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近日罕见呼吁美国重新推动大规模自由贸易体系。

他没有直接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是建议如果欧洲切实推进经济和防务改革，美国应与欧盟谈判一项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并最终把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纳入更大的经济合作框架。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戴蒙表面上谈的是贸易，真正值得关注的却是政治含义。这项建议反映出美国部分商界人士已经开始思考，未来是否可能修复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重新建立近年来受到冲击的西方联盟体系。

戴蒙9月28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欧洲并不知道应该怎样改革的问题并不存在。意大利两位前总理恩里科·莱塔和马里奥·德拉吉2024年分别提交报告，对欧洲单一市场、金融体系和竞争力提出300多项改革建议，但真正落实的改革仍然很少。

戴蒙认为，欧洲如果完成资本市场联盟和银行业联盟，将显著改善企业融资能力。欧洲拥有庞大的储蓄和资本，但金融市场仍然按照国家边界分割，企业尤其是科技和其他成长型企业很难像美国企业一样迅速获得资金并扩大规模。

更统一的金融体系可以把更多资金导向科技、国防和其他战略产业，降低跨境经营成本，也能让欧洲银行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戴蒙提出，美国可以利用市场准入推动欧洲加快改革。如果欧洲真正实施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改革，包括增强安全和经济韧性，美国就应与欧洲谈判一项大型经济和自由贸易协定。

在他的设想中，这项协议还可以扩大到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从而形成一个覆盖主要西方经济体和美国亚洲盟友的贸易集团。

戴蒙认为，这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还会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此共同制定更多全球贸易规则，加强供应链和产业合作，并在面对中国等国家的经济竞争时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阵线。

他还主张重新考虑两项曾经接近成形的大型贸易计划，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这些协议当年遭遇强烈政治阻力，部分原因是选民担心贸易自由化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工资下降和企业倒闭。戴蒙认为，这些担忧并非没有依据。过去政府对受到贸易冲击的工人和地区提供的帮助不足，因此，如果重新推动自由贸易，就必须同时采取更有力的就业培训、产业调整和社会支持政策。

克鲁格曼认为，戴蒙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公开提出这样的方案，本身就值得关注。

特朗普政府把关税和产业保护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自由贸易体系持明显不同态度。戴蒙现在却主张重新降低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经济壁垒，通过正式的国际协议重新连接美国和欧洲。

克鲁格曼因此把这篇文章视为美国商业界政治风向可能发生变化的信号。

按照他的解读，戴蒙实际上是在设想一个特朗普和MAGA政治影响力下降之后的美国。克鲁格曼认为，像戴蒙这样长期与两党政府都保持关系、政治判断十分谨慎的企业领袖，不太可能无缘无故选择此时提出这样一套方案。

不过，这属于克鲁格曼对戴蒙政治意图的判断。戴蒙本人并没有在文章中预测未来选举结果，也没有公开支持某个政党。

克鲁格曼还注意到，戴蒙并不是单纯要求欧洲获得美国市场优惠，而是把自由贸易协定包装成推动欧洲内部改革的激励。

这一点得到克鲁格曼一定程度的认同。他认为，德拉吉提出的很多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尤其是完善欧洲统一市场、打通资本市场以及减少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壁垒。

但克鲁格曼认为，戴蒙很可能高估了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对欧洲改革的推动作用。

他的理由是，美欧之间过去本来就已经接近低关税贸易，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前对很多欧洲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大约只有2%。欧洲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占欧洲整体经济产出的比例也并不高。

因此，即使美国重新提供接近自由贸易的市场准入，这项利益本身也很难大到足以改变欧洲内部政治。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改革缓慢的真正障碍还是欧洲自身。成员国是否愿意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统一银行监管、减少国内保护，以及让渡部分国家层面的经济控制权，本质上都是欧洲内部的政治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戴蒙的计划没有价值。

克鲁格曼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最重要的作用可能并不是降低几个百分点的关税，而是重新把国家绑定在一起。

大型贸易协议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联盟机制。美国和欧洲如果重新启动长期贸易谈判，就等于释放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即双方再次把彼此视为长期战略伙伴，并愿意通过正式制度限制单边政策变化。

因此，在克鲁格曼看来，戴蒙真正提出的是一项重建西方联盟的计划，只不过使用了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形式。

这种重建并不容易。

克鲁格曼指出，美国过去几年改变了大量既有贸易政策和国际安排，欧洲以及其他盟友不会轻易忘记这些经历。即使未来美国政府再次希望推动自由贸易，盟友仍会考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签署的协议能否持续跨越不同政府，而不是随着国内政治变化再次被推翻。

戴蒙显然也意识到，仅仅解决眼前的几项关税争端远远不够。

他提出的是一个更长期的框架：欧洲首先改革自身经济和防务体系，美国则重新开放市场，并把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逐步连接成一个更加统一的经济和战略集团。

两人的分歧主要在经济效果上。戴蒙相信，更大的统一市场可以明显促进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认为，美欧原有贸易壁垒本来就不算高，因此直接经济收益可能没有戴蒙设想的那么大。

但两人的分析最终指向同一个更大的问题。

戴蒙谈论的表面上是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是在讨论美国和欧洲是否还能重新建立一个以共同市场、长期制度和战略合作为基础的西方经济联盟。

克鲁格曼认为，这才是戴蒙这篇文章最值得关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