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因山形酷似农家麦垛而得名，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以精美泥塑艺术闻名，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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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产生于约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立之初，教徒们认为佛陀大智大觉、无形无象，因此有着“佛像不可显现”的思想。
早期佛教不雕刻或绘制释迦牟尼的形象，佛陀是用符号来象征的，一般用佛的脚印、莲花座、菩提树等表示佛的存在。比如，法轮代表佛在举行法会进行说法，菩提树代表佛陀在修行觉悟，脚印代表佛的痕迹，等等。
古印度阿育王在位期间（公元前268年—公元前232年）是孔雀王朝的极盛时期，他杀戮无数，后来幡然醒悟，开始到各地大力宣扬佛教。在公元1世纪前后，大乘佛教思想兴起，佛像才慢慢地大量出现。古希腊的雕塑技艺影响着古印度的佛教造像，不表现佛之形象的传统思想被改变。人们开始用现实中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佛陀的容貌和身体，出现了犍陀罗、马土腊、萨尔纳特等造像风格，它们深深影响了中国佛教造像风格及绘画风格的演变。
4-1 第5窟 左龛 佛与菩萨 隋唐（宋、明重修）
佛教造像包括四个部类。
第一为佛部像，即释迦牟尼佛、三世佛、三身佛等的造像。佛是修行者能达到的最高果位，代表完全的觉悟，超越了生死轮回，达到了涅槃的境地。佛的使命是教化众生，让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指导人们如何修行和生活。
第二为菩萨部像，即已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大乘圣者的造像。菩萨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解脱和幸福。有趣的是中国经典的菩萨造像与古印度的不同，多为饰有璎珞珠串、着飘逸衣裙的女性形象。
第13窟 一佛二菩萨 隋（宋重修）
第三为声闻部像，即证得阿罗汉果的佛弟子造像，以罗汉群像为代表。其形象特征接近和尚，光着头、身着袈裟。
第四为护法部像，即护持佛法的天王、力士等角色的造像。天王的形象特征接近武士，力士则被塑造成上身裸露、肌肉发达的健壮大汉形象。
第5窟 踏牛天王 隋唐（明、清重修）
第 4 窟 前廊右侧 力士（局部）
犍陀罗风格
犍陀罗是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王统治时的中心，也是早期佛造像艺术中心。其造像特点为有古希腊波浪式发髻，面部轮廓立体感很强，眼睛深邃、鼻梁挺拔、嘴唇丰满，披通肩式或袒右肩式融合希腊风格的厚长袍，衣料厚重、质感明显，流畅的衣褶下隐约显出身躯的曲线，衣纹比较写实。早期佛像头部后面有呈圆盘形的头光，一般无纹饰。台座多为方形，前面常有小佛像、佛钵等浮雕。佛像微闭的双眼向下垂视，平静的表情和其他细节无不显示出佛陀所特有的内在宁静。菩萨、供养人等造像的姿态表现则比较自由，有更多的表现方法。
马土腊风格
后来，古印度笈多王朝崛起，马土腊作为王朝核心区域，其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步入鼎盛阶段。马土腊造像与之前的造像不同，佛像头部不再是古希腊波浪式发髻，而是螺旋形肉髻，胸部丰满厚实，衣饰纹路比犍陀罗风格的浅且细，有一种薄透而突出身体起伏变化的质感，身体裸露部分增多。这种风格更具古印度造像传统审美特色，崇尚身体柔美的曲线，看起来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这种风格也给后来中国的佛造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萨尔纳特风格
萨尔纳特与马土腊是笈多王朝的两大佛造像圣地。萨尔纳特造像与马土腊造像在面部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衣饰的表现上有所不同。萨尔纳特风格重点展现袖领口和衣摆等位置，较少表现身体装饰和衣服纹饰，增加了佛像无衣的感觉。
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其传播最初由外国僧侣主导。那时，西部少数民族是佛教信仰的主体，佛教甚至被一些中原的汉族人视为“胡教”。经过数个世纪的传播和演变，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汉族人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信仰群体。
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同样是一个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它反映了以中原汉民族为主体的人民对佛教文化和哲学的深入理解和重塑，以及中国传统雕塑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创新。麦积山石窟的雕塑艺术，融合了中外文化中对佛教教义的阐释，展现了既有民族特色又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化精神。
佛教传入中国后，早期的造像还保留着犍陀罗等风格的影响，造像比较写实。渐渐地，佛与菩萨的相貌具有了西域少数民族、中原汉族人的体貌特征，衣着由古印度的通肩式、袒右肩式或半披式风格，变为中原士族的褒衣博带式。中国绘画中的“曹衣出水”风格与犍陀罗、马土腊等古印度佛教艺术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曹衣出水”又称“曹家样”，是由北齐时期来自中亚地区的曹仲达创造的中国古代人物衣纹画法。其人物画以稠密的衣纹，表现人体转折和凹凸变化，似乎人物刚从水中出来。在绘画风格方面，曹仲达与唐代画家吴道子并称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造像艺术的本土化除了表现在造型方面，还体现在整体意韵方面。中国文化与思想强调人性的价值，南朝著名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了绘画六法，“六法”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气韵生动”是对作品总的要求，是艺术创作中的最高境界。因而，中国艺术并不专注于表现物象的实体和真实的时空感，而是以简化概括又强调重点的方式来表现“意”。中国的艺术家在创作中淡化肉体特征，魏晋时期的造像尽显秀骨清像的雅士之风，盛唐时期的造像则饱含雍容大度的盛世气派，这正是中华民族对佛教造像文化内涵与宗教义理的重新诠释与理解。（未完待续）
作者刘晓毅为天水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馆馆长，项一峰为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资深专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财新网经版权方授权，摘选自《读懂麦积山石窟：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第四章“美美与共的艺术对话”。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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