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毓泰先生《燕南园往事》“财新mini+”连载中，查看已更新内容
1952年秋天，中国物理学泰斗饶毓泰先生，从城内东厂胡同北大校长官邸（胡适旧宅），搬入燕南园51号东侧楼下。
他在这里住了16年，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复杂、悲情的岁月。
1968年10月16日，一代宗师，不堪凌辱，玉碎燕南，含冤而终。
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当记者采访科技新闻时，就听到物理学界的一个说法，中国现代物理学有“四大名旦”：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
1988年，中国物理学会以这四位开拓者、奠基人的名字设立了最高奖项。其中就有饶毓泰物理奖，主要奖励在光学、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领域作出突出成就的学者。那时的报道大多聚焦在获奖者身上。我曾想应该写一篇关于饶毓泰先生的报道，但一直没有如愿。
这次，当我得知饶毓泰先生曾是燕南园的住户时，感到机会终于来了。58年过去了，饶毓泰这个名字已经变得异常陌生，更激发了我把他从历史的遗忘中打捞出来。
饶毓泰先生 饶毓泰（1891—1968），名俭如，字树人，江西临川钟岭人，出身耕读人家。自幼熟读经史，12岁入抚州中学堂（前身为兴鲁书院）读书。1905年科举废除，14岁的他弃旧学，转向新学，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1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
1913年，他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物理学，师从康普顿（A. H. Compton）。1922年，他以论文《水银蒸气的低压弧光和它对荧光的影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该篇论文精确测量了低压电弧的电子发射速率，他设计的电弧光源的电压更低，在当时气体导电研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同年8月，饶毓泰回国，应张伯苓之邀，创办南开大学物理系，担任系主任，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最早的拓荒者之一。
1929年至1932年，饶毓泰第二次出国，访学去了欧洲，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大学天文物理实验室从事原子与分子光谱研究，他改良了真空光谱仪，将测量精度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933年回国，饶毓泰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后兼任理学院院长。
饶毓泰（前排左四）与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合影
1944年至1947年，饶毓泰第三次赴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研究，成果卓著。1947年回国后，继续执掌北大物理系与理学院。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饶毓泰先生 他最重要的教育生涯，集中在抗战期间。饶毓泰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主讲光学、光的电磁理论、光的相干性、原子光谱等核心课程，其直接授课与学术研究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中国物理学才俊，其中有杨振宁（1942届物理系）、李政道（1945—1946，物理系）、邓稼先（1945届物理系）、郭永怀（1940年物理系进修）、朱光亚（1945届物理系）、黄昆（1944届物理系）、张守廉（1944届物理系）、胡宁（1938届物理系）、虞福春（1939—1946年，物理系讲师）、马大猷（1940年后任教于西南联大）等。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构成了中国物理学的脊梁。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多次派专机接饶毓泰赴台，但他坚定地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始料未及，自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饶毓泰的人生急转直下。在北大全校大会上，他因为主张“中国物理学要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学术水平”，遭到公开批判，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当场激烈反驳，却被强行压制。
在当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他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只保留了一个教授位置。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适运动，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与绝望，从此处于半赋闲、持续检讨的状态，学术活动基本停滞。1966年6月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最终将他推向了不归之路。
二
我试图解开一个谜。为什么像饶毓泰先生这样一生清白、只问学术、不沾政治的物理学家，晚年的命运如此悲情？
重新翻阅档案，梳理史料，一个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原来他的厄运，与他和胡适持续终身的友谊有很大关系。
他和胡适的“君子之交”，始于1908年中国公学的同窗与师生之谊，此后贯穿一生：求学、留美、归国办学、复兴北大，两人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
为复原这段历史，我在史料中找到了从未见过的一组文献：1945年，饶毓泰在一个月内，连续写给胡适的五封信。这不是普通的书信，而是一份完整、清晰、极具远见的战后北大复兴蓝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流亡西南八年的北大开始筹备复员北平。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9月12日，胡适写信给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研究的饶毓泰，告知自己即将回国主持北大。9月18日，饶毓泰收到信，第二天，他就写下了一封长信。
在9月19日的第一封信里，饶毓泰把胡适出任北大校长，比作W.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大学，称之为中国大学教育“新纪元”的开始。他以哈佛、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校长为例，劝胡适：“大学校长不仅是行政职位，更应是学术的引领者。”
在这封信里，他提出了复兴北大理科和工科的系统方案。饶毓泰直言：“往尝与兄谈过北大事，第一是延揽人才，此是难事，得才而能使之继续滋长则更难。”
他明确提出：物理系重点发展原子核物理，推荐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创办工学院：先设应用力学系、电学工程系，力荐钱学森任应用力学系主任。同时推荐郭永怀、朱兰成、马大猷等。
在9月下旬的第二封信中，他再次强调：“原子炸弹成功，核物理研究为国家命脉所系。”
他列出吴健雄、袁家骝、钱三强、何泽慧等人的详细背景，建议北大尽快聘请，并主张增设天文学系，与物理系配合。
10月3日第三封信，他催促胡适尽快决策，担心人才被清华、中央大学抢先，一再强调钱学森、彭桓武不可替代。
10月8日第四封信，他转交钱学森应他之请草拟的《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并特别提醒：“此文是他应我之请而作，与一般工程学者传统大不相同，值得深切注意。”他直接建议：聘钱学森为工学院院长，而不只是系主任，走“工程科学”路线，与理学院打通。
10月13日第五封信，因胡适久未回信，饶毓泰语气急切：“所商量问题关系北大前途甚大，请回函指示以便分别进行。”他再一次提醒：核物理刻不容缓，人才必须尽快锁定。
第二天，胡适回了长信。原信今天已不存，但结果明确：胡适几乎全盘采纳了饶毓泰的建议。他决定聘请钱学森为北大工学院院长，并委托饶毓泰全权负责物理系与工学院的人才聘任。
1946年7月，胡适回到北平，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1947年，饶毓泰回国，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胡适后来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把饶毓泰这五封信里的构想，提升到了国家学术战略的高度。
这是两人友谊与事业的巅峰，也是那一代学人“科学救国、教育强国”梦想最亮的一刻。只是，这场梦很快破碎。
1948年9月“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前排右二：饶毓泰，前排右四：胡适。
1948年12月，北平被围，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南下。大雪之中，胡适亲自来到饶毓泰家里，劝他一同走，饶毓泰选择留下，两人默然分手。
三
通过翻查史料，我发现，导致饶毓泰先生晚年厄运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与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先生有一段特殊的师生缘。在政治运动不断升级的年代里，这段关系变成一根随时可以勒紧的绳索：“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特务嫌疑”，成为压倒饶毓泰先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7年3月，左起：饶毓泰、郑华炽、吴大猷，于北京大学。
追寻历史的真相，饶毓泰、吴大猷的师生关系是中国物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称其为“尊师爱生”的模范。
吴大猷先生《怀念饶毓泰（树人）师》一文中说：
我自1926年转入物理系，四年之中，随饶师修习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磁学等课。饶师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初时我甚畏之。然相处日久，方知其内心温厚，待人以诚，对学术研究之专注，人格之严正，足为终身楷模。
我在南开，物理原非所长，转系后，饶师不以我基础薄弱而轻之，反多所鼓励，耐心指导。我之能对物理产生浓厚兴趣，进而立志以物理为终身事业，皆饶师引导之功。饶师授课，不重辞藻之华丽，而在概念之清晰、逻辑之严密、对学术本源之阐释。学生由他获益处，不在流畅的演讲，而在其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重，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影响。
1929年我毕业，饶师留我任助教。1931年，又与叶企孙师共同推荐我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乙种研究奖助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1933年我获博士学位，1934年夏，饶师时任北大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即邀我返国任北大物理系教授。我回国任教三年，能发表多篇论文，介绍量子力学于国内学界，亦赖饶师之支持与鼓励。
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合组西南联大。饶师之夫人（续弦）于途中染病，后在昆明病逝。国难家愁，饶师情绪极低落，常独处一室，郁郁寡欢。我时亦在联大任教，与郑华炽等诸同门，常伴饶师小聚，或做牌戏以稍解其忧。饶师输时淡然，赢则欣然，有时如孩童般天真，此亦见其性情之真。
饶师治学，严谨不苟。我在联大时撰写英文专著，饶师虽心境不佳，仍为我校阅全稿，多所指正，使我获益匪浅。彼时物资匮乏，师生相濡以沫，情谊愈笃。
1937年夏，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访问北大。蒋梦麟（一排左六）、饶毓泰（二排右三）、吴大猷（一排右六）、郑华炽（一排右四）、夏元瑮（一排右二）
在饶毓泰一生的学术传承中，吴大猷是最特殊、也最让他牵挂的学生。当他得知吴大猷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仅用两年时间便拿下物理学博士学位，还提出了氦原子的激发态和自电离理论，成为最早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之一，很是欣慰。吴大猷回国后遵师命，在北京大学教物理学，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课堂，师承饶毓泰，他在北大、西南联大所教出来的学生，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杨振宁、李政道与恩师吴大猷合影。
1940年代抗战期间，杨振宁、李政道先后直接受教于吴大猷。就读研究所的杨振宁，原本就属“天才型”学生；吴大猷在“古典力学”课程结束时，拟了十几个论文题目给学生，杨振宁选的是“以群论讨论多元子分子的震动”。李政道当年转学到西南联大，他求知欲望盛、反应也快，指定要读的书总是很快就完成，还希望向老师要更多，让吴大猷印象深刻。后来要选派优秀人才赴美留学，吴大猷破格推荐了还是本科生的李政道。1946年，李到芝加哥大学读物理，三年后就一举拿下硕士、博士学位，不满25岁的他，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博士。
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合作研究，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知获奖，杨、李二人都在第一时间提笔写信给吴大猷表达感谢。
李政道写道：“大猷师尊鉴：科技界通知，杨振宁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生政道。”
杨振宁写道：“大猷师：值此十分兴奋，也是该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1942年曾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生振宁上。”
吴大猷态度谦虚，在不同的场合都是很简单的回应，大意为：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吴大猷在纪念文章中谈到他与饶毓泰先生的分离：
1946年我赴美考察战后科学发展，后滞留海外。此后二十余年，与饶师音问渐稀，然未尝一日忘师恩。1960—1961年间，闻大陆物资匮乏，饶师年迈体衰，我在瑞士洛桑大学讲学，曾数次寄去奶粉、糖果等小包裹，然不敢多寄，恐或累及恩师，思之怅然。1962年，我与日本物理学家大村充合著《散射量子理论》出版，特题献此书于饶毓泰教授与密歇根大学兰德尔教授，以表对恩师之敬意。
1949年秋，吴大猷接受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之聘，举家迁往渥太华，195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跻身国际一流物理学家行列。1963年，他重返美国，任职多所名校，1967年应蒋介石之邀，赴台主持科学规划，1978年正式定居台湾。任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六任院长。
吴大猷先生《怀念饶毓泰（树人）师》一文的结尾：
饶师一生，潜心学术，致力于物理学在中国之奠基与传播，培养无数人才，于南开、北大物理系之建设，贡献至巨。其于政治，素无兴趣，亦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唯以教学与研究为职志。1968年大陆“文革”之乱，有如蝗虫，即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精神备受逼迫，终至投缳自绝。
呜呼！师之严正，师之温厚，师之学术品格，影响我一生至深。每念及师之生平，与晚年之遭遇，未尝不泫然泪下。师虽逝去，其精神长存，足以励后学，传久远。
1992年5月1日至6月11日，吴大猷第一次回大陆访问；他到了南开，到了北大，那时距饶毓泰先生去世已经过去24年了。早已“人成各，今非昨”。
四
燕南园51号，一座二层西式小楼，据说是居住面积最大的建筑，如今经过重建，已经不是它的原貌。
1926年，在建中的燕南园51号。
1952年时，这栋楼从中分成东西两部分，从立面图看，即各有二层的三个窗户，一层的一个大窗户。当时西侧住的是江泽涵先生家，饶毓泰先生住在东侧的一楼，他的楼上还住着一位单身的吴素萱教授。三家各有进出的大门，饶毓泰先生家的大门就在此楼东边的门廊处。
饶毓泰先生寡言自持，不善交际，极重个人尊严。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遇全校大会批判之后，他一度出现短期的精神失常。据说，竺可桢先生前去探望，对当天情景的回忆是：他熟视无睹、不认人，喃喃质问“为什么缘故”。
他深居简出，只是坚持每日散步，在燕南园的水泥小径上，在自家的庭院中。偶与邻居相遇，简单寒暄，点头之交。
邻居们都知道这位先生，人好、心善、话少、命苦，学问却极硬，大家对他的关照，都藏在“不打扰”的细节里。
在燕南园孩童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安静、沉默的独居老爷爷。只在58号汤用彤老先生的孙子汤双的文章中，提到有趣的一笔，他们到饶先生家的后院“偷枣”，那里有一棵大枣树，果实累累。三个孩子一人持竹竿，一人拿脸盆，潜入饶家后院，向枣树一竿子打过去，大枣纷纷落下，三人飞快地捡进脸盆里，撒腿就跑。汤双回忆：很快就有一个操南方口音的老太太出来捉贼，跑很远了，还听她在叫：“完了，完了，没得一个枣了”。我猜想这个老太太应该是饶家的保姆，那时候饶先生已年过七旬，多年患有胃溃疡、高血压，需要有人照顾。
饶先生素来衣着整洁、体面。据北平时期的学生回忆：他每天早上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衫、束领带，跷腿儿坐在洋车上直达二院。1950年以后，改穿中山装，多为灰、藏青等素色，剪裁合身、平整洁净。到晚年衣着更加简单，但从未见邋遢。
饶毓泰先生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9月开始的，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在全校范围设立“牛棚”、集中审查、批斗会密集展开。物理系的“牛棚”就设在物理大楼，全系的教员都被关在里边，名曰“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接受轮番的批斗、交代。77岁的饶毓泰也不例外，他和系里的老师被关在一间大实验室里，就睡在宽大的实验桌上。据当时系里一位副教授回忆，实验桌面很硬，年轻人睡都嫌“硌”，而且桌子很高，饶先生上一次桌子，下一次桌子，困难极了。这位年轻老师说，我一看老先生要下来上厕所就发愁，他经常尿裤子。
隔离审查一个月后，军宣队给“牛棚”里的人放了一次假，允许他们回家，但要在指定时间返回来报到。饶毓泰先生没有按时回来。下午系里的人去燕南园51号找他时，发现他在房间的一根水管上自缢了。书桌上摊放着未完成的《光磁双共振》讲义，还有《临川先生文集》。其他的遗物是：降压药、胃溃疡药、简单衣物。没有任何贵重财物，只有五万元存单和满墙满柜子的书籍。
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大家回想起饶毓泰先生在两天前的一次批斗会上，眼含泪水，声音哽咽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教育最深刻。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要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
这就是最后的遗言了。
饶毓泰先生 新华社北京 1978年9月7日电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 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含冤逝世。今天，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饶毓泰同志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方毅、王首道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北京大学负责人宣读了为饶毓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1981年5月，饶毓泰藏书捐赠仪式举行。饶先生酷爱读书，国学基础深厚，他一生藏书约3000册，此次捐赠的1480册，以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哲学线装书为主，多为清末至民国刊本，部分有饶毓泰藏书印、批注，具文献与文物双重价值。饶毓泰先生曾说过：身后将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大学。
1984年，北大物理系根据其遗愿及家属（弟侄）要求，将他留下的五万元存单，一生的积蓄，设立了“饶毓泰奖学金”，以鼓励青年光学研究者。（未完待续）
《燕南园往事》“财新mini+”连载中，查看已更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