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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偶来小路串联韩国济州岛的村庄、田野和海岸，是在国际游客中颇具知名度的一条长距离徒步路线。位于济州岛西北部的翰林邑水原里，是这条路线穿过的其中一处村庄。这座仅有约500户、1050名居民的小村落，如今不仅成为韩国政界争论的风暴策源地，8月24日，一名失踪已久、但被当地警方声称“已确认本人安全”的37岁女性居民张美兰，在村东南一片棕榈林中被发现，遗体已高度腐败。

张美兰的遗体，是8月22日至24日、济州岛三天内接连发现的4具遗体中最后的一个。在此之前，8月22日下午在济州市旧左邑松堂里海岸发现一具男性遗体；8月23日在朝天邑附近海域发现另一具男性遗体；8月24日早9点左右，第三具男性遗体在涯月邑无愁川被发现，仅约一个半小时后，张美兰的遗体又被找到。

他们都曾在此前被报告失踪，其中张美兰和一名老年男子曾被警方声称“已确认本人安全”。但现实中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直到遗体最终被发现——往往是在家属的反复报案之下，警方重启搜查后方才找到。

9月初，水原里一片平静，当地承担村庄事务和居民联络工作的村级自治组织“水原里事务所”，就坐落在济州偶来小路所在的公路旁。沿这条公路朝东南方向，是一段上坡，8月24日发现张美兰的遗体的棕榈林紧邻公路，四周皆为农田，枝叶交叠，空间逼仄，成年人很难穿行其中，但林地并不大，沿临公路的一侧正常步行，不到一分钟便能走完。

令这片棕榈林显出不寻常的是黄色警戒线。警戒线外，汽车仍不时驶过；几十米外，就有农民在田间劳作。这里距离水原里事务所仅约200米，距离张美兰的居所约400米，而自5月12日张美兰与家人失去联系，到8月24日她最终在这里被发现，已经过去了104天。

水原里事务所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张美兰最初失踪时，事务所甚至不知道辖区内发生过这样一起失踪案，直到三个多月后案件重新引发关注，警察、媒体才密集进入这个平日安静的村庄，警方也曾来到事务所调取村内监控。“问题不是没找到人，而是在于没有找到人的情况下，就把案子结掉了。”她说。

与财新交谈的当地人大多表示，尽管并不特别为治安和自身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但警方的表现令人失望，在以旅游业为主的济州岛，这起案件可能引发的对济州形象的负面观感，是令当地人更为忧心的问题。

在整个韩国，济州岛接连发现的4具失踪者遗体，更掀动了全国范围内要求追查警方责任的呼声。

张美兰的遗体被发现当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发声，要求彻查警方处理张美兰失踪案的全过程，澄清警方内部指挥和监督体系是否存在漏洞，并要求制定制度性补救措施和包括“根本性革新”在内的警方改革方案。

第二天，李在明又在国务会议上将问题进一步指向警察权力。他表示，随着韩国刑事司法体系改革推进，警察可能成为国家机关中“最有权力的组织之一”，社会对警察权力扩大的担忧正在增加。他要求国务总理研究组建警察改革机构，并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风波爆发之际，韩国针对检察权的改革正至紧要关头，对于检权削弱后警察权力如何监督的讨论不断升温。至此，一起始于济州岛基层警务系统失职的失踪案，已经超越个案本身，成为韩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体系重组所必须回答的尖锐诘问。

张美兰第一次从警方的搜索范围内“消失”，是在遗体被发现的三个多月前。

当晚，济州西部警察署失踪调查组的一名34岁夫（音“部”）姓警员接手案件。辖区翰林派出所警员随后与报警人见面，并根据张美兰手机通信基站捕捉到的位置，在翰林港一带展开搜索。

但搜索只持续了约两个半小时。当天21时16分左右，该夫姓警员告诉报警人，自己已经通过电话与张美兰本人取得联系，确认她没有安全问题；张美兰只是不愿向伴侣透露自己所在的位置。随后，该夫姓警员将案件结案，正在找寻张美兰的警员也停止了搜索。

韩国警方对一般成年失踪者的处理，与儿童、认知障碍者等重点寻找对象有所不同。成年人原则上具有决定自身行踪的自由，警方通过当面接触或电话联系等方式直接确认本人身份及安全后，如果本人明确不愿向报警家属透露具体位置，警方可以只告知家属其安全，而不透露所在地。但三个多月后的调查证明，那通“确认安全”的电话从未发生。

事情不止于此。警方后续查明，负责警员还进一步操作了失踪者画像系统，以与事实不符的“交通事故死伤者”为理由，将张美兰解除管理。一个现实中仍然下落不明的人，就这样先被警方“确认安全”，随后又从失踪者管理系统中消失。此后，警方不再主动寻找张美兰。

而张美兰的伴侣由于始终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于7月17日再次向警方求助。两天后，张美兰的亲属又向首都首尔的芦原警察署报案，由此，这起已经被“结束”的失踪案重新进入警方视野。

直到8月，警方才发现最初的“安全确认”存在问题。8月11日，警方对涉事警员夫某展开立案前调查，三天后正式立案，并重新扩大搜索。而此时距离第一次报警已经过去近三个月，部分监控录像等信息已经无法恢复。8月24日，张美兰的遗体最终在棕榈林中被发现。

张美兰并非惟一一名被这名警员“确认安全”、后来却被发现死亡的失踪者。

家属由于始终无法与男子取得联系，再于7月27日和8月6日两次向警方求助，但警方根据此前留下的“已确认所在地”等记录，没有重新展开搜索。直到张美兰案的虚假结案问题曝光，8月21日，家属第四次报案。次日，警方在济州市旧左邑松堂里发现男子遗体，距离第一次报失踪已经过去51天。

经警方后续核查发现，这次“安全确认”也同样不存在。警员夫某没有见到失踪男子，也没有与本人通话，还在系统中填写了一个与失踪者无关的电话号码，虚假宣称已经与本人取得联系。

分别在朝天邑附近海域和涯月邑无愁川被发现的两名失踪男性遗体，则与涉事警员夫某无关，也未曾被宣布“确认安全”后结案。

连续两名被“确认安全”的失踪者最终被发现死亡，警方开始全面复核涉事警员夫某2025年3月至2026年7月在失踪调查组任职期间经手的298宗案件。其中235宗曾录入失踪者画像系统并解除管理，另有63宗涉及未录入、记录删除或由其他部门处理等情形。

通过复核，除上述两案外，10宗涉嫌在未实际确认失踪者安全的情况下虚假结案；另外15宗的失踪者虽已找到或确认安全，警员夫某却以“交通事故死亡”“非正常死亡”等虚假理由删除记录。经重新核查，25宗案件涉及人员均安全，未发现新的死亡者。

在警方展开调查的同时，济州岛的失踪案件在社交网络上则迅速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得到警方调查支持。三天内发现的4名死者之间不存在警方确认的共同犯罪关联，其中只有张美兰和上述60多岁男子两案涉及同一警员的虚假结案；298宗案件全面复核后，也没有出现网络传言所暗示的大量死亡者。张美兰本人的死亡目前同样没有发现明确的他杀证据——虽然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很难解释张美兰为何会自主进入那片“荆棘丛生”的棕榈林。

从失踪数据看，济州也没有呈现出成年人失踪异常增加的趋势。济州警方数据显示，当地成年人失踪申报从2023年的944宗降至2024年的814宗和2025年的786宗，2026年前7个月也只有370宗。同期韩国全国一般成年人失踪申报同样呈下降趋势，2023年至2025年分别为74847宗、71854宗和70814宗。

即使考虑人口规模，济州的申报水平也没有明显过高。以2025年为例，济州约69万人口中共有786宗成年人失踪申报，折合每10万人约114宗；同期韩国全国约5180万人口中共有70814宗，折合每10万人约137宗。换言之，按人口粗略折算，济州的成年人失踪申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当然，由于济州岛是旅游胜地，2025年有1386万人次到济州岛旅行和暂居，其中84%来自韩国本土、16%来自国外。

失踪申报本身也绝不意味着指向死亡或刑事案件。以2025年为例，韩国全国89.4%的相关案件在报警后一天内解除，95.1%在三天内解除，一个月内解除的比例达到99%。截至2026年8月21日，济州自2023年以来累计受理的2914宗成年人失踪申报中，仍未找到的只有15人。

一名济州出租车司机告诉财新，当地寻找失踪者的情况并不罕见，他平时经常看到相关信息，其中既有老人或认知障碍者走失，也有年轻人因情绪、精神状态等原因失联的情况。在他看来，济州治安很好，甚至优于韩国其他地区，张美兰案的问题并不在于济州发生了一起失踪事件，而在于警方的处置。

水原里事务所负责人也告诉财新，这里一直以来都不是人身治安问题突出的地区，警方此前也会在村内巡逻，主要防范农作物失窃等日常问题。“我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这个地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都没有遇到过。”她说。

这种本地体感，与网络上不断强化的“济州危险”形象形成反差。这起事件和后续引发的网络舆论，让本地人更为担心对旅游业的影响。

翰林邑位于济州岛西部，村庄、农田和渔港之外，也分布着挟才海水浴场、翰林公园等知名景点，是济州西部重要的旅游区域。张美兰的遗体被发现的水原里，距离游客集中的挟才一带不远。“做旅游生意的人当然会受到不少损失，这样的事情会让游客对济州的评价变差，何况这次又发生在翰林。” 这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济州失踪案，发生在韩国检警权力关系重新调整的敏感时期。

韩国检察官曾长期同时拥有直接侦查权、对警察的侦查指挥权、起诉权和令状申请权，权力集中程度堪称罕见，韩国也一度因此被称为“检察共和国”。

这套制度的形成，与韩国的殖民历史密切相关。1895年所谓“甲午改革”期间颁布的《裁判所构成法》首次设置“检事”一职，检事从设立之初就拥有侦查和追诉权。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日本式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移植至此。殖民时期，检察官拥有较大法律权限，但直接深入社会实施控制的更多是警察，其不仅负责治安和犯罪侦查，也参与政治监控和镇压独立运动；1911年施行的《犯罪即决例》，还允许警察署长对一定范围内的犯罪不经法院审判直接作出处罚。

这种历史经验，影响了韩国光复后的检察制度设计。1948年，检察机关脱离法院成为独立组织；1949年的《检察厅法》进一步确立检察官侦查、起诉和指挥监督司法警察侦查等职权。该法还规定在大检察厅下设立专责侦办政府高层官员贪腐案件的中央搜查局，该局1961年4月正式成立，被称为“检察总长直属部队”。

1954年韩国制定《刑事诉讼法》时，检警侦查权配置再次引发争论。曾任检察官的国会议员严相燮指出，侦查和起诉权集中于检察存在形成“检察法西斯”的危险，但在警察高度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将侦查权完全交给警方，“警察法西斯”的危险可能更大。最终，韩国确立了检察主导侦查、警察接受检察指挥的制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周晓蕾对财新表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殖民警察留下的负面记忆，使得将警察置于检察和司法程序的约束之下，被视为一种限制警察滥权、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

此后，这种控制也进一步强化。1954年的《刑事诉讼法》最初仍允许司法警察官直接取得法官签发的拘捕令；1961年修法后，警察申请拘捕令须先经过检察官，再由检察官向法官提出。1962年第五次修宪，又将这一结构写入宪法。至此，检察逐步集直接侦查、指挥警察侦查、起诉和令状申请等重要权限于一身。1981年，中央搜查局更名为中央搜查部，成为侦办权力型腐败案件的中枢机构。

不过，在李承晚以及朴正熙、全斗焕执政时期，拥有广泛权限的检察仍服务于威权统治，政治自主性有限。真正改变检察政治地位的，是198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军队逐步退出日常政治，情报机关的政治活动受到更多限制，检察原有的权力结构却大体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为减少行政权直接干预，检察自身的制度独立性反而有所提高。1988年修改《检察厅法》后，韩国检察总长获得两年任期保障。威权时期形成的集中权限，由此开始与更高的组织自主性结合。检察机关逐渐由统治权力的执行工具，转变为能够主动调查政治权力、直接介入重大政治冲突的司法力量。

这种变化很快显现出政治影响。随着韩国民主化的深入，腐败、政商勾结和前总统责任等重大政治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刑事调查和司法程序处理。1995年，检方调查前总统卢泰愚秘密资金案，并重新调查“12·12军事政变”和“5·18事件”，全斗焕、卢泰愚随后被拘捕起诉；1997年，检方又调查时任总统金泳三之子金贤哲腐败案。过去更多受政治权力支配的检察机关，开始反过来调查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并由此获得了新的政治能量。韩国舆论中所称的“青瓦台魔咒”，即曾入主青瓦台的总统和前总统们往往会遭到司法清算，即由此开启。

当检察成为足以左右政治局势的新力量后，如何制衡其高度集中的权力，也相应地成为韩国民主化的新课题。金大中政府时期，韩国已经开始尝试调整检警侦查权。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检察改革进一步推进，包括改革检察人事制度、调整检警侦查权、限制特别侦查，并试图建立独立调查高级公职人员腐败的机构。与此同时，卢武铉也强调减少政治权力对检察的直接干预，希望提高检察的政治中立性，但多项结构性改革最终未能完成。

2009年，卸任后的卢武铉又成为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调查对象，并在接受调查后不久自杀去世，检察特别侦查方式和中央搜查部权力由此再次引发巨大争议。2013年，长期负责重大腐败和权力型案件直接侦查的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被关门，但检察同时掌握直接侦查、警察侦查指挥和起诉权的基本结构仍然存在。

文在寅2017年就任总统后，改革开始直接触及检察的法定权限。其政府提出设立独立调查高级公职人员腐败的高位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并推动调整检警侦查权，以分散长期集中于检察机关的权力。与此同时，曾参与国家情报院干预总统选举案和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特别检察组的原地方检察官尹锡悦也被文在寅两次破格提拔，最终于2019年7月就任检察总长。

但仅一个月后，双方关系便开始发生逆转，围绕检察权行使和检察改革的政治冲突也迅速加剧。2019年8月，文在寅提名长期主张检察改革的曹国出任法务部长。随着曹国本人及其家人的相关争议发酵，尹锡悦领导的检察机关随即对其展开大规模调查。曹国最终在就任35天后辞职。此后，检方又调查蔚山市长选举干预等涉及执政阵营的案件，文在寅政府与尹锡悦围绕案件侦查、检察人事和制度改革的冲突不断升级。

同一时期，文在寅政府继续推进已经进入立法程序的检察改革。2019年底至2020年初，国会先后通过设立高位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和调整检警侦查权的相关法律。2021年新制度实施后，延续数十年的检察对警察一般侦查指挥权被取消，警察成为独立侦查主体并获得第一次侦查终结权；检察直接侦查则被限制在六类重大犯罪。长期以来检察既能自行侦查重大案件、又能指挥警察侦查的格局由此被打破。

此后，时任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继续进一步推动剥离检察剩余的直接侦查权。而公开反对这一改革的尹锡悦，也于2021年3月4日辞去检察总长职务，随后进入政坛。2022年5月，共同民主党最终主导国会修法，将检察可以直接启动侦查的范围由六类压缩至腐败、经济犯罪两类，并进一步限制补充侦查权限。

而在此之前的2022年3月9日，尹锡悦以0.7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击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成为韩国首位检察官出身的总统。

同年5月10日尹锡悦就任后，大量检察系统出身人士进入总统室和政府担任多个重要职位，时任法务部长韩东勋又通过修改施行令，重新扩大部分检察直接侦查范围。不过，警察仍是独立侦查主体，检察也没有恢复对警察的一般侦查指挥权。

因尹锡悦2024年12月骤然宣布“紧急戒严”，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全体一致支持国会弹劾，尹锡悦即刻被罢免。两个月后，他曾经的对手李在明赢得了韩国总统之位。

随着政权再次更替，韩国的检察改革也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李在明上台后，改革开始从限制检察拥有多少侦查权、如何制约这些权力，转向是否继续保留现有检察组织本身。2025年9月26日，国会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决定废除检察厅，分别设立公诉厅和重大犯罪侦查厅，将原来集中于同一组织内部的起诉和重大犯罪侦查职能分开。9月30日，李在明主持国务会议，批准了修正案。

废除检察厅之后，改革的重点转向如何在新机构之间重新划分侦查与起诉权限。2026年3月，国会又先后通过《公诉厅法》和《重大犯罪侦查厅法》，明确公诉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重大犯罪侦查厅负责特定重大犯罪侦查。此后的改革则进一步划清公诉机关参与侦查的边界。7月31日通过、8月4日获国务会议批准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则进一步取消检察官直接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的权限，当检察官认为案件仍需查证时，只能要求警方补充侦查，不能再亲自实施。

至此，这一轮检察改革的主要立法已经完成，新旧制度的交替进入最后阶段。2026年10月2日，1948年成立的检察厅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韩国持续数十年的检察改革，也由限制和分散检察权，最终走向废除原有检察组织，在组织和程序两个层面彻底分离侦查与起诉。

这是张美兰的遗体被发现的第二天。李在明的讲话既是对张美兰案的进一步回应，也是对经历了数十年起伏波折、如今似乎正走到“临门一脚”关头的司法制度改革的表态。其背后折射出的，随着检察权被进一步削弱，警察权力将如何受到约束？

警方也修改失踪案件结案程序，原则上禁止仅凭电话等非面对面方式确认安全后结案，增加管理人员审批，并对过去三年已经结案的约31万宗失踪案件展开全面复核。此前，全国警方进入失踪者画像系统的案件，年度结案率已连续三年超过99%。

事实上，对于警察权力可能过度扩张的担忧，在检察体系被大削之际就已出现。7月16日，韩国政府已经公布强化警察侦查民主控制的改革方案，提出建立警察内部腐败调查队、强化案件回避制度，并在国家警察委员会下设置以民间人员为主体的独立调查机构。张美兰案则让这种原本主要存在于制度讨论中的焦虑变得更加具体。

“缩减权限本身不是改革。权限无论转移到哪个机关，都必须同时建立相应的控制，这才是改革。”长期研究侦查与起诉分离后检察官补充侦查权及事实确认制度的韩国庆南大学法学系教授安正彬对财新表示，任何机关都不应拥有不受控制的侦查权。缩减检察的侦查权，这部分权限就会转移到警察和重大犯罪侦查厅，而权限转移，控制也必须随之转移。

对绝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而言，警察是最先接触案件、收集证据和形成事实判断的侦查机关。过去，对警察侦查权的一项重要控制来自检察机关，同一个机关既拥有侦查力量，又掌握起诉权，还能广泛影响警方侦查。在削弱了检察的纵向控制以后，如何在不重新制造一个“强检察”的同时，对警察侦查建立有效制约，成为新的制度难题。

其中最直接的问题，是检察退出侦查后，公诉机关还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对警察侦查的外部制约。如何在不恢复过去检察侦查权的同时，使其保留必要的案件审查和纠错能力，成为改革需要处理的问题。

按照现行制度，检察官在认为警方侦查不充分时，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实施补充侦查；但10月2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这一权限将被取消。届时，检察官认为案件仍需进一步调查时，只能要求警方进行补充侦查；对于警方作出的不移送决定，也可以在法定条件下要求再侦查。

与此同时，新制度仍为公诉机关保留了“事实确认”机制，允许其在决定是否起诉等过程中，对必要的案件事实进行确认。

争议由此集中到“事实确认”的边界。安正彬认为，决定是否起诉的机关仍需要具备了解案件事实的能力，否则只能依据警方形成的卷宗判断是否起诉，同样可能导致错误起诉或不当不起诉；但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应严格限制在“事实确认”范围内，不能重新演变成过去意义上的检察侦查权。他主张进一步明确“事实确认”的启动条件、审批程序和期限，对确认过程完整记录，并建立相应的告知和救济机制。

围绕公诉机关对警方侦查的外部制约，如果对公诉机关参与案件审查的权限限制过多，原本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一部分外部司法制约也可能随之削弱。

济州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金贤洙更担心这一风险。他认为，韩国检察机关过去确实存在权力过度集中、政治化和权力滥用等问题，但完全取消检察官自行补充侦查的能力，也可能削弱对警方侦查的外部司法控制。如果出现侦查不力、偏颇侦查乃至压案、隐匿案件，不能只依靠警方自身的监察和自律，仍需要能够从外部进行实质审查的机制。

在金贤洙看来，即使不恢复过去以检察为中心的侦查指挥体系，公诉机关也应保留一定的补充侦查能力；如果将公诉机关完全排除在侦查之外，则需要建立其他能够承担外部司法控制功能的机制。他还主张，在警察申诉处理和内部监察等环节增加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参与，使警方内部形成的判断能够接受外部检验。

不过，对警察权的制约并不只有公诉机关这一环。在警察内部强化案件终结阶段的审核；在警察之外建立独立监督机构，对警方办案进行审查；同时引入公民参与，使案件启动和终结等重要决定也能受到社会监督。

韩国目前推进的警察改革，也在尝试强化公诉机关之外的监督机制。其中一个重点是强化国家警察委员会。现行国家警察委员会本就承担对警察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功能，但其实际权限和独立性长期受到质疑。目前讨论中的改革包括强化其组织和专业人员配置，并赋予更实质性的监督权限。

7月公布的改革方案还提出，在国家警察委员会下设置独立的警察侦查人权、监察调查机构，由具有民间背景的人员参与，对警察侵犯人权、侦查不力或不公，以及未落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要求等问题展开调查，并可要求警方采取纪律、人事或制度整改措施。由于涉及修法，这一方案仍在推进之中。

与此同时，对警察自身的分权也进入讨论。在8月举行的国会警察改革讨论会上，与会者提出进一步调整国家警察与自治警察、侦查警察与行政警察之间的权限配置。其基本思路是在拆解检察权之后，不再寻找另一个能够全面控制警察的强力机关，而是在警察内部和外部设置不同性质的制约。

韩国警察大学治安大学院教授金勉其向财新表示，新的刑事司法体系需要形成多层次的控制结构。警察内部的指挥和审查、公诉机关对侦查结果的复核、外部人士参与的审查机制以及其他监察机构，可以在不同阶段承担纠错功能。

在他看来，关键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最终控制者”。如果仍由一个机关全面控制其他侦查机关，侦查与起诉分离本身就可能失去意义。更合理的方向是让不同机构分别承担不同环节的控制功能，同时对各自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

但比增加监督机构更困难的，是发现那些没有发生的侦查行为。相比违法搜查、违法拘留或伪造证据，消极侦查、拖延办案和调查遗漏更难通过传统的事后监督发现。金勉其说，如果警员主动伪造证据或实施明显违法行为，事后通过举报等方式相对容易发现，“但如果本来应该进行的调查根本没有进行，那么要发现‘究竟有哪些事情没有做’，本身就非常困难”。

正如张美兰案本身并不是一起检警制衡失效的案件，她的失踪申报在警方内部即被终结，并未转化为需要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刑事案件。由此，建立在刑事案件移送和审查基础上的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机制，在这起案件中也没有介入的机会。

这使监督必须进一步进入办案过程本身。如果警方没有调取一项证据、没有核实一条线索，甚至在案件早期就作出终止处理的决定，后来接触案件的监督者未必能够知道哪些调查原本应该发生。

金勉其因此强调侦查过程的可追溯性。警方在什么时间获得了哪些信息，为什么采纳或排除某项材料，为什么采取或没有采取某项调查措施，都应尽可能留下记录，使案件处理能够在事后被重新检验。监督不能只审查案件最后形成的结果，还要能够还原结果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在失踪案件等直接关系生命与安全的案件中，他认为，可以对重大判断所依据的理由进行系统性检查，并实施独立的侦查审查。

韩国近期推进的警察内部改革，也开始触及这些环节。相关方案包括强化侦查人员轮岗和案件回避，完善案件分配和侦查审查，对检察机关提出补充侦查和再侦查要求的案件加强跟踪，并强化管理人员对案件审查和终结的责任。

监督本身也需要组织能力。此前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48个失踪调查组中，有111个夜间只有一名警员值班。在调整失踪案件程序的同时，警方提出增加夜间和节假日值班人员。更严格的复核、审批和记录如果没有相应人员和专业能力支撑，也可能最终停留在形式上。

金勉其同时提醒，监督机制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监督机制可能造成案件拖延和机构间责任推诿。他强调，关键并不在于“制约的数量”，而在于“制约的实效性”，“一个合理的制度既要避免任何一个机关垄断刑事司法全过程，也要避免任何一个机关逃避责任”。

警察侦查的自主性与责任性如何同时提高，由此成为这一轮改革最难处理的平衡。如果警察仍受到另一侦查机关全面指挥，侦查与起诉分离将失去相当大一部分意义；但如果自主性的扩大没有伴随内部责任、外部监督和司法救济同步加强，权力集中的问题也可能只是换一个机关出现。

进入9月份，警察改革在韩国已经从制度讨论进一步进入政治和组织实施层面。9月1日，共同民主党成立警察改革推进团，将包庇内部人员、压案、擅自结案、隐匿或操纵证据、泄露侦查信息和侵犯个人信息列为需要整治的“六大弊端”，并提出强化外部监察、案件回避、被害人说明责任、国家警察委员会和自治警察制度等改革方向。

围绕改革路径的政治分歧仍未消失。反对检察厅废除方案者将近期警方暴露的问题，作为反对取消检察官自行补充侦查权限的理由；执政阵营则认为，不能由警方失职反推恢复过去的检警关系，而应通过外部民主监督和警察内部改革建立新的控制体系。

控制一个强力机关，是否必须依靠另一个强力机关？安正彬认为，“分离权限”与“控制权限”是两项不同的课题。随着检察厅退出历史舞台，前者已经作出制度选择，后者仍在寻找新的平衡。

如何在不恢复“强检察”的同时避免形成“强警察”，如何使侦查机关获得必要自主性的同时承担相应责任，正在成为韩国刑事司法改革下一阶段的制度核心。

“韩国检察制度改革从来不是一个司法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周晓蕾对财新表示。

在韩国现代政治中，检察机关长期处在国家权力与政党竞争的交界处，对检察权的重大调整，也几乎从未脱离政治。

长期研究韩国检察制度的英国学者Neil 威权时期更多从属于行政权力的检察机关，在民主化后随着法律和程序重要性的上升获得更大的政治分量；而竞争性选举的加剧，又提高了检察权被卷入政治竞争的可能。

周晓蕾同样指出，韩国民主化并没有使检察体系经历与军队、情报机关同等程度的清算。相反，检察机关在获得更高组织自主性的同时，又通过反腐败、调查政治权力、追究前总统责任以及调查财阀等活动，获得更多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合法性。社会一方面期待检察机关足够强大，使总统、部长、财阀等权势人物同样能够受到调查；另一方面，当高度集中的侦查和起诉权与更高的组织自主性结合，调查谁、不调查谁，在什么时候调查，本身都可能产生案件之外的政治后果，因此又要想办法限制检察权。“这就构成了韩国检察改革最根本的悖论。”周晓蕾说。

这种张力又随着韩国政治的“司法化”被进一步放大。周晓蕾指出，民主化以后，很多原本应该通过政党竞争、议会协商和政治妥协来解决的冲突，越来越多地被转交给检察机关和法院处理。韩国所说的“青瓦台魔咒”，正是政治与司法高度纠缠的一种直观表现。政治竞争的场域由议会和选举进一步延伸至侦查室与法庭，刑事调查、起诉和审判也越来越频繁地影响政治人物的命运。

“当政治的司法化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后，检察机关就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法机构，而成为政治竞争本身的重要参与变量。检察改革自然也难以摆脱阵营叙事。”周晓蕾说。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政治轨迹，无疑正是“检察政治”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他通过参与调查朴槿惠政府相关案件，以及担任检察总长后主导曹国案调查，迅速积累了声望和政治资本，但他的迅速陨落，以及在任期间大量选用检察系统出身人士的做法，反过来又消耗了检察机关的专业、中立形象。“今天这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够走到‘废止检察厅、分离侦查和公诉机关’这样过去难以想象的程度，它的政治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尹锡悦本人提供的。”周晓蕾说。

回顾韩国的历次检警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在检察与警察之间重新配置权力。周晓蕾对财新指出，这种反复的“权力搬家”，折射出韩国长期依赖强力官僚机构解决问题的治理传统，改革往往首先考虑权力交给谁，却没有同步建立对权力本身的稳定约束。

金勉其也认为，检察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检察机关被削弱到什么程度，掌握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多个机关能够彼此制衡，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国民的基本权利。

但尹锡悦的下台，也使检察改革更深地卷入阵营对抗。周晓蕾认为，韩国本轮检察改革既有鲜明的政权更替背景，也在重新配置韩国的侦查和公诉权力结构。“如果说这一轮改革完全没有政党利益和政治动机，肯定不符合现实。但承认这一点，不等于否定改革本身的制度正当性，也不能因此否认韩国既有检察体制确实存在真实的结构性问题。” 而张美兰案超越其个案本身的影响力，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阵营政治的迅速介入。

张美兰的遗体被发现后，一个原本涉及失踪案件处置和基层警务责任的问题，很快被朝野纳入检警改革争论。

国民力量党据此质疑，在警察监督仍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取消检察官自行补充侦查权限，是否会进一步削弱对警方的制约；共同民主党则反驳，张美兰第一次失踪报警遭虚假终结时，检察官补充侦查权原本就存在。

但是，张美兰第一次失踪报警是在警方内部被虚假终结，并未进入通常的刑事案件移送和检察审查程序。它既不能直接证明削弱检察权导致警方失控，也不能证明警察无需外部监督。一个基层警务失灵的案件，却迅速成为两种相反改革主张的论据。

在周晓蕾看来，比重新划定检警权限更困难的，是让新的制度摆脱政治极化与政权轮替的影响。

一旦失去政权，自己就很可能成为下一轮刑事司法清算的对象，那么这种恐惧就会不断自我强化。”她指出，执政者希望在任内重塑侦查和起诉机关，在野党则怀疑改革服务于当权者，并准备在重新执政后再次修改制度。

共同民主党正出现调整政治路线的迹象。8月17日，主张加强党政协调的金民锡当选新任党首。经历激烈的党内竞争后，新领导层一面强调弥合党内分歧，一面将民生、扩大支持面和政治合作置于更突出位置，试图使执政党的重心从改革动员和阵营对抗进一步转向执政本身。但这种调整能否延伸至检察改革，并最终打破政权更替与刑事司法“清算”相互纠缠的循环，仍有待观察。

周晓蕾认为，李在明政府这一轮改革能否成为长期制度遗产，最终取决于韩国主要政治力量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规则共识——无论谁执政，都接受同样的侦查规则；无论调查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适用同样的程序标准。“尤其要看一点，当新的制度规则开始对执政党自己不利的时候，执政者是否仍然愿意遵守它。”她说。

本文选自即将于09月21日出版的《财新周刊》，原标题《济州岛迷雾》

欢迎阅读《国会山报》防务与国家安全通讯{beacon} 防务与国家安全 防务与国家安全 头条要闻 赫格塞思支持特朗普封禁媒体机构 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周五表示，他“完全支持”特朗普总统将CNN、MS Now和Politico逐出白宫的决定，声称这些媒体用“虚假报道”“危及”美国军人。照片/马克·希费尔拜因 “战争部完全支持特朗普总统将CNN、MSN̶B̶C̶NOW和Politico扫地出门的决定，让它们可以在白宫之外发布它们的假新闻，”赫格塞思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谢这些媒体已经选择从五角大楼自行撤离，”这位国防部长补充道。“它们用虚假报道和泄密危及我们的部队，还散布关于总统、我们的战士及其使命的虚构故事和谎言。”特朗普表示，这项禁令将立即生效，是“由于它们不断‘报道’假新闻！”“这其实就是过去两年积累下来的报道。你受够了，”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并补充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新闻机构被禁。赫格塞思支持特朗普的决定之际，这位国防部长自执掌五角大楼以来已实施了自己的媒体限制措施。他的政策禁止记者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自由进入该部门的大部分区域，并且除非记者同意只发布经现任美国国防官员批准的非机密信息，否则不允许他们保留五角大楼记者证。赫格塞思及其盟友辩称，这些措施对于保护关键国家安全信息和防止未经授权的泄密是必要的。反对这些政策的人，包括新闻机构和新闻自由倡导者，则认为五角大楼正在阻碍独立报道。

特朗普周五实施的禁令遭到《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政治报》（Politico）的猛烈抨击，两家媒体均表示将捍卫其第一修正案权利。该禁令还受到部分福克斯新闻撰稿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树立了不良先例，从长远来看可能适得其反。欢迎收看《山丘》（The Hill）的国防与国家安全通讯，我是菲利普·蒂莫蒂亚（Filip Timotija）——您的五角大楼、国会山及更广泛领域最新动态的向导。有人将本通讯转发给您了吗？点击此处。必读文章：政策如何影响当前及未来的国防与国家安全五角大楼的统计遗漏了伊朗战争期间中东地区的部分死亡案例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库遗漏了两名部署在中东的美国军人在对伊朗战争期间的死亡记录，这两名军人参与的任务与中东冲突无关。索弗利·达维乌斯（Sorffly Davius）少校曾服役于科威特布埃林营（Camp Buehring）的第42步兵师，于今年3月6日因“原因不明”去世。宣布其死讯的声明称，他于去年夏天部署至科威特…… 阅读全文五角大楼最新UFO档案披露包含1952年“蓝皮书计划”简报的音频——五角大楼周五发布的最新UFO档案（第六批）包含一段音频录音及文字记录，内容为美国空军爱德华·J·鲁佩尔特（Edward J. Ruppelt）上尉于1952年3月进行的“蓝皮书计划”演示。录音证实了空军曾与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作为承包商合作进行UFO调查，并透露了空军与……合作的一些细节。 阅读全文五角大楼在撤销旧指引后发布新的睾酮检测指引五角大楼于周四深夜发布新指引，要求对30岁以上的现役和预备役男性军人进行强制性的睾酮缺乏筛查，此前五角大楼曾于本月早些时候暂时撤销了之前的指引。

该部门表示，更新后的指南将针对男性睾酮缺乏问题，并在国防卫生局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筛查和治疗路径。五角大楼…… 完整报道 五角大楼三号人物在伊朗战争闭门简报会上令参议员们感到不满，特朗普国防战略 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周四在参加一场闭门简报会后均表示感到不满，称五角大楼政策主管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和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问题上缺乏明确答复。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简报会一开始就不顺利，科尔比没有先作开场发言，而是立即开放提问…… 完整报道 其他新闻 换个视角阅读 美国与格陵兰、丹麦达成安全协议 特朗普总统周五表示，美国已与格陵兰和丹麦达成一项安全协议，使美国在这个北极地区的事务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并扩大其在该国的军事存在。完整报道 明日日程 国防相关及周边活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将于周一上午10点（东部时间）举行讨论，主题为“霍尔木兹能源危机对南亚的影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将于周一上午9点（东部时间）举行讨论，主题为“新战略：中国如何回应俄朝军事合作”。 我们在读什么 我们从其他媒体标记的新闻 美国军方在预期的禁毒行动前将无人机调往南美，据CNN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不再与史蒂夫·维特科夫打交道。特朗普认为没问题，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超过16000名军人可能因医疗剃须豁免而面临更严格规定，据Task & Purpose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军在使用AI生成虚假情报报告后险些酿成大祸，据CNN报道。

据《Politico》报道，希尔（Hill）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因为F-35战斗机的零部件被转运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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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欣（Shaheen）阻止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武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议员谢欣与众议院的相关议员联手，阻止了这笔武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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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ll》的观点文章：“25年后，特朗普抛弃了9·11事件的教训”——特朗普本应与伊朗谈判，但他选择了采取强硬手段；如今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如何修复北约的致命缺陷？”祝您阅读愉快！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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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下周在纽约登场。9月18日，台湾邦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参与递函的帕劳常驻联合国代表席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正在累积压力，需要通过对话加以化解，避免局势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

帕劳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席德说，“我们也认为，台海正在累积很大的压力，而台湾海峡对全球货物运输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推动对话和包容，化解这些不断累积的压力，避免局势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因为一旦冲突发生，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来缓解局势。” 这封信由帕劳，马绍尔群岛，圣卢西亚，贝里斯以及圣文森及格瑞纳丁五国的常驻代表送交联合国秘书处。联名函的一个焦点，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友邦主张，这项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

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肯定台湾坚持维护台湾海峡现状，以及全力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三、呼吁联合国坚守《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与要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协同会员国采取行动避免冲突发生。

帕劳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席德说 ，“我们在信中指出，第2758号决议被解读并用来排除台湾，但这项决议本身根本没有提到台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湾友邦代表则持相反看法，马绍尔群岛常任代表席克强调台湾的代表权。

马绍尔群岛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席克说， “台湾有两千多万人，总得有人代表他们。他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拥有应有的位置和席位。他们是一个独立国家, 也有很多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西，尤其是在科技领域。”

贝里斯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费尔森说，“台湾2300万人应该在联合国拥有一席之地，也应该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全球议题的讨论。” 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斯常任代表弗雷德里克则呼吁重新审视台湾目前无法参与联合国的状况。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志强对友邦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呼吁联合国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并表示台湾希望在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作出贡献，落实联合国“不遗漏任何人”的目标。

针对欧盟据报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中国商务部回应称，中欧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五（9月18日）在官网就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洲出口答记者问时说，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发言人强调，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金融时报》星期四（9月17日）引述知情人士称，欧盟正寻求北京作出承诺，将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在欧盟市场的销量限制在约15%的水平，目前这一数字超过三分之一。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部长会议将于10月在北京举行，随着这一关键会谈日期临近，双方紧张局势加剧，欧盟对中国提出上述要求，以此作为与中方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的条件之一。

“如果他们不限制对我们市场的出口，我们就会采取措施，这是为了防止去工业化，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熟悉欧盟立场的人士称，欧盟提议中国自愿限制出口，是希望复制1986年与日本达成的协议模式，当时日本同意对其汽车出口实施限制，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999年，并促使丰田、日产等日本车企在欧盟投资，或与当地生产商开展合作。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星期四在一场活动上致辞时敦促欧洲联盟，将混合动力汽车纳入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范围。

据两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向 CBC News 透露，自由党政府即将推出的重要立法计划将加强对《加拿大劳动法》中存在争议的条款的修改。

卡尼政府计划修改《加拿大劳动法》，明确授权相关部长指示加拿大工业劳动关系委员会（CIRB）终止罢工行为并下令进行仲裁。

对《加拿大劳动法》第 107 条的修改预计将成为卡尼政府提出的法案的核心内容，该法案被命名为《建设强大的加拿大法案》，并计划于下周提交议会审议。

政府领袖史蒂夫·麦金农在周五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自由党党内会议上表示：“本届议会会议的核心将是经济立法。”

麦金农还指出，这些修改将正式将政府现有的权力法制化——即政府有权终止罢工，并通过指令让 CIRB 接管劳资纠纷的仲裁程序。不过，有消息人士认为，将这些权力写入法律有助于提升私营部门的信心，因为政府希望向外界证明加拿大是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

这些消息人士强调，此次立法的重点是那些对加拿大出口具有重大影响的行业中的“潜在性劳动纠纷”，例如港口和铁路行业。

两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了该立法的一些具体内容，其中包括关于贸易走廊、集体谈判以及加快联邦项目审批速度的相关条款。由于这些消息人士未被授权公开发言，CBC News 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

该法律条款自 1984 年起就已存在，但此前很少被实际使用。直到贾斯汀·特鲁多总理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这一条款才被多次启用——例如用于解决卡车司机工会与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之间的纠纷，以及促使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港口的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等。

就业与家庭事务部长帕蒂·哈伊杜援引第107条，强制加拿大航空乘务员在2025年8月罢工后重返工作岗位。

联邦自由党越来越多地利用这项曾经鲜为人知的法律条款，迫使参与罢工纠察的工人重返岗位。

工会警告卡尼政府正考虑对劳动法进行全面改革。自由党强硬援引《劳动法》的做法令工会不满。然而，工会认为这种强硬援引法律的做法削弱了他们的谈判能力，侵犯了工人的权利。此举已在联邦法院受到质疑。

新措施还将授权劳工部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在联邦监管行业的工会无法与雇主达成协议时，由该调解员出具报告。

消息人士称，在特别调解员提交报告后，援引第107条将是“最后手段”。但任何加强《劳动法》该条款的举措都可能激怒工会。

哈伊杜周五在接受CBC采访时表示，即将出台的立法不会包含任何限制工会罢工权利的内容，并将聚焦于导致“劳资中断”的少数案例。就业部长称《劳动法》修改不会改变罢工权 7小时前 “但有些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对立，而《加拿大劳动法》中的工具还不够有力，无法真正帮助各方共同达成协议，同时又不面临高度的劳资中断风险，”哈伊杜说。

不过，哈伊杜表示，《劳动法》中调解争议的工具需要现代化、强有力，并具备“将压力施加到该施加的地方——即各方之间的谈判桌上”的能力。

今年稍早前，山东启动公务用车公物仓试点建设，盘活超编、闲置公车，重点向突发性应急公务以及为民服务一线基层单位调配。山东的这项试点，为公车改革提供了新的范例。

文章介绍，“农户玉米出了问题，咱们赶紧下地看看。”8月25日下午，聊城市莘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工作科科长王海燕接到农户玉米长势异常的求助后，他们一行五人立即乘坐公物仓统一调配的轿车，赶往十八里铺镇杨庄村排查田间问题。

这辆2013年上牌、行驶里程10余万的公车，正是山东省公物仓公车下沉服务基层的试点车辆。过去，公车资产受分级管理限制，省里的车辆难以顺畅调拨到市县。为此，山东省机关事务局与山东省财政厅联合打通资产划拨渠道，破除了车辆资产分级管理形成的壁垒。今年，山东选取济南市历下区、新泰市、莘县、五莲县、泗水县等5个县（市、区）作为试点，筛选20辆车从公物仓一次性下拨，推动低效运转车辆跨单位、跨区域、跨层级使用。

当天，解决完农户田间的玉米莫名枯死难题后，王海燕和同事们没立即返程，而是驱车奔赴周边多个蔬菜大棚片区，上门为种植户答疑解惑，持续开展巡回农技服务。

今年6月，《大众日报》报道介绍，近日，山东省公务用车公物仓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济南召开，标志着山东省公务用车公物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首批建设试点工作涉及5个市5个县，共调拨车辆20台。

据介绍，构建省市县一体化公务用车公物仓系统，是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的具体举措。通过优化公务用车存量资源配置，实现低效运转车辆跨单位、跨区域、跨层级使用，是推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有效途径。

下一步，省机关事务局及各试点单位将扎实做好车辆调拨交接、资产划转等工作，高标定位建好、管好、用好公务用车公物仓，逐步实现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省市县三级一体化体系，切实提升公务用车使用效率，推动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于首批建设试点工作涉及5个市5个县，莘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文章介绍，今年，山东选取济南市历下区、新泰市、莘县、五莲县、泗水县等5个县（市、区）作为试点，筛选20辆车从公物仓一次性下拨，推动低效运转车辆跨单位、跨区域、跨层级使用。

近日，《大众日报》再刊文《省城闲置公车开到乡镇“上岗”，山东过好“车轮上”的紧日子》介绍，自2017年起，山东逐步建立全省公务用车管理平台，对车辆行驶里程、位置信息等实现全程可视化监管，全面掌握机构改革、部门撤并、临时机构任务结束等情形下产生的车辆超编、闲置情况，将所有“富余”车辆纳入公物仓统一管理。

“今年，我们进一步整合全省闲置公务用车资产，构建‘实体仓+虚拟仓’结合的公务用车公物仓管理系统。”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处处长史晓虎介绍，目前实体仓集中收储闲置、低效运转的公务用车40台；虚拟仓则依托信息化手段，将一定数量的车辆纳入线上统筹，在保持全省公务用车编制总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实现动态划拨、资源共享。

过去，公车资产受分级管理限制，省里的车辆难以顺畅调拨到市县。为此，省机关事务局与省财政厅联合打通资产划拨渠道，破除了车辆资产分级管理形成的壁垒。

作为全省首批试点之一，五莲县在初步构建“上级统筹、县级归集、按需调剂、共享复用”的省市县三级一体化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保障链条延伸至乡镇，探索构建省市县乡四级联动机制。经过申请，7月21日，五莲县接收省、市公物仓调拨的公务用车5辆，全部纳入县公务用车管理平台。随后，结合平台运行数据和乡镇实际需求，又将4辆车投放到于里镇等4处位置偏远、车辆老化、用车缺口突出的乡镇。

“这批车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公车运力缺口，解决了公车老旧失修、安全隐患突出、下村入户不便等现实问题。”五莲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孙宏波说，下沉车辆重点保障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值守、入户督查等工作。

调拨来的车几乎不新增财政开支，相比购买新车，每辆车可减支10多万元，成本也远低于租用社会车辆；每更新一辆公车，维修成本至少下降40%，安全性能也大幅提升。

此外，济宁市机关事务中心官网也发文介绍，9月2日至3日，全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工作交流会在我市举办。省机关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正厅级）邢伟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秘书长朱贵友致辞。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机关事务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共6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市机关事务部门要在服务大局中把准方向，全面落实机关事务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要牢固树立习惯过紧日子思想，强化公车购置、运行、维护、处置全链条成本管控，持续压减公车运行费用，切实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要深化标准制度建设，增强前瞻性研究，鼓励基层先行先试，以制度创新激发管理活力。要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示范引领作用，加大新能源汽车在公务领域推广应用力度，优化车辆调配机制，强化闲置车辆盘活利用，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全省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研究人员在利用较旧的光刻技术将半导体工艺节点推进至3纳米以下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而阿斯麦更先进的极紫外光刻设备仍因美国制裁而被封锁。

这一突破标志着中国在美国出口限制下，为开辟先进芯片制造替代路径所作努力的最新进展。根据现行出口管制规定，荷兰设备巨头阿斯麦被禁止向中国客户出售其最先进的EUV光刻机——这是生产7纳米以下节点芯片的关键设备。

据台湾媒体DigiTimes周四报道，引用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资深专家叶甜春的讲话称，这家国家支持的研究机构已利用较不先进的深紫外光刻技术建立了一条初步的环栅器件开发路径。

叶甜春表示，该研究所已利用DUV设备完成了堆叠纳米片沟道GAA CMOS晶体管的早期集成。据DigiTimes报道，他将这一成果描述为“中国亚3纳米先进制造的新早期MOS晶体管工艺路径”。

这一突破也反映出，尽管中国缺乏尖端设备，但仍在密切跟踪全球半导体领导者的架构路线图。GAA晶体管架构被视为半导体生产在广泛使用的FinFET（鳍式场效应晶体管）设计之后的下一个关键演进方向。

三星电子已利用GAA量产3纳米芯片，而台积电则在2025年底将其2纳米节点转向GAA。

不过，中国科学院的这一突破似乎距离量产还很遥远。叶甜春指出，该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该研究所最新的GAA技术能否转化为量产，将取决于未来在实际生产线上的晶圆验证表现。

叶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半导体技术专家，曾担任 IMECAS 的负责人，同时也参与了中国备受瞩目的“02”项目，该项目是一项旨在提升国内芯片制造设备和工艺水平的重要国家计划。中国科学院（CAS）在周五收到评论请求后并未立即作出回应。

近期，美国的提案威胁要延长对 ASML 公司在中国销售DUV（深紫外）光刻设备的出口禁令。因此，中国的半导体企业一直在探索新的技术路线，试图利用现有的成熟设备来实现更高的性能。

这一最新突破建立在中国科学院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开发出能够绕过对先进光刻设备依赖性的新技术。2025年，该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一种全固态DUV激光器，能够发射出193纳米波长的相干光——这正是当前半导体光刻技术所使用的关键波长。

除了中国科学院之外，今年中国在芯片自给自足方面取得的最大进展来自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今年5月，华为发布了“Tau扩展定律”，该定律重新设计了芯片的架构，使其能够实现更高效的性能提升。华为预计，基于这一新扩展定律开发的高端芯片将在2031年达到与1.4纳米工艺相当的晶体管密度。

在硅谷及其他地区，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们日益警告其对人类构成的风险。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 希望行业放慢脚步。一位曾在该公司工作的前工程师，同时也曾在竞争对手 OpenAI 任职，在本月早些时候辞职后对记者表示，他“真的感到害怕”，因为不受约束的 AI 发展可能意味着“我们在不久的将来都可能会死”。

甚至被称为“AI 教父”的诺贝尔奖得主、计算机科学家 Geoffrey Hinton 也警告说，如果这项技术脱离人类控制，将构成生存威胁。

对 AI 的担忧涵盖了从自主武器、大规模失业和机器驱动的网络攻击，到深度伪造引发的错误信息、算法偏见以及对自动化的危险过度依赖等各个方面。韩国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并决定现在是加速推进的时机。

在李在明总统的“AI 为所有人”倡议下，政府正准备为每位公民提供免费人工智能访问，将其整合进医院、学校、政府部门和日常生活中，这在少数国家中尚属首次尝试。

首尔科学与信息通信部在接受《本周亚洲》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大幅降低获取门槛，使技术红利能够均匀分配，而不是仅为少数人所享有。”

政府本财政年度拥有 10 万亿韩元（约合 73 亿美元）的 AI 预算，并已为截至 2027 年的推广额外拨款 2500 亿韩元。

本月晚些时候将推出测试版，提供免费、无限访问的通用聊天机器人和 AI 代理，这些产品由三个联盟研发——由电信巨头 SK Telecom、KT 和 Kakao 主导——并使用政府借出的数百台最先进的 Nvidia B200 图形处理单元。

从明年开始，政府官员们计划将这项临时性的公共服务项目转变为一个长期运行的、由纳税人资助的公共设施。未来，该服务将接入政府系统，使公民能够通过人工智能（AI）中介来预约医生、寻找住房、获取税务咨询等。

为管理相关风险，首尔政府依赖其于1月份生效的《人工智能基本法》，以确保在AI应用过程中有人类的监督参与、进行必要的影响评估，并对所有合成内容进行明确的标记（即添加“水印”以区分真实内容与伪造内容）。

与此同时，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被赋予了技术监督的职责，负责评估AI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确保这些公共服务工具能够保持可信度、安全性，并对使用者负责。

韩国信息通信技术部在声明中表示：“未来政府计划建立一个自主的可靠性保障体系”，该体系将基于去年制定的七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其中包括责任性、以人为中心、隐私保护以及公平性等原则。

韩国希望其“AI全民普及”战略能帮助该国成为全球三大人工智能强国之一（与美国和中国并列）。政府认为，这项技术可以缓解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并助力该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

然而，这个急于将AI技术普及到各个领域的国家也面临着由此带来的种种挑战：工人担心自动化会取代他们的就业机会；警方难以应对深度伪造犯罪的激增；教育工作者则看到学生的阅读成绩持续下滑。

主权问题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政府数据，在韩国5160万使用过或经常使用AI技术的人中，有2345万人是OpenAI的ChatGPT的活跃用户，845万人使用Google的Gemini，241万人使用Anthropic的Claude。

不过，正如该部门在声明中指出的那样，目前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使用这些AI平台。

“正如我们最近所见，外国人工智能服务的可用性随时可能因外国政府或企业的决定而受到限制，”该机构表示，这似乎是在暗指华盛顿方面近期试图封锁最新模型访问权限的举动。

今年7月，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裴庆勋公布了在韩国开发自己的网络安全专用人工智能模型的计划，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此举是对美国封锁措施的回应。

在釜山国际金融中心，Unicup Coffee是一家独立咖啡馆，正与11家低成本连锁品牌争夺客源。31岁的店主裴庆汉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归功于人工智能。

这一切始于一年前的一项节省成本实验——裴庆汉自学如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宣传海报和菜单图片，此后人工智能几乎接管了业务的方方面面。

“它现在负责我的调研、方案开发、沟通和广告投放，”他说，并补充道，这套人工智能系统——他唯一在办公室里的“同事”——还促成了业务重心的转变，从散客转向批量订单。

五名员工负责处理顾客订单，每月服务约1.3万人，据裴庆汉称，其刷卡销售额大约是竞争对手的两倍。

他还围绕这项技术建立了第二项业务，作为政府选定的人工智能联合体之一旗下的供应商，教新手如何向聊天机器人提出更好的问题。

“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减轻了管理人员的心理负担，”裴庆汉说，他描述了不再需要协调排班、重复指示或照顾员工情绪后的轻松感。

“借助人工智能，我可以随时提出问题、随时修改计划——这确实更加高效。”然而，他对政府的AI战略仍持怀疑态度，质疑那些国产的AI模型（即便是免费提供的）是否真的能够让人们不再依赖那些高端的外国产品。

“那些已经习惯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很可能会选择购买价格更高的美国产模型（比如ChatGPT），而不是使用免费的国产服务，”裴某说道。

“除非这些模型是专门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开发的，而不是通用型的聊天机器人，否则情况就会不同，”裴某补充道。“那样的话，对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机遇。”在首尔延世大学的一场招聘会上，科技公司们纷纷涌入会场，争相吸引即将毕业的学生的注意。

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权一根希望能在三星电子或SK海力士等半导体巨头公司工作，他表示：“如今，掌握人工智能技能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几乎提高了一倍，”他说，并将这一变化比作第一次工业革命或个人电脑的诞生。“这只是时代变革的一部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数据，2022年6月至今年6月期间，15至29岁的韩国年轻人就业人数减少了28.5万人；其中94%的就业岗位流失发生在那些高度依赖自动化的行业，如出版、IT服务以及计算机编程领域。

此外，韩国政府智库“韩国发展研究院”在7月份预测，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可能会每年导致约25.6万个就业岗位被取代。

这对学生的志向产生了连锁反应，据报道，尽管为年轻人从事稳定公共部门职业做准备的机构兴趣激增，但教授平面设计和编程的学院的入学人数却有所下降。

在首尔的SKY入学考试学院，其军事和政策备考课程的入学人数同比增长了70%。

尹智相是一名刚毕业的学生，他正准备投身于五年的军官培训以及至少15年的军旅生涯。

“有些人认为在军队里待这么长时间是一种束缚，但我只是把它看作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长久时光，”他说，并指出这份工作还附带养老金。

据《朝鲜日报》9月9日报道，8月份韩国青年就业人数同比减少了14.3万人，这是15至29岁人群连续第46个月下降。

与此同时，据人事管理部称，今年全国招聘的公务员人数五年来首次增加。

“我以前想成为一名经常出国旅行、自由生活的企业家，”尹智相说。“但当我们不断为生计担忧时，那又有什么用呢？”首尔国立大学法学教授高鹤洙表示，关于哪些工作最容易受到自动化冲击的传统观念，已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彻底颠覆。

“当ChatGPT三四年前首次出现时，人们普遍担心涉及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工人的工作……将面临最高风险，”他说。

“但现在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那些需要大量人工劳动的工作实际上相对较为稳定，而那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业，尤其是这些领域的初级和中级员工，可能会逐渐消失。”Ko表示，随着人工智能（AI）更多地融入工作场所，新的职业角色很可能会出现；但他同时也警告说，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

韩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执行主任金明柱（Kim Myuhng-joo）指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已经悄然开始。

“就在几年前，程序员的地位还非常高，他们的薪资也在迅速上涨，”他在接受《This Week in Asia》采访时说，“但如今越来越多的AI公司开始使用AI来完成编码工作，从而不再需要那么多初级开发人员。”金明柱还担心，在‘AI普及’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劳动者可能永远无法掌握在没有AI辅助的情况下独立工作的技能。

“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可能会看到新一代劳动者诞生，他们将过度依赖AI来完成任务。”

“企业可能会期望这些新员工具备前几代劳动者的能力，但实际上他们可能会变成‘没有AI就无法完成任何工作的人’。”不过，韩国对AI最担忧的，并不是AI技术本身的危害，而是AI被用于犯罪活动的现实情况。

2020年的“Nth Room”事件（该事件中，犯罪分子利用加密的社交媒体渠道制作、贩卖和传播性剥削内容，并对受害者进行勒索）以及随后的丑闻，促使韩国在2024年加强了相关法律法规。如今，制作此类内容的人可能会被判处七年监禁或罚款5000万韩元（约合3.7万美元）；而持有或明知故视此类内容的人则可能面临三年监禁或罚款3000万韩元的处罚。

然而，警方去年仍记录了1,553起与深度伪造相关的犯罪，占所有报告的网络色情犯罪的35%以上，这一统计数据在最近由韩国大赦国际主办的论坛上公布。

仅在今年上半年，警方就抓获了419名深度伪造犯罪嫌疑人，其中有17人在等待审判期间被实际拘留。

国家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官员们正“以超过技术本身发展速度的节奏开发警方应对技术”，包括扩大取证视频专业能力和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检测工具。

吴恩智对仅靠技术解决问题并不完全信服。作为调查数字性犯罪的“火焰小组”负责人，她今年大部分时间与调查媒体Newstapa一起潜入约50个Telegram聊天群，记录了人工智能工具如何使匿名犯罪者数量激增并降低受害者年龄。

“即使在今天，这些调查的许多初始线索往往来自受害者本人，”她说。“警方需要进一步专业化并加强其能力。”

AI安全研究所的金表示，政府需要为AI获取日益增加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做好准备。

“一旦人工智能嵌入社会，就很难将其移除，”他说，并将其形容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影响评估，考虑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会被误用、滥用或过度使用。”金说，为了打击犯罪，他将在“视情况而定”的前提下支持警方的卧底调查，并进一步使用隐形水印技术，将AI生成的内容追溯到其创作者或传播方式。

“在线平台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识别网络犯罪行为，并防止滥用内容的传播，”他说，并补充道：“孩子们需要从小学开始，就这些话题接受教育，这是公民教育与人工智能素养培养的一部分。”

然而，根据独立学生运营的报纸《Tokipul》的16岁主编Moon Sung-ho的说法，课堂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知识等级倒置”的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学生们对人工智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老师；因此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来完成所有的作业，而老师却不知道该如何阻止他们。”

Song Keun-sang就是去年那些抗议政府推出耗资1.2万亿韩元、旨在推广人工智能教材计划的教师之一。这位来自忠清南道某学校的五年级教师表示：“当我们真正尝试在课堂上使用人工智能时，发现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好。人工智能只是直接给出答案，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教育价值。”他曾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那些与外界隔绝或难以交到朋友的学生，但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邻近忠清北道的孩子在与聊天机器人交流后自杀了。这让他改变了看法：“我怀疑，让学生们不断接触那些总是迎合他们、安慰他们的聊天机器人，是否真的对他们有益？这些聊天机器人的设计目的就是告诉他们想听的话，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受到挑战，也不会遇到任何分歧。”这种影响可能已经显现出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数据，2006年韩国15岁学生的阅读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本月早些时候报道，然而在2025年，他们却创下了自2000年该国首次参加评估以来的最低平均阅读成绩。

宋表示：“其他国家开始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设备，但韩国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学术成绩和读写能力的严重下降。”然而，对他而言，更紧迫的担忧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社交上的。

他说：“学生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最终培养了他们日后在社会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并预测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互动可能会使“与其他人建立关系变得困难得多”。文（Moon）在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圈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曾经一起去网吧、踢足球，同时还会互相寻求作业上的帮助。

他说：“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向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询问这些问题。感觉与人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了。”《亚洲一周》已就本文联系韩国教育部寻求评论。

如果您有自杀倾向或知道有人正在经历自杀倾向，您可以获得帮助。在香港，您可以拨打政府运营的精神健康求助热线 18111。您也可以致电 +852 2896 0000 联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或致电 +852 2382 0000 联系生命热线。在美国，您可以拨打或发短信至 988，或在 988lifeline.org 上与 988 自杀与危机热线进行聊天。有关其他国家求助热线的列表，请参阅。

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周五表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将有助于推动和平核技术向叙利亚的转让。

据叙利亚官方沙姆通讯社报道，穆扎赫尔·阿尔-阿克拉在维也纳签署2026年至2031年国家方案框架三天后发表了上述言论。

该协议涵盖七个关键领域：核与辐射安全、健康与营养、食品与农业、能源规划与核知识管理、工业应用以及水与环境。

阿尔-阿克拉表示，叙利亚周三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标志着该国与该机构技术合作的一个关键阶段。

他说：“当天签署的协议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直接促进核技术在卫生、农业、水资源、能源和辐射安全领域的转让。与该机构签署的路线图将有助于将叙利亚解除不合规地位转化为惠及公民、支持公共服务部门恢复的具体发展项目。”9月9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相关技术和法律要求完成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结束了关于叙利亚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项下核义务方面的不合规决定。

阿尔-阿克拉表示，叙利亚参与签署建立亚太地区研究堆网络的框架文件，将使该国能够从区域机制中受益，用于交流专业知识并发展研究堆，包括叙利亚的研究堆。

据沙姆通讯社报道，叙利亚由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周四在维也纳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的12个国家代表一起，参与了该框架文件的签署。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该网络的话说，该网络是一个由参与国拥有的区域性平台，旨在交流知识和专业技能，加强研究反应堆的安全与安保标准，改善其运行，建设能力并开展联合科学研究。

阿克拉说：“这些步骤反映了叙利亚在和平核科学领域恢复了其地位。”他称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

这些进展出现之际，叙利亚当局正寻求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于2024年12月8日倒台后，恢复关键行业并推进发展与经济复苏。

自由民主党领袖埃德·戴维爵士暗示，他将支持批准杰克道气田，称英国在向净零过渡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天然气”。

首相面临压力，需就北海新钻探做出决定，而关于位于阿伯丁东北150英里的杰克道气田的咨询已于上月结束。

该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均被上一届保守党政府批准，但在绿色和平组织提出法律挑战后，法院推翻了这些决定。安迪·伯纳姆的政府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给该项目开绿灯。

当被问及是否会支持批准杰克道的决定时，埃德爵士告诉媒体：“杰克道，我个人一直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过渡期将需要大量天然气。”

“当我担任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时，我非常强调需要一些天然气，因为我们将需要很多。”

“如果杰克道这样的地方通过了气候测试——看起来它会通过——我更愿意从北海生产天然气，而不是从世界另一端以液化天然气形式进口我们知道会需要的天然气，后者消耗更多能源，碳足迹也更高。”气候活动人士敦促首相阻止这些新开发项目，而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人士则认为，这些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并降低账单。埃德爵士是在年度自由民主党会议于周六开幕前发表上述言论的。

该会议将把健康和经济置于该党在下一届大选（预计于2029年举行）之前的议程中心。

扎卡里·R·迈德、艾娃·本尼-莫里森和卢基娅·吉夫托普卢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检察官已收集了亿万富翁马克·沃尔特手下一些最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当局正在调查其保险公司以及他所经营的投资公司古根海姆合伙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交易。

知情人士称，沃尔特保险业务负责人丹尼尔·托里斯和古根海姆总裁安德鲁·罗森菲尔德是过去一年中提供信息的高管之一。这些人士要求匿名讨论这项敏感调查。据这些人士称，两人均不被认为是调查目标。

结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近期约谈古根海姆员工的行动，检察官的活动表明政府审查的规模和潜在利害关系。这些广泛调查涵盖的领域包括沃尔特控制的保险公司如何向他旗下其他企业放贷，以及一名举报人关于古根海姆私人投资部门会计操作的报告。

罗森菲尔德的代表拒绝置评。古根海姆合伙公司、沃尔特的TWG全球控股公司以及托里斯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保险业务的代表均未回复寻求置评的消息。

这些公司表示正在配合调查人员解决相关问询。TWG还指出，其保险部门已向州监管机构提交方案以回应任何关切。

司法部有意与某人交谈并不意味着此人涉嫌不当行为。与所有调查一样，当局最终可能决定不提出指控。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拒绝置评。

托里斯自沃尔特保险公司（Walter’s Insurance）成立之初（即2009年）便在该公司工作。如今，这家公司更名为“Group 1001”，旗下拥有年金保险提供商特拉华人寿保险公司（Delaware Life Insurance Co.）和克利尔斯普林人寿及年金保险公司（Clear Spring Life and Annuity Co.）。托里斯同时还负责管理TWG公司的赛车业务，并领导该公司的凯迪拉克一级方程式车队（Cadillac Formula One team）。

据相关人员透露，托里斯上个月前往纽约，主动接受了检察官的询问。Group 1001的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琳达·王（Linda Wang）也在最近几周与检察官进行了沟通。不过，两人都没有在宣誓后接受过正式的讯问。

包括罗森菲尔德（Rosenfield）在内的一些人的陈述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收集用于大陪审团的调查材料中。托里斯是沃尔特保险公司最资深、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管之一；他们的家乡都是芝加哥，而罗森菲尔德在芝加哥的学术界和慈善界颇具影响力。罗森菲尔德于2004年加入Guggenheim公司，此前还共同创立了如今名为Compass Lexecon的咨询公司。

据知情人士透露，罗森菲尔德最初拒绝作证，因此检察官获得了法院的授权，允许他享有作证豁免权。这种豁免权实际上可以迫使那些不愿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他们原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另据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罗森菲尔德并未成为此次调查的目标。

据相关人员透露，Guggenheim Investments资产管理部门总裁迪娜·迪洛伦佐（Dina DiLorenzo）麾下的至少几位高级高管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向大陪审团提交了证词。

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因此获得豁免权，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

该举报人2025年提交的投诉引发了外界对规模较小的古根海姆私募投资部门如何披露收入费用的担忧，该部门负责为机构投资者管理私募基金。该公司表示，已与审计师就该事项进行讨论，并认为相关会计处理“恰当”。近几周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寻求对古根海姆投资公司的现任及前员工进行独立访谈。鉴于该机构仅提起民事案件，却主导收集部分证据，这可能预示着检察官预计至少能在不提起刑事指控的情况下解决调查中的部分内容。

古根海姆投资公司的一位代表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尚未提起任何指控，我们认为也没有做出建议或提起指控的决定。我们坚信古根海姆及其员工的行为合法且合规。”沃尔特的TWG集团正在重组其业务利益，以减少对保险公司资金的依赖。上个月，该公司与特拉华人寿达成了一项65亿美元的资产互换协议，沃尔特同意以12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持有的洛杉矶湖人篮球队的股份。

本周，他同意出售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股份。TWG集团表示，其并非在进行资产的“甩卖”，沃尔特也表示计划进行更多的体育投资。

也门政府军战机周五对塔伊兹市东部阿尔卡萨尔环岛附近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了空袭，国有媒体《共和国电视台》报道称。该电视台未提供有关此次打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损失的具体细节。

此次空袭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斗升级之际，包括靠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的城市西部区域。

塔伊兹军事轴线表示，政府军击退了胡塞武装对塔伊兹西部阿尔卡达哈前线的进攻。

该机构称，部队在造成敌方伤亡后迫使进攻者撤退，但未提供具体数字。

阿尔卡达哈位于连接塔伊兹与穆卡、靠近曼德海峡的公路上，具有战略意义。胡塞武装方面尚未对政府方的说法作出即时回应。

早些时候周五，也门军队表示，在塔伊兹西部瓦齐亚区阿尔扎里法交汇口附近的交火和空袭中，30名胡塞武装分子被击毙，60人受伤。

也门信息部电视事务副司长费亚德·阿尔诺曼随后表示，经过激烈战斗，政府军和民众抵抗力量在阿格巴拉前线重新夺回了贾巴尔·巴齐拉和马达库拉地区。

这些事态发展发生在也门战线快速变动之际，尤其是在西海岸沿线。

据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最近在胡代达省和塔伊兹省的部分地区取得进展，并占领了包括穆卡在内的战略地区，以及曼德海峡中的佩里姆岛等红海岛屿。

与此同时，政府军报告称，在贾夫省向该省首府哈兹姆推进，而马里卜、达利阿和拜达的前线战斗仍在继续。

最新一轮升级始于7月初，是自2022年4月停火协议后多年相对平静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9月份，冲突局势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巴布埃尔曼德布海峡周边地区。

自2014年9月胡塞武装控制也门首都萨那及多个省份以来，该国便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这一局势促使沙特阿拉伯领导的阿拉伯联盟于2015年3月介入，以支持也门的国际公认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