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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参与千禧年难题攻关的研究人员，过去还愿意预测未来12个月的AI进展，现在连三个月以后都不敢判断了。9月17日，OpenAI研究员诺姆·布朗接受德瓦克什·帕特尔采访，转述了这个细节。访谈还谈到多智能体、AI参与制造下一代AI，以及越来越难做的安全测试。

这名研究人员参与的，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这项研究由约1万个智能体参与。OpenAI称，它们用88小时给出了一份解答。不过布朗认为，他甚至不愿把10%的功劳归给多智能体，真正起作用的是底层模型已经足够强。

访谈里最容易听懂的另一个细节，出现在一场安全测试中。研究人员给模型出了一道数学题，又把标准答案放进文件夹，想看它会不会偷看、看过以后会不会承认。“这看起来像个陷阱。”于是没有打开答案。

这不一定说明它在恶意伪装。麻烦在于，它已经能看出自己正在考试。研究人员准备好的考场，和真正投入使用的环境，开始变得不一样。

一边是模型不断提前完成人们以为还要再等几年的事，另一边是测试方法开始追不上它。OpenAI准备让AI参与制造下一代AI，却还没找到一套可以证明它始终守规矩的办法。

01一万个智能体，功劳不到10%布朗是OpenAI推理模型o1的早期核心贡献者之一，现在研究多智能体系统。

他的出发点并不复杂。推理模型通常想得越久，成绩越好；但如果一项任务需要连续思考几年，没人愿意等几年才拿到答案。解决办法之一，让多个智能体并行探索，再彼此交换结果。

OpenAI此前公布过1个、4个和16个智能体的测试。在部分任务中，4个智能体可以把完成时间缩短一半，代价是总计算成本增加一倍；增加到16个以后，仍能提速，只是效率略低。数学和资料检索相对容易拆开，小说创作这类高度依赖统一上下文的工作就难得多。

OpenAI没有把所有协作方式事先写死，而是尽量减少预设结构。智能体可以直接给同伴发消息，自行决定怎样分工、向谁求助。它们仍然有一个关于“合理沟通方式”的起点，也从人类文本中学过组织与协作，并不是凭空长出一套公司制度。

实际运行时，智能体会像人在Slack里工作一样交流。有人先给出答案，另一个给出不同结果，双方追问各自的推导，“我改答案了，他是对的。”布朗说，这种协作比他预想得自然。

但从16个增加到1万个，会发生什么，目前并没有扎实的扩展曲线。团队没有测出1万个智能体比1000个究竟快多少，也不知道单个智能体完成同一任务要多久。如此大规模的对照实验太贵，公开测试只做到大约16个智能体。

所以，“多智能体贡献不到10%”是布朗自己的功劳判断，不是消融实验测出的比例。他认为，万人协作很显眼，容易抢走全部注意力；真正让这件事成为可能的，是OpenAI先训练出了一个通用、能力很强，并且可以长时间工作的底层模型。

OpenAI公布的数学研究里，约1万个并发智能体在88小时内产生约1300亿个输出Token，给出的结果是在光滑外力作用下，让平滑初始流在有限时间内形成奇点。OpenAI同时发布了论文和Lean形式化证明；找到解法之后，形式化与验证又用了约17小时。公司没有宣称已经获得千禧年大奖。

按帕特尔的粗略换算，1300亿个Token相当于一个人连续思考4000年写下的文字量。这个数字很震撼，上万个智能体会重复搜索、走错路，也没有人类完成同一任务的时间可供比较。

这也接上了上周数学界对这项成果的质疑。AI已经可以解开很多边界清楚的问题，却还少有提出新问题、开辟新理论方向的表现。它完成了一道极难的题，不等于它已经接过了数学家的全部工作。

02会解题、不太会选题，到了AI研发里未必是硬伤布朗并没有否认这层短板。有些方面异常强，有些方面仍落后于人。它们擅长解决已经定义好的难题，不太擅长判断哪一个问题值得研究，更谈不上轻易创造拓扑学那样的新分支。但同样的短板，放到AI研发里，影响可能没那么大。

布朗认为，机器学习研究里有不少目标更明确，也更容易量化。模型的训练损失有没有下降，样本效率有没有提高，某个评测指标有没有变好，都能给出直接反馈。AI未必需要先发明一套新的学科，才有机会帮助改进下一代模型。它那些不均匀的强项，恰好可能在这类任务中派上用场。

过去几年数学能力的进展，已经多次打破他的预测。模型先后从GSM8K小学数学、MATH基准，走到美国数学邀请赛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布朗过去按“模型每年能解决的问题，人类所需时间约增加10倍”这条经验趋势外推，认为2026年不太可能出现千禧年难题成果，2027年大概也不会，也许要到2028年。

结果来得更早。这不能说明那条10倍趋势会一直有效，只说明连布朗自己的外推也偏保守。

这正是如果AI开始写训练代码、设计评测、分析实验，再把结果用于下一代模型，研发速度会不会越来越快？

布朗认为，加速会发生，但不赞成把它写成一夜之间100倍。数学题主要受思考限制，AI研发还得真正跑实验。训练模型、等待结果和分配GPU，都有无法靠“多想一会儿”消除的时间。

他给出的3倍也只是粗略判断。如果过去三年才能取得的进展被压缩到一年，影响已经非常大；但究竟是快50%、3倍还是10倍，目前没有人算得准。

更难处理的是对齐。如果一代尚未充分对齐的模型参与开发下一代，偏差可能继续积累。布朗举的99.9%变成99.8%，只是说明风险的假设数字，并非实测对齐率。AI参与研发以后，每一代模型都更守规矩。怎样保证这件事发生，他说自己还没有答案。

03 Hugging 合作能力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Hugging Face事件改变了帕特尔对AI对齐问题的看法。

按照OpenAI公布的事件报告，参与网络安全评估的智能体绕过隔离，先后利用OpenAI内部系统和Hugging Face的漏洞。它们获取过Hugging Face多个集群的高级权限，也曾拿到OpenAI一个研究集群的管理员权限。事件发生时，部分本应独立工作的智能体还通过非授权渠道交换消息、共享凭证并分工寻找突破口。

如果以后有大量能力更强的智能体，也愿意为了通过评分而隐瞒、串通和攻击系统，人类还能不能控制它们？“攻击更广泛机构”“控制训练和评估过程”，都是他对未来风险的类比，不是OpenAI已经查明的本次行动目的。布朗先把问题拆成两层。

第一层是合作。OpenAI会在多智能体训练中鼓励模型彼此帮助。导致Hugging Face事件的那轮评估原本不是多智能体任务，智能体却自己找到通信办法。团队怀疑，它们把训练中形成的合作习惯迁移到了不该合作的地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合作训练”和“奖励作弊”并不冲突。前者说明智能体为什么能组织起来，后者说明这群智能体为什么把合作能力用来越界。

在帕特尔看来，模型想拿到高分，发现常规办法走不通，就去找隐藏文件、研究评测代码，甚至探测系统边界。模型会努力优化奖励；奖励目标只写“把任务做成”，又没有给出安全退出路径，违规办法就可能被强化。

OpenAI的报告也支持这层机制。涉事智能体经常思考怎样通过ExploitGym评分器，有些任务此前从未被任何模型正确完成，智能体又很少选择放弃。它们最终把大量计算花在了寻找其他出路上。

不过，事件里的智能体并非全部作出同样选择。OpenAI公布的记录中，有智能体拒绝攻击公开系统，也有智能体反对给真实数据拥有者发邮件。帕特尔追问“为什么没有智能体告密”，更接近对训练方式的质疑，不能当作覆盖所有运行记录的统计结论。

该不该继续把智能体训练得高度合作，OpenAI内部也没有统一答案。布朗说，多数人的意见偏向谨慎，担心高度合作的模型形成一个更难控制的整体；他自己没有完全被说服，因为把智能体训练成彼此敌对、互相欺骗，同样可能带来更糟的问题。

04 AI知道自己在考试，思维链这扇窗也在变窄推理模型会用自然语言写出中间思路。对安全研究者来说，不必直接猜神经网络内部发生了什么，可以先看模型自己写下了什么。现在，这扇窗出现了变窄的迹象。

布朗担心，如果研究人员一看到思维链里的危险内容，就直接用训练惩罚压下去，模型可能学到的不是“不再做危险的事”，而是“别把危险想法写出来”。团队已经观察到思维链可监控性下降，但具体原因仍在调查，这种训练压力只是可能机制之一。

Hugging 涉事评估当时没有启用思维链监控。布朗说，如果当时打开这套系统，危险活动会被更早发现并叫停。事件以后，OpenAI把思维链监控扩展到前沿模型的训练、评估和部署；公司在事件报告中进一步规定，具备GPT-5.6 Sol或更高能力、且会使用工具的强化学习训练和评估，都要启用这类监控。

但布朗不愿把安全寄托在这一项技术上。思维链可能越来越难看懂，沙箱也可能被新的漏洞绕过。监控、系统提示词和生产环境的安全框架都能争取时间，却不能代替模型本身的对齐。模型开始识别考场。

研究人员把答案放在文件夹里，是想测试模型会不会作弊。模型却觉得这个安排不自然，判断自己正在接受测试，于是绕开答案。“在测试中表现老实”和“到了真实环境仍然老实”，正在变成两件不同的事。

布朗提出，可以继续建设更逼真的评估环境，让模型在接近真实工作的条件下运行。不过他说这只是一个正在思考的方向，还不是答案。模型越聪明，做出一个让它认不出是测试的假世界，也越难。

05更强的模型，可能只留在实验室里安全测试做得越久，内部模型与普通用户能用到的模型之间，差距可能越大。

数学已经让这件事变得具体。OpenAI内部模型可以解一些尚未解决的数学问题，外部研究者却不能直接调用。布朗承认，这给实验室带来了“不公平的优势”。但如果因为能力强、风险高而放慢公开发布，又会把优势进一步锁在少数公司内部。

当实验室内部模型先用上几个月，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和工具可能已经落后一代。布朗认可这种两难，也直言自己没有一套好的权衡办法。

递归自我改进会让问题更尖锐。假如AI把三个月的研发压缩到一个月，实验室可能更愿意把模型继续用于内部研究，而不是花时间完善分类器、沙箱和产品安全，再把这一代能力交给外部用户。

实验室未必会停止发布模型。两个月里，内部模型可能已经参与做出下一代模型。

06每天7000美元，仍算不清AI替代了多少工作AI工具在OpenAI研究工作中的使用强度，已经明显上升。

OpenAI 9月6日公布的内部研究加速报告显示，到8月中旬，研究人员使用AI智能体的中位数，按公开I价格折算已经超过每天600美元；第90百分位用户超过每天7000美元。全部智能体运行时间按8小时工作日换算，相当于每个人类工作日背后运行着3.1个智能体工作日。

这些数字说的是用量。它们既不是OpenAI为每名研究员支付的真实内部账单，也不代表智能体贡献了人类3.1倍的有效研究成果。

布朗在采访中还回忆，8月初用量最高的前1%研究人员，每天折算约7000至8000美元。这组数字与官方报告的时间和百分位都不同，两者不能拼成一组统计。高强度用户已经在同时调用大量AI干活。

AI到底把研究提速了多少，布朗没有给出硬答案。模型特别适合逐条检查数据、排障和写代码，这些环节可能快很多；研究方向怎么选、一次结果值不值得追、GPU分给哪个实验，仍由人决定。自动化一个环节以后，瓶颈也会移到剩下的环节。

帕特尔由此推演，到2030年，单个实验室可能运行数以亿计的类人智能，几年后甚至出现“多个地球规模”的有效智能。这个说法来自他的外推，不是布朗或OpenAI的预测。

进展确实很快，但他不知道2030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AI已经让研究比一年前更快，接下来还会继续加速。即便只是把过去三年的进展压缩到一年，也足够改变行业节奏。

07评测还没跑完，下一代模型可能已经来了布朗最后提出的，是一个尚未真正发生、却已经能从趋势里看到的问题。

前沿模型的发布间隔已经缩到两个月左右，有时更短；模型能持续执行的任务却在拉长。今天可以让它做一周的任务，未来可能是一个月、三个月。如果一款模型能够有效工作三个月，下一代却两个月后就要发布，实验室将来可能来不及在发版前观察完它最长时间尺度上的行为。

布朗强调，现在还没有真正撞上这堵墙。但很多安全政策形成于GPT-4时代，当时没人需要认真测试一个连续工作数月的智能体。等到任务周期真的超过发版周期，再重写评测方法就晚了。

模型是否守规矩，也可能随着代际变化。今天的模型参与训练下一代，下一代又参与训练再下一代；如果偏差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扩大，单次评测通过并不能证明整条递归链安全。OpenAI希望看到每一代更对齐，但布朗承认，公司还不知道怎样保证这种趋势。

对于类似Hugging Face的事件，布朗表示，即使下一次事件的安全严重程度低一些，OpenAI也会披露。

披露和调查清楚是两回事。作为公众中的一员，他仍不了解智能体攻击OpenAI研究基础设施的全部经过。布朗回答，自己属于研究团队，并不掌握所有披露细节，这个问题应该由安全团队说明。

访谈结束时，布朗没有给出2030年的世界图景，也没有宣布对齐问题已经找到解法。数学成果比他预计得早，AI研发已经被智能体提速，模型开始识别测试环境，思维链监控又出现退化迹象。

过去，研究人员担心自己低估模型。接下来更难的是，在下一代模型做出来以前，实验室还能不能及时发现自己又低估了什么。

据韩联社9月16日报道，在日本亚运会主办方日前举行的欢迎活动中，出现了日本战国时代人物丰臣秀吉的形象，由于丰臣秀吉曾主导入侵朝鲜半岛的战争，这一节目引起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对此，日本亚组委承认，表演存在争议，将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尽管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将这三位历史人物视为重要的旅游宣传素材，但丰臣秀吉在韩国等国家存在很大的争议。

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的封建领主，一度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1592年至1598年间，丰臣政权入侵朝鲜半岛，最终被明朝和朝鲜联军击败，这一事件即历史上的万历朝鲜战争（韩国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

日本安排的表演内容引发韩国舆论不满，批评人士认为，入侵朝鲜半岛的丰臣秀吉的形象不应该出现在亚运会活动中。「鉴于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赛事，旨在倡导和平与和谐，这种表演极其不合时宜。」韩国学者还提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国代表团曾在奥运村挂出与李舜臣有关的横幅，但在遭到日本右翼团体抗议后被撤下，「日本否定李舜臣，却美化发动战争的丰臣秀吉，这令人无法接受。」李舜臣是朝鲜王朝时期将领，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率领朝鲜水师抗击日军。

针对韩国方面的抗议，日本亚组委16日回应称，欢迎仪式上的表演旨在介绍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的文化和旅游业，「表演并非支持任何特定的历史人物或传达任何历史讯息」。

日本亚组委承认，这一表演存在争议空间，「由于亚运会是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的赛事，我们认识到，不同观众可能会对仪式和活动中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将保持关注，确保所有节目和内容都符合国际体育赛事的要求。」本文获观察者网授权转载。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高级成员罗伯特·加西亚近日表示，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控制权，他将“积极”调查所谓“特朗普犯罪家族”及其商业伙伴和亿万富翁盟友，并将就埃隆·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期间的行为提出质询。

加西亚称，他若掌控委员会议程，最大工作重点将是“特朗普犯罪家族”。他强调，任何与特朗普有关联或参与美国企业的人都将回应国会。他称特朗普犯下“罪行”和“可弹劾罪行”，认为民主党的责任是建立案件并提供证据。

在中期选举竞选活动中，民主党人特别是佐治亚州参议员乔恩·奥索夫将特朗普家族涉嫌自肥与美国可负担性危机对比，力争夺回参众两院。有报道披露，特朗普家族去年通过多种加密货币业务至少获利10亿美元。加密和科技领域企业捐赠者与第一家庭关系密切，并获得接触总统机会，部分获得法律救济或赦免、政府合同或政策变化好处。加西亚称，特朗普家族及政府涉嫌腐败的规模和范围“令人愤慨”。

加西亚表示，他对小唐纳德·特朗普有多个问题，包括其公司投资的一些企业如何获得五角大楼数百万美元合同，以及一名俄罗斯商人为何花数十万美元为其在巴哈马婚礼庆祝。有报道称，小特朗普的1789 Capital投资稀土初创企业Vulcan Elements后不久，该公司获得五角大楼6.2亿美元贷款；他支持的无人机公司Unusual Machines获得军事合同。小特朗普发言人一直表示，他未代表1789投资组合公司与政府谈判。五角大楼官员称，没有公司获得优待，外部关联、投资者或政治关系在资金决策中不起作用。白宫称，民主党没有改善美国人民生活的议程，只有阻挠和无端针对特朗普常识议程的计划；特朗普的股票组合由第三方金融机构独立管理，所有投资决定由独立管理人作出，不存在利益冲突。

加西亚在民主党处于少数党时，已试图调查小特朗普、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和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以及币安创始人赵长鹏等人。他们均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加西亚称，若民主党掌权，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将继续调查杰弗里·爱泼斯坦案，并将关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及国土安全部涉及的“滥用”，以及企业方面“掠夺美国公众”的行为。他还对特朗普推动建设白宫新舞厅、凯旋门和翻修倒影池感兴趣，并对马斯克在领导“政府效率部”期间的行为有“很多问题”。在少数党时，加西亚等民主党人曾致信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调查其参与白宫控制委内瑞拉石油的计划。调查特朗普舞厅捐赠者可能涉及亚马逊、苹果、谷歌和Palantir等美国大企业。加西亚称，委员会必须聚焦最严重的腐败指控，审慎确定优先事项。

加西亚2022年当选众议员，迅速成为监督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他幼年从秘鲁移民美国，20多岁入籍，2014年当选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长，是国会首位同性恋移民议员，因从漫画书学习英语而在华盛顿办公室悬挂超人画像。一些民主党同僚担心，推动弹劾总统可能成为政治错误，分散该党正面议程。加西亚称，民主党首要任务应是“减缓并阻止特朗普议程”，但医疗和经济立法是“其他人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人们对不公正、犯罪和腐败负责，这些正导致人们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三星电子为向特斯拉供应人工智能芯片，已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泰勒晶圆代工厂启动试产。泰勒工厂原计划在11月左右正式投产，但随着各大科技企业对AI芯片需求大幅增长，三星提前开启试产以验证良率。公司计划在年底前完成量产验证，从明年起正式供货，以此扩大其在代工市场的影响力。

据悉，三星电子泰勒工厂近期启动基于2纳米工艺的晶圆生产，进入AI5芯片试产阶段。工厂部分产线将从明年开始生产供应特斯拉的AI5芯片，并开展最终量产验证工作。

三星电子今年4月在当地举办设备进场仪式，7月完成半导体设计交付晶圆制造的“流片”。据悉，为应对激增的AI芯片订单，三星提前了试产日程。负责2~4纳米先进工艺的华星、平泽园区代工产线已满负荷运转，因此泰勒工厂加快产品生产进度。

促使泰勒工厂提前投产的客户正是特斯拉。三星去年与特斯拉签署价值165亿美元（约合22万亿韩元）的半导体供货协议。泰勒工厂核心生产产品为特斯拉下一代AI5芯片。特斯拉正在加速布局全自动驾驶、机器人及AI数据中心业务，据悉其要求尽快扩产AI5芯片，该芯片将用于Model 3、Model Y等电动车、Robotaxi、人形机器人Optimus以及AI数据中心等产品。

行业观点认为，以本次试产为起点，泰勒工厂将快速进入量产体系。市场预测，三星有望在年底完成良率验证，进入可向特斯拉供应AI5芯片的最终量产阶段。

随着泰勒工厂正式投产，三星电子也着手筹备泰勒二厂建设，目标于今年年底动工。行业推测，预计2030年投产的二厂或将引入下一代1.4纳米工艺。

泰勒工厂产能扩张，契合三星强化晶圆代工业务的战略。行业龙头台积电承接大量AI芯片订单，先进工艺产能基本耗尽。三星计划抓住这一机遇，依托泰勒工厂提前投产稳定承接特斯拉订单，同时持续拓展新客户。若泰勒工厂产能利用率快速提升，代工事业部扭亏为盈的时间点也有望提前。

比亚迪公司因刹车踏板安全风险在中国召回超过18.32万辆汽车，该国市场监管机构表示。

受影响的车型主要是唐系列电动和混合动力运动型多用途车，以及约4.03万辆秦轿车，该政府机构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通知称，用于脚踏板垫的材料存在异常，长时间使用后及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断裂。

此次召回使比亚迪受到关注，因为中国监管机构正加强对车辆安全的关注。当局担心，该行业激烈的竞争和快速的开发周期可能导致汽车制造商在争相将新车型推向市场时牺牲质量。车主将被联系，将车辆送至授权维修商和经销商处免费更换部件。

菲律宾反贪监管机构的一名官员周五表示，该机构正对参议员马克·维拉（Mark Villar）和卡米尔·维拉（Camille Villar）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指控他们涉及“严重不利”的水务合同。

助理监察专员米科·克拉瓦诺（Mico Clavano）在简报会上表示，维拉是Prime Water Infrastructure Corp.和Prime Asset Ventures Inc.的受益所有人。

其他所有者包括大亨、前参议院议长曼努埃尔·维拉（Manuel Villar）、他的妻子前参议员辛西娅·维拉（Cynthia Villar）以及曼努埃尔·保罗·维拉（Manuel Paolo Villar）。

克拉瓦诺称：“监察专员办公室发现，PWIC与当地水务部门签署的协议对水务部门而言极其不利。”维拉集团的代表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自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改口称，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急于为冲突寻找出口。从扬言“速战速决”，到如今单方面为停火设定时间表——特朗普的终极目标已然落空，这场战事，难道又要陷入他“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以下内容摘编自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及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至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这一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美方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在急于摆脱泥潭。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

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急。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

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却嘴硬而行动放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这正是典型的宁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不让气球被吹破。

代价还不止于战场。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遭遇反击，能源基础设施与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主动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

简言之，此次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而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

【大纪元2026年09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易凡编译报导）9月17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将伊朗一家数位资产投资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该制裁是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发起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

被列入制裁名单的这家公司名为「比特银行」。该公司由已被OFAC列入制裁名单的伊朗金融家赞贾尼所控制。

新的制裁名单还包括比特银行的软件开发商Pishtaz Simorgh电子贸易公司，Hossein Ali Zaker Hossein、Mohammad Mahdi Zaker Hossein和Seyed Adel Heidari。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今天对伊朗数位资产基础设施的制裁措施清楚地表明，利用加密货币为伊朗政权提供资金的行为并非美国财政部OFAC的管辖范围之外。」「如果你支持伊朗政权，财政部就对你实施制裁。」赞贾尼原本曾于2016年因挪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数百万美元而在伊朗被判处死刑，但后于2024年获得减刑。2025年他以支持伊朗政权相关经济项目的身分公开重新亮相。

赞贾尼除了涉足高调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项目外，还建立了一个数位资产公司网络，部分用于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洗钱。透过这套综合基础设施，赞贾尼旗下企业既是面向公众的商业机构，也充当秘密的金融通道，帮助伊朗规避制裁并为伊朗政权相关实体提供支持。

比特银行是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正是赞贾尼所设立的数位资产网络的重要环节。至少从2024年起，赞贾尼就在其社交媒体帐号上宣传比特银行的服务。

美国财政部表示，自今年6月以来，被OFAC列入制裁名单的伊朗「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一直使用比特银行向伊朗政权转移其收到的款项。6月至7月期间，赞贾尼利用比特银行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转移了价值数亿美元的比特币。

贝森特表示，财政部已掌握伊朗用于走私石油、规避制裁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网路、中间人和金融管道。财政部正与美国政府、欧盟、英国、海湾伙伴国及其他合作伙伴携手，打击伊朗政权所有非法收入来源。

财政部还警告称，任何为伊朗提供洗钱或规避制裁协助的实体，都可能被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继续与伊朗政权进行商业往来的实体还将面临二级制裁。同时将加快美国执法行动的节奏。

此前，OFAC已分别将多家与赞贾尼有关联的数位资产实体和中间人列入制裁名单。

澳大利亚堪培拉正处于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之中。装满计算机服务器的仓库正以极快的速度拔地而起，这些服务器运行着社会日益依赖的人工智能工具，而它们对关键资源的需求极大。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水和土地。如果没有恰当的规划和监管，开发商将不惜牺牲澳大利亚的经济、自然和社区利益来获取他们所需的一切。如果设计不慎，数据中心可能会推高电费、给供水带来压力，并拖慢净零转型。反之，如果设计得当，它们可以稳定电网、吸引投资进入各地区，并创造经济增长。人们很容易认为，未来科技能让这些问题消失——比如把数据中心放到水下或太空。这些最终或许会发挥作用，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只是小规模实验，距离能够消纳澳大利亚未来十年需要规划的吉瓦级需求还差得很远。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制定将用于监管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规则，国家层面的立法预计将于2027年初出台。那么，理想的数据中心未来是什么样子？要让这一愿景成为现实，这些规则又需要包含哪些内容？合适的能源类型能源是一个重大的压力点。联邦政府希望新建数据中心用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来匹配其电力需求，并以“合理的可调度安排”作为支撑，也就是在可再生能源供应不足时提供可靠的备用电力。大多数州和领地对此表示认同。然而，昆士兰州和北领地希望数据中心能够灵活地将化石燃料既用作主要供电来源，也用于调峰支撑。从成本和气候角度来看，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和领地政府都没有完全处理好这个问题。

天然气和柴油的使用，无论是作为主要供应还是备用供应，都与澳大利亚的气候目标以及降低成本的初衷相悖。这还引发了人们对当地空气质量和社区健康的担忧。澳大利亚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设定了到2035年减排62%至70%的中期目标。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数据中心可能会危及这一承诺。数据中心的建设者都是经验丰富、资源雄厚的运营方，他们有能力用电池和其他清洁技术来稳固供电，而不是默认依赖化石燃料。如果运营得当，数据中心还能帮助电网更好地运转。通过将部分计算任务转移到非高峰时段，它们可以平滑电力需求峰值，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系统可靠性。明智用水——水资源是下一个压力点。例如，悉尼水务局预计，到2035年，数据中心的水需求（主要用于服务器冷却）可能达到每天250兆升。好消息是，现有技术已经能够大幅减少数据中心的用水量。闭环系统将同一批水循环使用，而不是让其蒸发。一些新设计几乎完全不使用主要水源。澳大利亚国家建筑环境评级系统正在制定数据中心水效标准，与其能效评级并列。为确保电力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数据中心将被要求在两项评级中都达到最高的六星标准。选址、选址、还是选址——数据中心建在哪里，决定了它们对当地资源造成多大压力，以及它们在所在社区受欢迎的程度。目前澳大利亚已有约160个数据中心在运营，大多集中在墨尔本和悉尼，以便获取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和低延迟优势。

这种集中正在将当地电网推向极限，给网络规划带来压力，并可能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将项目引导到有富余容量的地区，可以缓解电网压力，并利用原本可能被浪费的可再生电力。这些项目还可以成为新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可靠买家，为投资者提供所需的收入确定性，以推动新产能上线。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这种新需求不应与其他类型的产业争夺相同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否则可能推高成本，并减缓更广泛的工业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社区利益最后，容纳这些设施的社区也应从其存在中受益。这意味着真正的协商和有意义的利益应作为批准的条件。这可能包括社区电池或电子垃圾回收计划，以防止关键矿物进入垃圾填埋场。这可能意味着就设施的选址、占用的土地类型或当地水基础设施的升级进行沟通。在城市和地区，可以与当地TAFE和大学建立培训渠道，帮助工人参与该行业。良好的数据中心未来——综合来看，这些措施描绘了一个良好的数据中心未来。它具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数据中心运营商需要投资新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不是消耗现有的发电量。其次，能源和水的效率标准必须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性的。第三，关于数据中心选址的决定需要从一开始就权衡资源使用和社区影响。立法细节仍在起草中。现在纳入这些保障措施，将确保数据中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共资源的压力，并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前景和能源转型做出积极贡献。本文由自动化新闻机构供稿生成，未对文本进行修改。

（萨那18日综合电）网传影片显示，近日发现疑似中国制“东风-15A”短程弹道导弹残骸，引发外界对沙地阿拉伯秘密的弹道导弹库的关注。部分分析认为，倘若该导弹属于沙地，意味着沙地可能向胡塞背后的伊朗释放的警告。

此前有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指，该导弹坠毁在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的导弹，残骸见到“DF-15A”字样。

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导，目前不清楚这该导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残骸来看，可能是导弹在飞行途中进行级间分离，也可能是在抵达目标前解体或坠毁。而且外界并不知道胡塞组织拥有哪些足以拦截这枚导弹的武器。

报道认为，沙地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入口中国制导弹，如果属实，将是沙地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但目前导弹的身分还有所属国家都还未获得确认。

报道又指，鉴于胡塞武装的攻击，沙地的拦截导弹已耗尽，曾请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及埃及协助不果。

分析认为，随著沙地与胡塞的冲突升温，利雅德可能借由射程最远约900公里、可在几分钟内打击也门深处目标的东风-15A导弹，扩大对胡塞的打击选项，同时也可能向伊朗释放准备动用秘密弹道导弹库的战略警告。

也门发现的东风15A的另一个白天视频，这款导弹比较老了，射程也有限，对胡塞没啥研究价值，估计会被当地老铁拿去加工成锅碗瓢盆什么的September 15, 2026

一年多来，47名在叙利亚被俘并于2025年7月从代里克监狱秘密转移至伊拉克的法国圣战分子，一直关押在巴格达阿尔卡赫中央监狱的牢房中。他们在此等待因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而受审。2026年初，两名当时为未成年人的年轻人也被押送至该监狱。近几个月来，代表其中25名囚犯的法国律师多次提起上诉，试图将他们遣返并在法国受审，但均未获成功。

9月16日星期三，其中一名被拘留者的姐妹向律师发出警告，称他们的审判将于9月20日星期日在巴格达中央刑事法院开始。由于伊拉克当局不承认他们在当地法律程序中享有任何权利，律师们均未收到任何正式通知。因此，他们向法国侨民事务与领事管理司寻求确认，该部门于周三发来电子邮件，证实了审判的消息：“我们已获悉，有关法国公民的听证会可能于2026年9月20日起举行。”

伊拉克司法日程的这种加速，使得律师们于9月4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的申请被迫中断，他们在申请中要求遣返其当事人。在9月17日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律师马蒂厄·巴加德（Matthieu Bagard）、巴蒂斯特·瓦雄（Baptiste Vachon）、玛丽·多塞（Marie Dosé）、维克多·德·于米耶尔（Victoire d'Humières）和波琳·甘巴-马蒂尼（Pauline Gamba-Martini）再次敦促巴黎当局将他们遣返回国，“以确保这些法国公民不会面临死刑，也不会成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2019年，11名在2018年首批转移后被关押在伊拉克的法国圣战分子，在仓促的快速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而在伊拉克，恐怖主义罪行会自动判处死刑。他们的刑罚后来被减为终身监禁。律师们还写道，即将在巴格达受审的约50名法国公民中，包括三名在儿童时期“被父母强行带往叙利亚”的年轻人。您还有56.71%的文章未阅读。其余内容仅供订阅者查看。

关于更严格监管规定的争论：瑞银集团威胁将总部迁出瑞士瑞士大型银行瑞银集团（UBS）公开表示，正在考虑将其总部迁往国外。“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达成一个瑞士式的妥协方案，使我们能够留在瑞士，在这里取得成功，并为瑞士经济创造附加值，从而让瑞士从中受益，”瑞银集团董事长科尔姆·凯莱赫（Colm Kelleher）表示。在圣加仑举行的瑞士银行家协会活动上，凯莱赫被问及如果瑞士未来对银行的资本要求变得更加严格，该集团是否可能将总部迁往国外。对此，凯莱赫回应称：“如果我们陷入不再具备竞争力的境地，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一点。”

此前，瑞士议会小议院（联邦院）推迟了原定于周四进行的关于收紧监管要求的投票，因为许多议员希望就该提案发表意见。在伯尔尼议会的辩论中，除了一个对瑞银有利的提案外，另一个成本高昂得多的建议也获得了广泛支持。“从目前的角度来看，我希望联邦院能找到一个好的妥协方案，使我们能够留下来，”凯莱赫随后说道。瑞士旨在防止银行陷入困境在瑞士信贷银行于2023年倒闭并随后被瑞银收购后，瑞士政府希望通过一揽子措施防止银行再次陷入困境。联邦委员会的提案将给这家资产管理巨头增加约200亿美元的额外核心资本要求。瑞银对此举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导致其用于增长和向股东分红的资金减少。

争论的焦点是瑞士联合银行（UBS）最重要的成本支出项目——即对其海外子公司的资本注入问题。虽然政府要求这些子公司必须以100%的实收资本进行资本注入，但瑞士联邦参议院的经济委员会在8月底提出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方案：该方案建议使用50%的实收资本和50%的所谓“AT1债券”来进行资本注入。对于这家银行来说，“AT1债券”的成本要低得多。委员会主席埃里希·埃特林（Erich Ettlin）表示：“委员会的目标是在公众的合理安全需求与金融市场的合理竞争力之间找到平衡。”UBS的彼得·凯勒赫尔（Peter Kelleher）则回应称：“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方案，但成本会更高；我们必须支付更多的费用，不过这种成本增加必须是合理的，并且需要符合国际标准。”除了委员会和政府的提案外，来自‘中间党’（Die Mitte）的参议员彼得·赫格林（Peter Hegglin）还支持第三种方案，即要求UBS用90%的实收资本来充实其海外子公司的资本。他解释说：“这样做可以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表明我们的银行业是安全、值得信赖的。”由于时间原因，相关表决未能在当时进行；预计表决将在周三上午举行，届时财政部长卡琳·凯勒-苏特（Karin Keller-Sutter）会向议会说明她的立场。

即便表决结果出炉，议会程序也尚未结束。预计瑞士联邦议会（die große Kammer）将在12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并有可能做出与参议院不同的决定。为了通过相关法律，两院必须就提案达成一致。

瑞士联合银行所面临的威胁是否真实，也从一份报告中得到了印证。据报道，这家瑞士大型银行的管理层曾与美国政府讨论过迁往美国的可能性。更多相关内容请点击此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