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阙塞全景。图：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刘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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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阙塞是在《史记》《汉书》中屡次出现的长城关塞，承载着汉匈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战火烽烟。作为汉代北部边防体系中的战略要塞，它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激烈碰撞。
2024年，我随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的“沿黄历史人文考察团”来到这座军事关隘，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第一次是在2008年底，当时我担任人大历史学院院长，学院考古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魏坚教授带领同学们在附近的长城脚下做考古发掘。我从北京赶来，看望考古工地上的师生。在既定程序完成后，魏教授问我想不想实地看看高阙塞，我的回答当然是必须去。魏教授陪同我沿着战国赵长城一路向西，走到了“达巴图古城”这个地方。记得那天气温很低，还飘着小雪花。因为是第一次来到高阙塞，这是在读史研讨时多次“接触”的地方，我的情绪特别高涨，寒冷完全不放在心中，记忆也就特别深刻。2024年我再次攀登上高阙塞的制高点，一时心血来潮，掏出手机与远在北京的魏坚教授通话。到这里来并不容易，旧地重游，难免有点自豪感。我把这个古代的军事关隘走了一遍，还把竖立在其上的一个遗址标记牌拍照留存。我感觉它把这所遗址的位置、布局、考古发现、认证过程、保存现状等问题做了经典的描述，故抄录在此：
高阙塞（达巴图古城）2001年第五批国保单位。位于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达巴图沟（固察线343公里处，路北），古城由南北两个小城组成。北城略呈方形，南北宽36.8米，东西宽35.2米，墙体用较大的河槽石垒砌而成，墙腔内用小石块支垫平稳。城内东北角建有登城的阶梯踏道。南城为长方形，其北墙共用北城的南墙，并向东西各延筑一段。东西长64米，南北宽48米。门址在东墙南侧。南北两个小城建筑风格明显不同，说明其并非同一时代一次修筑。有专家考证认为，北城为战国时期所筑，南城为汉代所扩筑。在地表曾发现过汉代的铁甲片和箭头。有灰陶和夹砂黑陶片分布。2006年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考古研究所等国内一大批历史考古学家认证，确定为高阙塞遗址。2014年，国家文物局立项投入245万元进行修复保护，当年项目工程全部完工。
遗址标记牌。图：由本文作者提供
阅读这段文字，可知这座“达巴图古城”被确认为高阙塞，魏教授和他所做的工作发挥了很大影响力。魏教授在调任人大历史学院工作之前，曾经长期在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工作，并且以副所长的身份主持内蒙古西部的工作多年，他的意见在当地得到尊重是很正常的事。但高阙塞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各种观点迄今未达成一致。这构成了一个专业讨论的“谜案”，我随后另文介绍。本文叙事以“达巴图古城”即是高阙塞而展开。
凭吊高阙塞遗址，除了遥听金戈铁马的千古回声，还可透过历史烟云认知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间争斗与交融的文化图景。
高阙塞。图：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刘栓提供
高阙塞的战略地位
秦朝统一大业完成不久，就派遣蒙恬率领大军北逐匈奴。北伐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夺取了河南地。在秦强大兵力的威胁下，匈奴头曼单于只能被迫放弃活动有年的“河南地”而向北迁徙。《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并参见：《蒙恬列传》；《匈奴列传》）
这里出现的“榆中”“高阙”“阳山”“北假”的地望，学界有很多专业化的探讨，此处从略。
高阙塞的地理特征，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三》中为“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东经高阙南”条作注，对“高阙”做了注释：“《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高阙与黄河、长城三者的关系，还对高阙的形状及得名原因做了论断，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虽然赵武灵王时曾经将长城修到高阙塞，并设九原县，但没有真正控制广袤的河南地。而蒙恬收复并经营河南地，渡过黄河，控制了黄河北岸与阴山南麓之间的区域，并将秦廷最北边的防线推至阴山南麓，成为保证河南地安全的屏障。这是统一后的秦中央王朝第一次有效地控制了边塞地区，在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冒顿单于统一漠北草原，建立起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骑兵凭借高度的机动性，频繁南下劫掠汉朝的北部郡县。汉高祖刘邦经历“白登之围”后，汉朝被迫采取“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输送大量财物以换取边境安宁。然而，这种屈辱的外交策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
汉武帝即位后，国力日盛，遂改变对匈奴的消极防御策略，转而采取主动进攻。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首次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重创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打通了通往西域的战略通道。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深入漠北，在漠北草原与匈奴主力决战，取得了漠北大捷。
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中，高阙塞作为连接河套地区与阴山以北草原的战略通道，反复成为汉军出击的路线和匈奴南下的要道。《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朔二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汉武帝特此下达诏书加以褒奖：“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可见卫青统兵出高阙之战的重要。《汉书·卫青传》载：元朔五年春，汉朝派出多位将军分兵出击匈奴，其中最关键的北伐主力军就是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仅从这两次大战就可以看出，高阙塞在汉匈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内蒙古大学王绍东教授最近发表的论文对高阙塞在汉匈战争中的作用，做了很全面的分析。摘引其主要观点如下：
高阙塞、鸡鹿塞的设置与布防，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将整个阴山防线连为一体，使汉朝防御匈奴进攻时在阴山一线再无明显缺环……
其次将汉朝的攻防线整体前移，贯通了阴山山脉的东西防线。河南之战前，中原政权以攻到高阙为目标，将其作为进攻匈奴的最前线。河南之役后，高阙塞、鸡鹿塞则兼具了汉军防御匈奴的前沿与进攻匈奴的后方双重使命。也就是说，汉军既可以凭借两塞所在的长城防御匈奴的进攻，也可以通过两塞越过阴山，对漠北地区的匈奴腹地发起攻击，对匈奴的后方特别是右贤王部形成了直接威胁……
第三，高阙塞、鸡鹿塞的设置，增强了汉军出击草原的能力和战争威慑力。在河南之战中，汉军夺取“河南地”，修朔方城，设朔方郡，加固完善秦始皇时期修筑的阴山长城。在守护长城的同时，汉军还可据长城关口随时对匈奴发起攻击。
（王绍东 王亚红：《论战国秦汉时期高阙塞、鸡鹿塞的军事价值与文化蕴意》，载翟宇主编：《长城文化研究（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从汉匈战争全局来看，对河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是双方的重要战略目标。河套地区水草丰美，既适合农耕，也适合放牧，历来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高阙塞作为连接河套与漠北的纽带，其归属直接影响整个战略态势。汉军占据高阙塞，就能将防线推进到阴山以北；匈奴夺回高阙塞，则可重新控制南下通道。因此，围绕高阙塞的反复争夺，构成汉匈战争的重要内容。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
高阙塞之所以成为汉匈战争的焦点，根本原因在于它位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地理分界线上。这条分界线不仅是政治疆域的界限，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交汇地带。
学界共识认为，中国古代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大致沿着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线分布。这条线以南，降水充沛，适宜农业耕作；以北，降水稀少，只能发展畜牧业。阴山山脉恰好位于这一过渡地带。山脉以南的河套平原，黄河流经，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农耕区；山脉以北则是蒙古高原，草原辽阔，适合游牧。
两种文明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它们之间既有互补性，也有冲突性。农耕文明需要游牧民族提供的马匹、皮毛、肉类等畜产品，游牧民族则需要农耕文明提供的粮食、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品。正常情况下，双方通过边境贸易实现物资交流，互惠互利。但当游牧民族统一强大，或农耕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政治动荡时，游牧民族往往选择通过军事劫掠获取所需物资，从而引发战争。
高阙塞所在的地区，无疑是两大民族之间的边缘地带和过渡地带。这种地理空间在文明交流史上往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构成为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带。在这里，汉人与匈奴人杂居，农耕与游牧并存，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考古发现显示，河套地区的汉代遗址中，既有典型的汉式建筑、陶器，也有匈奴风格的青铜器、装饰品，体现了两种文化的混合特征。
河套文化博物馆藏品，匈奴王鹰顶金冠。图：由本文作者提供
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抗中，地理屏障具有决定性意义。阴山山脉作为横亘在河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天然屏障，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的第一道防线。但山脉并非密不透风的城墙，山口、峡谷等地形薄弱点，成为游牧骑兵南下的通道。
高阙塞正处于这样一个峡谷通道的“咽喉”险地。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高阙塞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高阙塞位于山地峡口，两侧高山耸立，中间峡谷狭窄。守军只需在峡口设置关城、城墙，就能阻挡敌军通过。攻方若要强攻，必须在狭窄地形中展开兵力，无法发挥数量优势，且容易遭到守军居高临下的打击。
第二，控制南北交通，战略价值高。高阙塞是连接河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主要通道之一。汉军控制此地，就能阻断匈奴南侵路线，保护河套农耕区的安全；同时，汉军也可以此为基地，向北出击，深入草原腹地。因此，高阙塞的得失直接影响整个战略态势。高阙塞是阴山山脉西段的核心隘口，是汉军北征的最佳出兵门户。再观察匈奴的用兵路线，他们往往是从其腹地调集兵力迂回到阴山以北，再伺机突破高阙塞等汉塞而南下。毫无疑问，高阙塞就是汉军防御匈奴南侵的核心关隘。
高阙塞在汉匈战争中的实际作用，前面所讲到的汉武帝时期的几次重要战役，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汉宣帝时期，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但阴山一线的防御压力依然存在。东汉时期，随着匈奴的分裂和衰落，高阙塞的军事价值逐渐下降，但作为连接内地与草原的通道，它仍在汉代北疆防御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高阙塞看长城文化的多元性
高阙塞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座具体的军事要塞，更是中国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阙塞作为汉代长城防线上的重要节点，见证了长城从纯粹的军事防御工事向文化边界的转变。在汉武帝时期，长城主要发挥军事防御功能，是阻挡匈奴南侵的屏障。但随着时间推移，长城的功能逐渐多元化：它既是军事防线，也是贸易通道，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长城并未真正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隔离开来。相反，长城沿线成为两种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无数商人、使节、移民穿越长城，带来了物资、技术、思想的交流。即使在战争时期，长城也未能完全阻止双方文化的渗透。
如何从“长时段”的历史观评价高阙塞与长城的军事和文化价值，前引王绍东教授论文的结束语，对此做了很好的论断，转引如下：
赵武灵王与秦始皇时开始经营高阙塞，因为当时北方各游牧民族尚未形成总体力量，无力与中原政权抗衡，所以当时的高阙塞除了军事价值，更重要的是体现赵国势力最西、最北到达的区域和秦朝北方国门的象征意义。到了汉朝，匈奴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政权，不断南下侵扰汉朝。汉武帝对匈奴进行反击，派卫青夺取“河南地”，修筑朔方城，高阙塞、鸡鹿塞成为汉代防御匈奴的最重要关隘。通过加强高阙塞、鸡鹿塞等阴山关隘的戍防，汉朝将阴山防线东西连通，将防御匈奴的战线前移，加强了对草原地区出击的主动性，掌握了战争主动权。阴山长城防线的巩固，为汉朝将农业生产区向北方开拓，各民族频繁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良好条件，高阙塞、鸡鹿塞等也成为汉族与北方各族友好交流往来的重要通道和驿站。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高阙塞的历史价值时，不应仅仅将其视为一处长城关隘遗址，还应该将其视为文明交流的见证。
致谢：本文在修改定稿过程中，承蒙中央民族大学魏坚先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文平先生、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绍东先生提出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历史学院院长（已退休）。这是作者参加“沿黄历史人文考察”的考察报告之一，已收入“黄河岸边的中国”系列丛书，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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