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与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交界处。

《黄河两岸》“财新mini+”连载中，查看已更新内容自古及今，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昭君古渡也成为人们追忆这段历史的重要场所。然而，昭君是否真的从此处渡河北上？这个问题长期存在争议。我无意作历史真伪的考证，而尝试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昭君古渡传说的形成机制、文化意义及其所承载的黄河文化内涵。

2024年8月下旬，我随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的团队，来到昭君古渡做现场考察，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前几次到访更有冲击力。我们一行人到达时正值汛期，波涛汹涌的黄河反复冲击黄河堤岸，造成内侧的局部崩塌，令人心惊而不敢驻足观望；渡口的河面大大扩展，风高浪急，沟通黄河两岸交通的浮桥关闭——这些过目难忘的场景，让我真切感受到黄河作为“地理分界”的不可亵渎。

如果昭君当年真的由此渡过黄河，当时，她所面对的黄河但愿是风平浪静的吧？一定不是如我们今天所见这般不敢亲近吧？史籍记载王昭君出塞的史实，最早见于《汉书》。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此前匈奴分裂成两部，其中呼韩邪单于得到汉军的支持和配合，击溃了另外一部的郅支单于，郅支所部战败远遁。呼韩邪单于获胜后来长安朝见汉元帝，表达了臣服汉朝的诚意，愿意为汉家政权“保塞”守边。汉元帝大喜，改元为“竟宁”以示庆贺，还将宫女王昭君嫁给他。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

呼韩邪单于主动归附汉朝，是“报恩”之举，同时也有惧怕汉军复出征伐的因素在内。此时汉朝占据明显优势，“和亲”意在稳定和巩固双方关系，而非被迫求和。昭君出塞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和亲行动。

遗憾的是，《汉书》对出塞路线、具体过程等细节并无详细记载。昭君是从何处出发，经过哪些地方，如何渡过黄河，这些问题在正史中找不到明确答案。这就为后世传说的形成留下了空间。

传说演变昭君古渡传说最早出现于何时，难以确考。但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昭君出塞”的传说已经被赋予了“悲情”的基调。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宋代以后，传说逐渐具体化、地方化。明清文人墨客纷纷题咏，进一步强化了昭君在此渡河的文化记忆。民国时期，昭君古渡已成为包头附近的著名景点，地方政府在渡口立碑，将传说固化为地理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昭君古渡作为古代遗迹得到保护和开发。

可以看出，昭君古渡传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最初模糊的“北行”和“出塞”，到逐渐具体化为某个具体的渡口，再到地方志记载、文人题咏、官方立碑，传说逐步被建构和强化，最终成为一个具有确定地理位置的文化符号。

内蒙古考古学家刘永杰、张文平在最近二狗湾古城东北约1公里处有一座高大的石山,当地人称作昭君坟，很可能就是唐代突厥人祭祀建筑拂云祠所在的拂云堆。

自汉代以来，包头平原之上的黄河渡口，即已存在东、西两处，今天分别为南海子渡口、昭君坟渡口。二狗湾古城控扼昭君坟渡口，汉代宜梁县一名即与渡口密切相关；而敖陶窑子古城则紧邻南海子渡口，汉代在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大树湾村一带建有五原县，新莽时一度更名为填河亭，亦与渡口密切相关。

二狗湾古城据推测可能就是唐代修建的“中受降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附近有沟通乌拉山的通道昆都仑沟，自古以来是穿过阴山的理想通道。这里流传的关于王昭君的传说由来已久。当然，民间传说中常见附会的成分，不可全信。如当地人所称的“昭君坟”，其实是一座石山。从民间传说的形态而言，这里既有“昭君坟”，又有“昭君坟渡口”，而且附近汉代的县名“宜梁”即与渡口密切相关，是研究昭君传说的人应该关注的地方。

文化建构传说能够在包头附近形成并流传，与此地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包头附近处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以南是汉地，是农耕文明的世界；以北是塞外，是游牧文明的草原。昭君从汉地嫁到塞外，大概率会跨越这条界河，黄河遂成为旅程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理节点。

黄河水流湍急，渡河不易。这种环境为故事增添了戏剧性。传说中，昭君在渡河时回望故土，泪流满面。这种想象，正是基于黄河的地理特征。如果黄河在此是一条平缓的小溪，恐怕很难激发如此丰富的文化想象。

包头自古就是汉匈交往的前沿地带。昭君出塞是汉匈和亲的重要事件，在此留下记忆和传说，符合历史逻辑。即使昭君不是从这个渡口过河，故事在这一地区流传也有其合理性。

与此同时，传说的形成体现了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建构机制。史书记载往往简略，缺乏生动细节，民间传说则弥补了这一空白。昭君的美貌、才华、悲剧命运，成为民间讲述的重点。而渡河这一情节，因其强烈的戏剧性和象征性，被选择成为故事的重要环节。

附近的民间传说中，王昭君被赋予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这与古代文学作品大都赋予其以悲情和同情，是同样的逻辑。战国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第377、384页），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歌咏刻画王昭君的文学作品，世代相沿，传承不断，其种类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但是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却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悲剧人物被描绘的，人们对她寄寓了无限同情、悲悯。

对王昭君艺术形象的这种塑造，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昭君认识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历代作者对社会现实、国家兴衰、民族矛盾、人生际遇等问题的认识和情感抒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意蕴……正因为这些作品中融入了作者的文化寄托，包含了封建士大夫传统文化积淀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情感的表达与诉求。既有对黑暗政治的不满与批判，也有对人生际遇的愤愤不平，还有对边疆地区与游牧文化的认识误区，从而导致了多数咏昭君诗借同情昭君命运，表达对社会与人生感慨的悲剧色彩。

历代文人为昭君古渡题咏，进一步强化了昭君传说中的悲剧色彩。文学的力量在于创造文化记忆，即使历史真实性存疑，但经过文学的反复讲述，传说也能获得“文化真实性”。

昭君古渡传说的长期流传，不仅因为它动人，更因为它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首先，它强化了地方认同。对于渡口两岸居民来说，昭君古渡是家乡文化名片，是值得骄傲的历史遗迹。其次，它丰富了黄河文化。黄河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河。沿黄河分布着无数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传说，昭君古渡是其中之一。

通过昭君的故事，黄河文化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延伸；第三，它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以昭君为题材进行创作，产生了大量作品。昭君古渡作为重要场景反复出现，成为艺术表现的经典意象，承载着人们对昭君的缅怀和追思。

黄河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中，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界河。昭君古渡传说充分体现了黄河的这一象征意义。

在传说中，昭君从汉地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塞外，这一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文化空间的转换。她离开了农耕文明的世界，进入了游牧文明的世界；离开了熟悉的汉文化环境，进入了陌生的匈奴文化环境。黄河成为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渡河成为跨越两个世界的仪式性行为。

这种象征意义在历代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强调。黄河以南是“紫台”“汉宫”，代表着繁华、文明、故土；黄河以北是“朔漠”“胡地”，代表着荒凉、野蛮、异域。渡河成为从文明到荒蛮、从故土到异乡、从幸福到悲苦的转折点。

然而，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黄河虽是分界线，也是连接线。它不仅分隔了两种文明，也连接了两种文明。昭君的故事正是这种交流的体现。她跨越黄河，将汉文化带到了匈奴，促进了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这个角度看，黄河既是界河，也是桥梁。既标示差异，也促进融合。这种辩证关系，正是黄河文化的深刻内涵。

黄河不仅是地理标志，更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和民族认同的象征。昭君古渡传说通过黄河这一地理元素，联结起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

昭君出塞是汉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涉及汉匈关系、和亲政策、民族融合、边疆治理等重大问题。将这一事件与黄河联系起来，使黄河承载了这段历史记忆。当人们来到昭君古渡，看到滔滔黄河，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两千年前那个为了和平远嫁塞外的女子，想起汉匈之间曾经的战争与和平，想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同族群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昭君古渡传说的价值不在于其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其文化真实性。昭君古渡或许不是昭君真正渡河的地方，但它已经成为人们记忆昭君、追怀历史、寄托冥思的文化地标。它提醒我们，历史不仅存在于史书的记载中，也存在于民众的记忆中。（未完待续）本文完成初稿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文平先生、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绍东教授、首都博物馆白岩研究员都认真地审读稿件，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刘栓先生为我提供了考察时的照片，以廓清记忆中的模糊问题。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历史学院院长（已退休）。这是作者参加“沿黄历史人文考察”的考察报告之一，已收入“黄河岸边的中国”系列丛书，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发表时有删改，小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