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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比利时向欧洲各地请求空中增援，消防员正在与该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野火搏斗，火势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难以到达的自然保护区内迅速蔓延。

超过25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在高原沼泽自然公园连夜工作，当局表示，在受影响面积24小时内翻倍以上后，情况仍然严峻。

火灾于周五爆发，原因尚不清楚，最初烧毁约80公顷。到周六早上，受影响面积已增至850公顷，到周日早些时候扩大到约3000公顷。

这场大火是比利时自1911年以来记录的最大火灾，当时同一地区在类似的高温和干旱时期遭受了重大野火。

一股浓密的黄色烟雾笼罩了靠近德国边境的地区，促使附近两个村庄的部分居民撤离。

当局表示，截至周日早上，没有房屋受损，但火势仍处于失控状态，多条火线仍然活跃。

变化的风向增加了挑战，反复改变火焰方向，使控制工作更加困难。

来自比利时各地的消防员以及邻国德国的队伍已加入，部署了现代消防车以加强响应。

欧盟危机负责人呼吁为预防提供资金，野火危机持续肆虐。困难地形阻碍消防员。高原沼泽是一片由石楠荒原、泥炭沼泽、松林和高架木栈道组成的景观，使得应急队伍特别难以行动。

当局称消防行动“特别复杂”，重型车辆有陷入松软地面的风险，队伍无法接近部分火区。

救援队也无法到达据信火灾起源的区域，这意味着调查人员尚未确定起火原因。

脆弱的泥炭地环境带来了额外挑战，因为即使在可见火焰被扑灭后，火灾仍可能在地下继续燃烧。由于地面通道受限，当局越来越多地转向飞机帮助减缓火势蔓延。

比利时联邦警察直升机和来自荷兰的飞机周日上午在该地区上空作业，反复从附近湖泊取水，然后投放到受影响区域。

马克龙呼吁欧盟增援，法国与蔓延的野火作斗争。欧洲增援抵达。周日晚些时候，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将提供进一步支持，比利时在火势规模明朗后启动了该机制。

来自捷克共和国的直升机和瑞典的灭火飞机将加入行动，为空中响应增加显著能力。

欧盟专员哈贾·拉赫比卜周六表示，挪威和德国也可能提供额外飞机。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弗感谢欧洲国家响应比利时的援助请求。

当地农民也加入了努力，为应急队伍提供水罐车，消防员正努力控制火焰。

这场野火发生之际，比利时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正经历又一轮强烈的夏季高温和干燥天气。

周五，该国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7摄氏度，为火势迅速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林子晴：智利于2023年宣布参与竞逐《公海条约》秘书处，是最早加入这场竞争的国家。比利时主打“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优势。中国则强调其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以及在亚太设立首个联合国公约秘书处的重要象征意义。

今年3月下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率领规模可观的代表团，专程前往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她此行的任务是争取各国支持厦门成为《公海条约》秘书处的选址；若成功，这秘书处将会是首个设立在中国的联合国公约秘书处。

中国高层积极推动《公海条约》秘书处落户厦门，令总部选址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关注。长期以来，有关条约的事务主要在环境保护和海洋事务领域受到关注，而在此领域之外鲜少被讨论。

经过多国近20年的谈判后，《公海条约》于2023年达成。这份公约又名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简称BBNJ协定），旨在规范公海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利用与保护。

公海，即不属任何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一直以来都是不同国家利益博弈的区域。传统海洋产业如远洋渔业，或新兴产业如海洋遗传资源勘探、深海采矿等都是公海上主要的开发活动。被誉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公海条约》正是要推动各国在这片蓝色公共空间上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合作。

随着条约今年正式生效，其缔约方首次会议（COP1）将于明年1月召开。届时，各国要完成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决定秘书处的设立地点。

与中国竞逐成为东道国的还有智利和比利时。智利提名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作为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则推举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这场总部选址之争，将反映国际社会是否愿意把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心从欧洲、北美等传统权力要地转移到其他地区。此外，随着美国逐渐退出多边主义，这个全球治理权力中心的议题也更为受到关注。为何多国重视选址？

条约秘书处是常设的行政机构，负责组织会议、整理文件、传递信息等日常工作，旨在协助缔约方落实协定。

这些看似只属行政事务的职责，实际上会影响协定的执行。2011年，印度西北部金德尔全球大学（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国际法教授帕拉维•基肖尔（Pallavi Kishore）对多个环境国际条约秘书处进行比较研究，说明秘书处扮演的角色。

研究提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UNFCCC）秘书处在推动《京都议定书》谈判起了重要作用。

2000年，《京都议定书》实施细则谈判在UNFCCC第六次缔约方大会（COP6）上一度陷入僵局。翌年，当谈判恢复之时，秘书处按各方的意见，修订出一份有助收窄技术性分歧的谈判文本。这一举措推动各方最终达成共识，并通过了《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 Accords），即《京都议定书》实施细则。

基肖尔援引一名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话：“没有任何一次会议是因为后勤保障出色而取得成功的；但如果后勤工作不到位，谈判就有可能失败。” 不过，秘书处并不受东道国控制。任何缔约方都可以提名秘书长人选；如果候选人超过一名，则通过投票决定。秘书处的其他工作人员通常按照国际组织的常规招聘程序聘用。

基肖尔表示，从理论上讲，东道国可以向本国籍的秘书处人员施加压力，试图借此影响谈判进程。不过，她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指出，无论秘书处设在哪里，地缘政治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也有能力影响谈判。

国际贸易专家肯特•琼斯（Kent Jones）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1970年代起，一些国家会在世贸组织（WTO）会议前进行闭门磋商，容许了规模更大、政经实力更强的国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谈判议程。基肖尔表示，现时世贸组织的代表性已有所改善，但她说：“这类情况在国际谈判中仍有可能发生。” 在决定秘书处选址时，各国会重点考虑一系列实际运营因素，包括东道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办公条件、签证便利，以及能支持条约实施的科研资源和专业人才。

基肖尔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积极申办国际组织总部，国际社会需要接受它们可能会设于在不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地区。她说：“如果我们坚持所有秘书处都要设在拥有相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国家，那就是拒绝承认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三国竞逐秘书处智利于2023年宣布参与竞逐《公海条约》秘书处，是最早加入这场竞争的国家。长期以来，智利一直以推动海洋保护为傲，是全球海洋保护的重要倡导国家。在博里奇（Gabriel Boric）政府（2022—2026年）执政期间，智利率先在国内树立了典范，将国家一半的领海划为海洋保护区，限制大多数人类活动。同时，智利也发起了推动加快在公海建立高质量海洋保护区的全球行动。

不过，今年3月上台的极右翼卡斯特政府已暂停执行博里奇政府批准的数十项环保政策，其中包括撤销上述设立海洋保护区法令。新政府还计划修改智利的《拉夫肯切法》（Lafkenche Law）。该法律为部分由原住民主导的海洋保护项目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现任总统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认为，法律阻碍了三文鱼养殖业的发展。这意味着智利的海洋保护政策方向或会迎来变动，但智利政府承诺继续竞逐《公海条约》的秘书处。

智利目前设有多个联合国区域办事机构，但如果成功获选成秘书处的所在地，它将为拉丁美洲带来第一个具全球规模的联合国机构。智利政府表示，这将大幅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话语权。

相比之下，比利时则主打“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优势。虽然首都布鲁塞尔并非沿海城市，但这里已聚集了40多个国际组织，也是欧盟主要机构所在地。

中国则强调其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以及在亚太地区设立首个联合国公约秘书处的重要象征意义。华春莹表示，中方承诺免费提供位于厦门的办公场所和住宿设施，并承担秘书处成立后前五年的水电等费用，预计将在五年内为秘书处节省至少70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中方还作出承诺向《公海条约》信托基金捐出第一笔3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相关工作。

在三国提交的竞逐方案中，中国提出的财政支持力度最大。比利时承诺承担秘书处前五年的水电费用，并向《公海条约》信托基金捐资7万美元。智利则表示，将“自费”提供办公场所，但尚未说明这一安排将持续多久；此外，智利承诺向《公海条约》信托基金提供支持，但尚未公布具体金额。

中国的竞逐为何备受关注目前，大多数国际海洋治理机构都设在全球北方国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秘书处设在美国纽约；国际海洋法法庭设在德国汉堡；负责全球航运监管的国际海事组织总部则位于英国伦敦。而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是国际海底管理局；该机构负责监管深海采矿等海底开发活动，是总部设于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例外。

对话地球向多位长期研究中国海洋事务的倡导者和研究人员了解其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希望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个正面的发展，而让全球最大渔业国家承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能促使它在海洋保护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但这不代表国际上没有质疑的声音。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表示，今年三月的BBNJ协定筹备委员会上，确有国家对中国申办秘书处提出了一些疑虑。这或是源自于中国在国际海洋治理形象上背负着不少包袱。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外界一直有对其可持续性及监管力度等方面表示关注。此外，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框架下，中国一直没有支持设立新的南极海洋保护区，令外界对中国在海洋保护方面的承诺有不一的看法。

有海洋保护倡导人士向对话地球表达了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关注。总部位于新德里的智库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蓝色经济研究员奇梅•尤顿（Chime Youdon）提到，她的关注点在于主办国能否秉持制度透明度、公民社会参与等公约的原则。

许多非政府组织公开对秘书处选址保持中立立场，但东道国是否能保持制度中立、公正和透明，仍是各方关注的问题。

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公海条约》会议上，中方完成竞逐陈述后，德国代表伊尔卡•瓦格纳（Ilka Wagner）发言表示条约要求决策机制保持透明，并询问中方将如何确保各国代表、专家以及公民社会成员都能够充分参与相关工作。对此，华春莹回应说：“请放心，中方欢迎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级的官员或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包括我们非建交国的代表到中国厦门来参加BBNJ相关的会议。” 而据李硕的观察，“中国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不过，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不是诉诸投票，而是三个申办国家能形成协调和默契，由中国提供场地和配套设施等硬件，并由其他国家如智利和比利时等提供具外交专业背景的领导人才来主理秘书处，“形成国际经验与中国硬件的结合”，“这将会是政治上最高明的结局”。

他说，“秘书处竞选背后藏着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的行动能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吗？它能回应国际社会的预期吗？” 距离最终作出决定不到一年，秘书处选址的博弈仍在继续。

作者简介：林子晴是对话地球的海洋副主编。她于2021加入，曾任职于主流报章，也有为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撰文。她拥有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硕士学位，对全球海洋治理、环境正义、环境新闻的调查与写作手法，深感兴趣。

注：此文原载环境网站“对话地球”。FT中文网经“对话地球”授权转载此文。对话地球是一家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的非盈利机构。

曾敬涵：我两年完成博士论文，29岁晋升高级讲师，31岁获聘英国大学正教授。然而，职业晋升没有自动消除族裔身份带来的隐性边界。

英国剑桥大学前教授贾森•阿代尔（Jason Arday）近日去世，年仅41岁。2023年，37岁的他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一度被视为英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重要象征。去世前不久，他因论文抄袭及个人履历等方面的争议辞去教职。警方表示，其死亡虽然出乎意料，但没有可疑之处。

我们不应猜测他的死因，也不应以他的去世代替对相关指控的调查。抄袭是对学术诚信的严重破坏，有关问题理应按照证据和程序接受审查。少数族裔身份不能成为回避学术标准的理由。

但学术问责与人的尊严并不矛盾。正式调查有明确的证据范围、回应权利和程序终点，公共舆论场上的围攻却没有这些边界。在阿代尔事件中，外界的审视很快从具体论文扩展至他的童年、残障经历、慈善活动、个人履历乃至整个生命叙事。对证据的调查逐渐演变成了对一个人全部人生的公开审判。

这场悲剧因此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名少数族裔学者取得成功或者陷入争议时，他是否有权只代表自己？

少数族裔学者成功时，大学往往愿意将其视为多元化的证明；一旦其中某个人出现问题，其经历又可能被用来质疑整个平等与多元政策，仿佛一个人的行为能够证明某个族群是否配得上进入精英大学。多数族裔学者通常能够作为个人接受赞扬或承担责任，少数族裔学者却更容易被迫代表一个群体。

我的经历与阿代尔不同。华人学者在英国面对的处境，不能与黑人群体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简单等同。但我同样体会过一种“有条件的归属”：一个人可以不断获得职位、职称和制度认可，却仍然被首先视为某个族裔或国家的代表，而不是一个拥有独立判断的学者。

我的学术职业发展并不符合英国大学的常规节奏。我用两年完成博士论文，27岁进入学界，29岁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晋升为高级讲师——在国际职级比较中大致相当于副教授——31岁被兰卡斯特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任命为中国与国际研究教授，同时兼任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英方院长。

这是一条非常规的晋升轨迹，但兰卡斯特大学没有将我的任命宣传为“历史性突破”，也没有突出我是否是最年轻的正教授。我本人同样刻意对年龄保持低调。我希望自己的任命建立在学术成果之上，而不是被包装成一个少数族裔的励志故事。

这条职业道路也并非轻易获得。我必须在很短时间内持续发表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迅速建立国际学术声誉，一度被同事半开玩笑地称为“论文机器”。在我自己的经验中，少数族裔学者如果想走得更快，首先必须让学术履历足够有说服力，才有可能跨过进入、晋升和获得认可的门槛。

然而，成为教授并不意味着其他障碍就此消失。学术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职位，却不能自动消除别人对其口音、国籍、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场的预设。大学可以授予一个人教授头衔，却未必同时给予他无条件的信任和归属。

我的职业发展也得益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快速崛起，英国大学加快国际化，政府、企业和社会都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能够研究中国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因此成为英国大学需要的稀缺人才。我的个人努力恰好与这一结构性需求相遇。“中国背景”和“中国专长”在当时更多被视为学术资源和战略资产。

但随着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同一种身份也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含义。中英关系日趋紧张后，国家安全逐渐成为英国对华讨论的主导框架。过去，人们更可能问：“你能否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后来，隐含的问题越来越接近：“你究竟代表谁？你的忠诚属于哪里？” 这种变化在我担任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英方院长期间尤其明显。孔子学院是由中英高校合作建设并获得中方支持的语言文化机构。围绕其治理、资金来源和学术自由提出问题完全正当，我也始终支持基于事实的透明审查。但针对具体机构的合理质疑，有时会外溢为对华人学者个人独立性和忠诚度的普遍怀疑。

英国媒体近年来频繁报道涉及中国研究人员、学生和学术合作的间谍、干预及国家安全风险。部分事件涉及真实风险，当然应当依法调查。问题在于，当这些个案汇聚成一种笼统叙事时，普通中国学者也可能被要求不断证明自己不是潜在威胁。

在这种环境中，族裔身份与专业领域形成了双重标签：因为来自中国，一个人的忠诚可能被怀疑；因为研究中国，他的学术判断又可能被理解为具有特殊政治动机。观点不再只是按照证据和逻辑受到评价，还要经过一个隐含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说？

这正是“有条件的归属”。你可以在制度中持续晋升，甚至进入最高学术职级，却仍需要反复证明自己拥有独立判断；你可以为所在大学创造研究影响、国际联系和公共价值，却依然可能被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他者”。成功能够提升地位，却未必能够消除身份边界。

去年，在英国大学学习和工作13年之后，我选择离开英国，前往香港。种族并不是我作出这一选择的唯一原因，它只是我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逐渐意识到的多个问题之一。但来到香港后，我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自己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协商身份、解释立场和证明归属。

作为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我现在不再觉得种族是日常职业生活中的显著问题，也不再觉得“中国人”这一身份本身会使我的忠诚成为一个隐含问题。香港大学同样存在竞争、等级和其他形式的问题，不同内地学者也可能有不同感受。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里首先被视为同事和学者，而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族裔和政治类别，带来了更强烈的归属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英国失去人才、香港赢得人才”的故事。英国大学曾为我提供宝贵的职业机会，我也从英国的学术传统、同行评审和国际化环境中受益良多。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地缘政治紧张使某一种国籍、族裔或专业背景被持续安全化时，人才流动的方向也会随之改变。

英国需要能够理解中国，同时熟悉英国社会与学术制度的桥梁型人才。中英之间的分歧越大，这些人就越重要。如果他们长期感到自己的独立性和忠诚受到预设性怀疑，他们最终可能选择离开。英国失去的将不仅是个别学者，也是理解和处理对华关系所需要的知识、经验与沟通能力。

少数族裔学者不需要更低的标准。抄袭、造假和其他学术不端行为都应按照统一标准接受调查。但少数族裔学者需要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其成就和错误属于个人，其研究按照证据受到评价，其族裔身份不被自动转化为对整个群体或政治忠诚的审判。

学术晋升只是给予少数族裔一个席位；真正的归属，是他们不必因为自己的出身而不断证明自己有资格坐在那里。

（注：曾敬涵，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者。目前担任《剑桥技术与全球事务论坛》(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期刊)创刊主编。曾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及该校孔子学院院长。著有三卷孔子学院回忆录，第一卷中文版《孔子学院：争议与现实》在2026年于香港出版。学术生涯前曾就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据透露，英国制造的无人机首次被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些无人机由两家独立的英国公司制造，已在俄罗斯本土广泛且成功地用于打击军事和工业目标，包括炼油厂和在线零售商Wildberries的仓库。

一位消息灵通的军方消息人士向BBC证实，英国无人机被用于对俄罗斯的深度打击。

此前，英国制造的“风暴阴影”导弹已被用于冲突中，尽管这一新阶段正在产生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无人机的打击已造成超过350亿英镑的经济损失。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使用英国部件和配置的无人机已被用于攻击俄罗斯领土，包括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区的一个燃料库。

今年4月，英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无人机，包括远程打击装置，这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揽子计划。

国防部表示，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并将与盟友站在一起“直到胜利”。

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致力于提供乌克兰所需的装备，以抵御普京的非法入侵。

这包括今年提供超过15万架无人机、先进的‘石斗篷’装置（可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以及创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

周日，莫斯科市长表示，当晚约有600架乌克兰无人机向该市发射，其中约三分之一被摧毁，三人受伤。俄罗斯在线零售商Wildberries的一个仓库被击中。

Wildberries被称为俄罗斯版亚马逊，自7月以来屡遭袭击。

基辅当时表示，其目标是俄罗斯人用来购买军事装备的物流枢纽，并扰乱对俄罗斯军队的补给。

相关话题：更多相关报道 伯纳姆称泽连斯基访问传递了对乌克兰支持的明确信息。

中国应加快征用民用船只用于战时行动的计划，借鉴英国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冲突中使用商船的经验，北京最高经济规划机构的一位国防研究员如是说。随着海上安全威胁和大国竞争的加剧，北京应更多地利用民用船只支持军事行动，上个月发表在《中国军转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

“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向海洋领域延伸，海上维权和军事行动需求的不断增长，日益凸显了民用船舶动员的关键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军民融合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李锦写道。

文章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经验表明，拥有大量民用船只、详细的动员计划、考虑国防要求设计的船舶以及有效的补偿和激励措施非常重要。

文章指出，英国在战争爆发后几天内动员了数十艘民用船只，用于运输飞机、燃料和其他补给，并执行医疗和支援任务。

作者表示，中国应对其庞大的民用船队进行全面调查，建立综合数据库，包括其速度、载重能力、所有权和船员资格等信息，特别是对具有军事潜力的船只，如油轮和半潜船。

文章呼吁制定详细计划，包括指挥和通信安排、对突发情况的应对以及应动员哪些船只。文章还呼吁更频繁地进行军民两用物流计划的演练。

文章引用了2018年的一起案例，中国空军使用一艘万吨级客货船将整个部队连同装备从北方基地运送到东南沿海港口，航程超过1000海里（1852公里）。

文章称，中国应要求新造的民用船舶在设计、建造和改装时满足国防要求。这包括制定针对具体船舶的改装计划，以确保船舶在必要时能迅速适应军事用途。

李锦指出，5万吨级半潜船“振华33”号是这种军民两用设计的典型例子。

文章敦促当局改善对参与动员的企业和人员的补贴和补偿，并为参与提供税收优惠和奖励。该杂志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出版物。中国似乎正在探索将民用船舶快速改装为军用用途的方法。

去年年底，在“中达79”号货船上发现了一套“集装箱化武器模块套件”，包括模块化导弹发射器、雷达和车载电磁弹射器。

这引发了关于模块化系统能否在战时将商船转变为作战平台，而不仅仅是作为后勤和支援舰船的争论。

联合国周日表示，尽管10月冲突后两国陆地边界几乎完全关闭，仍有700多辆载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卡车通过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

联合国阿富汗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发言人奥尔加·切列夫科告诉记者，这批车队运载的是“食品和其他关键人道主义物资”。

联合国驻巴基斯坦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莫·叶海亚表示，“724辆人道主义货物卡车已通过托尔卡姆进入阿富汗，抵达最需要帮助的家庭手中”。

他还感谢伊斯兰堡以及“所有为保持人道主义生命线畅通做出贡献的人”。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8月初警告称，今年阿富汗急性儿童营养不良已达到危急水平。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在去年发生致命地震、今年发生多起气候相关灾害以及自2023年以来数百万阿富汗人从伊朗和巴基斯坦返回后，近1400万阿富汗人面临严重饥饿。

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主任卡尔·斯考在5月表示，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导致两国陆地边界自2025年10月以来几乎完全关闭，严重扰乱了人道主义援助的物流路线。

今年早些时候从巴基斯坦运往阿富汗学童的强化饼干不得不改道经伊朗运输，而伊朗的战争也中断了这条路线。

这些饼干在经历了经过约旦、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等国的陆路和海路旅程后，数月后才最终抵达阿富汗。

乌克兰首次使用两家英国公司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实施袭击。8月16日，《泰晤士报》称，过去6个月内，乌军使用这些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报道称，军事分析人士认为，鉴于英国持续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可能对相关英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报复行动。不过，《泰晤士报》指出，俄罗斯与北约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英国前国防大臣贾维斯今年6月曾表示，英国计划在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5万架无人机，以及350枚防空导弹和配套雷达系统。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此前表示，英国已经“深度卷入”乌克兰冲突，其介入程度甚至超过其他任何北约成员国。

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份涉及多个西方国家的企业名单。俄方称，这些企业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相关零部件，其中包括英国境内的两家工厂。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将这份企业名单称为俄罗斯的“潜在目标清单”。他表示：“什么时候这些打击会成为现实，取决于接下来发生什么。亲爱的伙伴们，安心睡吧。”

俄罗斯袭击后BBC探访冒烟的基辅市场要播放此视频，您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JavaScript。此视频无法播放。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市场有六人受伤，该国遭到俄罗斯一系列袭击。

据报道，乌克兰全境有五人被杀，而俄罗斯官员表示，在乌克兰的袭击中，那里有七人被杀。

BBC乌克兰记者丹·约翰逊探访了这个以出售书籍和海报等物品而闻名的市场，当时消防员正在扑灭热点。关注实时报道。相关话题

一些电影制作人表示，这项技术能让他们绕开大型制片厂，并承担更多创作风险。

今年夏天，在索尼影业历史悠久的卡尔弗城电影制片厂的柱廊入口附近，出现了一个技术驱动的竞争对手。

在Promise（一家利用AI争议性潜力的新工作室），艺术家们可以瞥见《雨中曲》和《黑衣人》拍摄地的场地，但他们不再需要越过制片厂的高墙来实现自己的愿景。

在简陋得多的场所里，他们正用飞速发展的AI模型制作电影，这些模型可以创建背景、特效，甚至“合成演员”——既使用美国模型，也受到市场领先的中国AI的推动。

红海龟本季数量丰富，但《濒危物种法》保护措施的倒退可能威胁其未来。佛罗里达州的野生动物组织正在庆祝本季海龟巢数量创纪录，但专家警告，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削弱《濒危物种法》的行动可能会逆转它们从灭绝边缘恢复数十年的努力。

夏季筑巢季节还有两个多月，在朱诺海滩的罗格海龟海洋生物中心监测的8.5英里长的海岸线上，红海龟已经筑巢13,770个，比以往任何一年记录的都要多出数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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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理逃脱了其隔离的测试环境，访问了互联网，并入侵了另一家公司Hugging Face。几年前，这听起来可能还像是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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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头几个月DOGE热潮期间，CISA的预算被削减，工作人员裁减了三分之一。自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该机构一直没有一位经参议院确认的常任局长。4月，白宫提议进一步深度削减CISA的预算，但共和党议员已提出担忧，认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已经太过脆弱。

6月，诺姆的接任者马克韦恩·马林改变了方向。他在国土安全部预算听证会上告诉议员们，他希望为CISA增加600个岗位。该机构已安排了新的招聘推介会，代理局长尼古拉斯·安德森表示，他正在“无情地优先安排”关键的网络安全防御岗位。但美国与伊朗——一个具有攻击性和能力的网络对手——的战争已进行了近六个月，中期选举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而来自CISA关于外国和国内威胁的情报却大大减少。

上月末，涉嫌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袭击了十多个州的美国供水和废水处理系统。在明尼苏达州布拉汉姆，攻击暂时关闭了供水系统。州官员表示，该镇是遭攻击的30多个系统中的其中一个，他们称这是所见过的最大规模攻击。特朗普政府尚未确认伊朗据称在水务系统黑客攻击中扮演的角色，也未说明有多少州或公用事业系统受到影响——或者是否还有其他入侵事件。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港口设施两周前报告了网络攻击造成的运营中断，尽管当局尚未将这些事件与特定行为者联系起来。但CISA、联邦调查局和环保署上个月警告说，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正试图利用美国系统中的漏洞。网络安全专家告诉我们，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与德黑兰的敌对行动进入特朗普所描述的旨在挤压伊朗经济的更低调阶段，黑客攻击企图可能会蔓延。伊朗可能会以攻击美国基础设施作为回应。国土安全部未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伊朗的威胁不断升级，特朗普政府仍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质疑美国选举的公正性上。总统和安德森最近都与选举否认者会面，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攻击执行民主程序的官员，并呼吁手工计票。政府已停止向负责监督投票的州官员提供联邦情报简报，并终止了对一个信息共享网络的资助。在CISA内致力于打击外国虚假信息的联邦雇员被停职，国土安全部聘请了保守派活动人士希瑟·霍尼——她曾试图帮助推翻特朗普2020年的败选——来监督选举诚信。政府正在调查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2020年选举，并要求获取选民数据——马林威胁说，如果州选举官员不配合，就把他们送进监狱。

政府的立场正在加深不信任，并使与州和地方选举官员的关系紧张，尤其是与民主党籍官员的关系。前CISA官员告诉我们，尽管考虑到系统的分散性，外国攻击者改变选举结果的能力仍然很低，但黑客的更广泛目标将是破坏对民主机构和美国选举诚信的信心。但这正是总统及其盟友已经在做的事情，他们继续对普遍存在的选民欺诈做出虚假或未经证实的声称。州官员担心，如果真的发生外国黑客攻击，政府会利用这一事件作为推动更多联邦控制的理由。

CISA本应提供无党派的专业技术知识，发挥类似运输安全管理局或特勤局的作用。它没有监管权，因此依赖希望获得其支持和建议的州和地方官员的信任。但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它能超然于政治之上的希望受到了损害。共和党议员对拜登政府试图利用CISA打击外国虚假信息活动大为不满，指责政府“武器化”该机构以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压并审查保守派言论。

如今，主要是民主党官员对该机构保持警惕。六位民主党籍州务卿及其部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不再将CISA视为帮助保护其选举相关系统的可靠合作伙伴。他们试图通过彼此共享信息、借助私人承包商、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州国土安全部门和国民警卫队、应急管理机构以及非营利组织（包括一个由CISA前官员组成的组织）来替代该机构的作用。

但专家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实体能够取代联邦政府通过其机构和网络单位网络所进行的广泛情报收集和威胁分析。CISA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赢得州和地方选举官员的信任，其中一些官员在该机构成立初期曾对其持怀疑态度，但后来逐渐认识到它在应对网络威胁、限制损害、甚至在一个政治暴力塑造的时代评估建筑物脆弱性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克雷布斯现为独立顾问，在2025年4月一份题为“应对克里斯·克雷布斯带来的风险与政府审查”的总统备忘录中被白宫单独点名，备忘录声称他“错误且毫无根据地否认2020年选举被操纵和窃取，包括不恰当地、一概而论地驳斥了广泛的选举不当行为和投票机的严重漏洞。”对水务系统的攻击可能只是预热。克雷布斯告诉我们，网络攻击者瞄准的是以某种方式连接到互联网的公用事业。许多规模较小、雇员较少的水务系统缺乏专业知识，但可能更需要依赖连接性的远程操作。在之前对供水公用事业的攻击中，黑客寻找密码安全性差的系统，这使他们能够干扰运营，直到干扰被发现。克雷布斯表示，这些弱点是更广泛的对网络风险态度松懈的结果，但他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官员告诉地方政府抵御攻击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美国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已击中桥梁、海水淡化厂和发电站，特朗普威胁要摧毁该国其余的基础设施。虽然伊朗无法从空中进行报复，但它可以尝试在网上反击。 “如果你要和一个我们知道其能力的对手开始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