，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经常与不同社会背景人群交往的人，对国际合作的支持也明显更高。
这种逻辑与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相似。那套经济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国政府把对外开放与良好就业、社会保障结合起来。
如果国内政治被视为零和竞争，选民也很容易用同样的方式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人们相信自己能够从合作中获益，国际主义才更容易获得政治支持。
但公众支持并不足以消除国家利益冲突。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国大陆对台湾提出的领土主张、核扩散，以及气候转型成本应该由谁承担，都不是欧洲或美国拥有更强的公民社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布朗在提出具体方案时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在气候和发展融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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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如果政府提供10亿美元担保，把部分风险转移到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上，就可能降低私人资本成本。再配合2亿美元赠款，最终可能撬动接近50亿美元资金，用于气候适应和能源转型。
自由主义的衰落并不是单一力量造成的。
去工业化、自动化、工会衰退、社区瓦解、经济不安全感和政治身份变化在不同阶段出现，又不断相互强化。布朗抓住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他可能要求公民社会复兴承担了过多任务。
《未来始于我们》仍然值得一读。很少有卸任政治领导人试图把经济不安全感、公民社会衰退与国际秩序失衡放进同一个框架，更少有人尝试用实证研究检验这些判断。
阿西莫格鲁和布朗虽然从不同方向出发，最终却得出了非常接近的结论：自由民主制度能否持续，取决于普通人是否真正拥有影响那些支配自己生活的制度的能力。
一旦这种能力已经丧失，无论经济改革还是公民社会复兴，都不存在简单的修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