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以来，关于新西兰人类定居的叙事一直认为，波利尼西亚航海家（毛利人的祖先）在13世纪抵达并定居于此，随后是17世纪的欧洲探险家。
这一时间线构成了新西兰历史及其政治模式的基石。1840年英国王室与约540名毛利酋长签署的《怀唐伊条约》是新西兰的建国文件，为英国宣示主权并将该国纳入大英帝国版图铺平了道路。
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之外，两名独立研究人员正致力于探索毛利人之前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存在。
学者兼作家王胜伟（音译，Sheng-Wei Wang）援引水下沉船、经碳测定的建筑结构以及异常文物作为证据，提出了一个理论：一支中国“宝船”船队因陨石撞击，于1435年至1436年间在新西兰覆没。
王胜伟还主张，中国的采矿和贸易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年，这挑战了公认的13世纪毛利人定居叙事，并暗示这些前欧洲接触史被忽视或压制了。
尽管主流学术界和毛利团体表示怀疑，但王胜伟等人认为，承认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可能会重塑新西兰的国家认同，并改善其与中国的关系。
本月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世界唐人街联合会会议上，王胜伟提出了一个问题：船队统帅郑和是否在最后一次航行中死于新西兰。
郑和是中国明朝初年的一位海军将领，曾率领七次大规模海军远征横跨印度洋。
王胜伟表示，虽然普遍认为郑和在1431年启航后，于1433年在印度南部沿海城市卡利卡特（即今天的科泽科德）去世，但其确切下落至今仍未得到证实。
“我们知道郑和在第七次航行期间失踪了。关于他的下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说法。
‘他可能是在访问美洲时去世的？还是在印度卡利卡特附近去世的？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导致他的遗体无法被运回中国？又或者，他是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悲剧事件而丧生的呢？’”王女士说。据信有一颗陨石坠落在新西兰西南部的塔斯曼海中。
“我估计事件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435年或1436年，当时明代的‘宝船队’在第七次前往印度洋及更远地区的航行中抵达了新西兰，”她补充道，“那次撞击导致港口内的所有船只都被烧成了灰烬。”
“有一种可能性是整个船队都在那里失踪了，郑和也可能在其中；因为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他的具体死亡时间和地点，”她说。“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记录，所以我提出了这种推测。”王女士的研究基于已故的英国独立调查员T.C.贝尔的实地调查结果。贝尔利用磁异常探测技术在新西兰境内发现了许多水下或埋藏的遗迹；这种技术通过测量地球磁场的局部变化来定位金属物体。
“贝尔在2003年、2006年和2017年对新西兰进行了调查，共发现了78艘不同规模的沉船，”她说，“其中24艘属于‘超级沉船’或‘宝船’的类型——这些船只的长度超过100米（328英尺），宽度约为40多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使用了独特的双锚结构。这种中国制造的专用锚由一根中央木杆和两块巨大的石头组成，设计目的是将船只牢牢固定在海床上。”
她为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提出了一条路线，即“前往美洲数月，然后绕过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返航。他们顺着秘鲁寒流，接着进入（南）赤道洋流，便可以回到亚洲”。
“他们自然会被带往西边的新西兰。”王女士描述称，当时第七次远洋船队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王女士表示，碳测年结果显示，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存在早于明朝第七次远洋航行，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9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600年。
她指出了位于南岛总督湾的一处“覆盖着灌木丛、带有小型护城河的中国堡垒平台”，经碳测年显示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90年、公元800年和公元1600年。
“在我看来，在贝尔看来，（新西兰）成为了中国商业贸易船队的总部。”王女士说，并解释称他们是被新西兰的“煤矿和其他金属矿石”所吸引，其中包括“非常丰富的”金矿和银矿。
她还提到了运河、冶炼厂遗址和营房区的存在，她认为这些都带有中国特色。
“很明显，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存在至少始于公元前190年，并一直持续到那场悲剧性的（陨石）事件发生，”她说。“下一波中国移民潮始于19世纪。”王女士还引用石刻作为可能的证据，北岛上有一块巨大的门石，上面刻有大象岩画和线性文字。
“新西兰没有原生大象，毛利人也没有雕刻大象的历史，”她说。“即使是欧洲人也没有进行过太多的大象雕刻。这非常有趣。但中国人是认识大象的。”然而，据伊利诺伊州七海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李月林（音译）表示，这块大象岩画的工艺“看起来相当原始，其起源仍不确定”。
李同时也是位于芝加哥附近的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的物理学家。他表示，在王所提到的那个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中国的文字系统已经从最初的岩画阶段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那块刻有符号的石头上的符号与早期甲骨文中的“象”字完全不同。
“关于这块刻痕本身，其工具留下的痕迹以及整体的雕刻技术都显得相当原始，不符合该时期中国石刻的典型特征，”李说道。
至于贝尔（Bell）的儿子戴夫（Dave）在南岛的莫拉基悬崖（Moeraki Cliffs）发现的那块刻有类似“山”字符号的石头，李认为这个符号“无法被确信地与中国汉字联系起来”。
他补充说，3D扫描结果显示，这个符号是通过将周围的岩石凿掉而形成的凸起结构，而非中国石刻中常用的凹雕技术（即通过将笔画部分凿入岩石表面来实现）。在中国石刻中，为了使笔画更加清晰可见，通常会采用凹雕技术。
“即使我们将这个符号视为一种凸雕形式的汉字，那么这类雕刻的背景部分也应该是被均匀地凿平的，以便笔画能够更加突出，”李解释道。“但这里的背景部分并不平整，缺乏那种刻意制作的凸雕所应有的规则性。尽管如此，王仍然坚持认为‘新西兰的隐藏历史必须被揭示出来’，这样政府才能制定更加平衡的政策，以实现长期的和平与未来发展——尤其是在处理新西兰与原住民毛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保护毛利人权利方面。”
本着这种思路，即将成立的新西兰异常古物博物馆馆长罗伯特·琼斯表示，在新西兰各地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神秘文物可能表明，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与新西兰之间就已存在某种联系，而这一点在主流学术界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虽然我们可以孤立地解释一些证据和异常现象，但当你把这些异常现象的数量加在一起时，不禁会问：这在什么时候演变成了一种模式？”琼斯在槟城的会议上问道。
他和他的团队展示了几件文物的复制品，其中包括1878年发现的“科罗唐吉”（Korotangi），这是一只深绿色的蛇纹石鸟。这只“悲伤之鸟”是一件神圣的文物，据信是由毛利人的泰努伊（Tainui）独木舟带到新西兰的。
“这件雕刻品展现了极其精细的羽毛细节和造型，这与只有金属工具才能制作出的工艺相一致，而非波利尼西亚人使用的传统石器，”琼斯说，并补充道这种石头很可能源自印度尼西亚或中国。
琼斯还特别提到了“泰米尔钟”（Tamil Bell），这是一口青铜船钟，大约在1841年被一位传教士在一个毛利村庄发现，当时它被当作煮土豆的锅使用。这口钟上刻有泰米尔语铭文，这种语言主要在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新加坡使用。
琼斯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该文物可能与郑和下西洋的明朝宝船队有关。
“如果15世纪的断代属实，那么这口钟将与研究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提出的观点完美契合。他在书中推测，一艘泰米尔船只可能为了躲避海盗或寻求贸易机会，而随同郑和的宝船队一同出现，”他说。
随后，这艘船被遗弃在荒岛上，其上的货物被当地毛利人抢走并散失一空。琼斯还提到，在北岛的北地地区发现了瓷制箱子，这些瓷器的风格与明朝永乐皇帝时期（1402–1424年）生产的青花瓷器相符；而郑和的航海活动确实曾携带中国瓷器用于贸易。
“发现者所描述的那些半透明瓷器——阳光能够透过这些瓷器照射进来——正是永乐时期首次出现的那种蛋壳瓷，”他说。
琼斯承认，这些理论遭到了反对，尤其是来自毛利人的反对；毛利人以自己是新西兰最早的居民为由，从新西兰政府那里获得了相应的权益。
“我们可以宽宏大量地认为，这些与中国相关的线索不太可能被刻意隐瞒，”他说，“但也可以推测，新西兰的公职人员可能会害怕深入调查那些可能动摇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的线索。”
“认识到这些历史联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历史层面，更在于现实层面——尤其是在我们正与中国展开一场多方面的‘冷战’之际；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目前仍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他补充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完全是独自在探寻这些文物的真正来源，”他说，“不过，这些与中国相关的证据显然不容被轻易忽视。”对琼斯而言，揭开这段被隐藏的历史真相在文化和地缘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新西兰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使该国在过去卷入了“与我们无关的外国帝国主义战争”之中。
“现实情况是，新西兰是一个南太平洋国家，而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作为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且双方有着真实的渊源，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比与（英国）的关系要亲近得多，”他说。
“如果新西兰人能够认识到中国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什么外来的、陌生的异类……我想新西兰人会对此有更深的理解。”琼斯表示，虽然他和他的团队并非拥有资质的学者，但他们致力于严谨的探究。
“通常是那些拥有独特视角的外来者，才能做出非常有意义的贡献。我们没有任何资历。我们只是充满好奇，但我们尽可能地遵循科学流程和考古发掘的规范程序。”主流历史学家对“毛利人之前”的理论仍持怀疑态度，但琼斯称，他的博物馆旨在填补新西兰早期历史讨论和研究的空白。
“我们确实认为年轻人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他说。“人们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希望该机构在正式运作后，能够获得那种合法性和权威性，让人们能够信赖并确信，他们可以在不遭受经济、社会或政治层面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