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 微信公众号「思想的回廊」，作者郎晓君文学江湖。

2022年2月27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泽连斯基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愿意帮助乌克兰的人，可以来到这里，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这个决定后来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按照乌克兰军事监察机构2026年8月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1.6万名外国志愿者来自至少72个国家，在乌克兰国防军中服役；与这个庞大的数字相比，华人志愿者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自2022年以来进入乌军正规军事体系的华人作战人员大约30至50人，同时在前线长期保持活动的通常只有个位数。正因为少，所以他们的故事没有办法像一个巨大的战争数字那样被轻易淹没。曾圣光、吴忠达、彭陈亮、潘俊浩、王庭凯、金汝馨，以及2026年9月刚刚传来的谭震，这七个名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由没有国界，正义不分族裔。

一

2022年11月2日，卢甘斯克州利曼方向，25岁的曾圣光战死。他是台湾花莲吉安乡出生的撒奇莱雅族青年，曾是陆军士官，2022年6月独自前往欧洲，后来加入乌克兰喀尔巴阡西奇营。乌克兰方面的资料和台湾媒体的报道显示，他是在前线战斗中受伤，因失血过多死亡。2023年4月，泽连斯基签署第246号总统令，追授他三级勇气勋章；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则在他回台后的告别式上，追颁原住民族一等专业奖章。乌克兰与台湾方面的纪念，都把他的牺牲置于“勇敢”“自由”“捍卫家园”的语境之中。

曾圣光去乌克兰以后，母亲曾和他视讯，听得见视频另一头的炮声。她每次叮嘱儿子小心，他都回答“会的”。母亲记得他答应年底回家过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总会做这样的约定：年底回来，过节回来，忙完这一阵回来。我们从来不会把“回来”两个字当作一种承诺去认真保存，因为我们默认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可2022年的11月以后，这个约定便永远停在那里。2022年11月14日，乌克兰军方在利沃夫为他举行追思仪式，家属亲自前往；11月底，骨灰回到台湾。台湾方面后来又举行公祭，原住民族委员会颁发一等专业奖章。

令人动容的是，曾圣光并没有随着葬礼结束而从公共记忆中消失。2022年1月，一支台湾本土乐团创作歌曲，以MV纪念他；圣诞节前后，南投埔里纸教堂又举行了追思祈祷音乐会，曾圣光的母亲在《你是我的宝贝》的歌声中忍不住落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后来正式收藏了曾圣光追思音乐会节目单、告别式纪念物、照片以及他的旧护照等物件，其中一套追思相簿保存了136张与告别仪式、战友、家属和纪念物有关的照片。

二

两年之后，战争已经不再是最初那场令人震惊的新鲜新闻。人们渐渐习惯了“第几次炮击”“第几座城市停电”“又有多少人伤亡”。2024年10月底，44岁的吴忠达倒在乌克兰东部前线。他来自高雄，曾服役于台湾陆军特战体系，第一次赴乌后腿部受伤，回台休养，2024年7月又返回乌克兰，加入乌军正规部队。台媒体报道，他带着三个未成年子女。

临走之前，他对家人说了一句话：“如果战死了，不要远赴乌克兰找我，就让我留在这里。”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竟成了遗言。2024年10月31日前后，他在东部前线执行任务，遭遇猛烈炮火，阵亡后由于交火激烈，遗体一度无法回收。

关于吴忠达，有一个很细小的画面让我很难忘：他曾抱着三只小猫拍照。他在乌克兰会喂流浪猫，也会把物资分给当地人，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那些战争中的普通百姓。那张抱着猫、脸上带着一点腼腆笑容的照片，和“前线阵亡”四个字之间，隔着一个真实的人。TVBS后来报道，他在10月22日还曾在战车上拍影片向朋友报平安，当时整个人穿着装备，坐在狭窄的车厢里和战车里。

我想吴忠达这个人的悲剧，最深的地方正在这里。他不是一个没有牵人，不是离开了原来的世界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头。他曾经受过伤，知道前线是什么样子；他有三个孩子，知道自己身后还有三个需要他的生命；他甚至已经想过自己的遗体怎么办。可一个人在真正作出选择以后，有些东西就不是简单的“后悔”两个字可以解释了。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个人的选择，也可以站在远方评价一场战争，但很难否认，当一个父亲明知危险仍然重新走回前线时，他所承担的风险是真的，而他最后死去留下的空缺，也是真的。三个孩子失去父亲，不会因为那场战争发生在一万公里之外，就少痛一点。

三

彭陈亮的故事，在七个人中有一种格外尖锐的悲剧感。他29岁，来自云南，是截至2024年秋天公开报道中唯一被确认在乌克兰一方作战的中国大陆籍志愿兵。他因为在网络上表达亲乌以及其它一些倾向观点，被举报后拘押七个月；出来以后离开，2024年4月抵达乌克兰。刚到那里时，他还曾被一个自称可以帮忙办理手续的中国人骗走钱，一度陷入生存困境。在利沃夫，他认识了乌克兰姑娘，慢慢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新故乡。他的军服上常常佩戴美国国旗臂章。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用英文回答：“我是美国人，精神上的美国人。”

他为什么要去乌克兰？他的公开言论已经留下了答案的一部分。有人可以不同意他的判断，有人甚至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一场遥远的战争上，可这是他的选择。后来，他与国际军团一营的合约即将到期，又申请转到第二营，而那里正有吴忠达等台湾志愿兵。手续尚未完成，他便执行了一次最后的任务，在前线被炮弹击中。根据他的生前遗愿，他被安葬在乌克兰，他把那里称作真正的故乡。

他从云南走出去，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自己的位置，最后却在找到一个自己愿意站立的地方之后，永远停了下来。

四

2025年12月26日，扎波罗热方向，潘俊浩和王庭凯同时死亡。香港媒体报道，两人一个23岁，一个30岁，都有军事训练经历；潘俊浩做过攀石教练，王庭凯做过保镖，两人都曾有法国外籍兵团经历，之后一起赴乌克兰加入乌军第141机械化旅。

23岁，是一个让人很难写下“死亡”的年龄。因为我们很难相信，一个23岁的人已经没有未来。他应该继续长大，应该会有新的工作、新的朋友、新的爱人，会在三十岁的时候回头看二十三岁的自己，笑自己当时太年轻；到了四十岁，还可以再回头看一次。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断回头看的路。可是潘俊浩的路，在二十三岁突然截断。他没有三十岁，四十岁，也没有那个有一天坐下来和别人讲起乌克兰战场的下午。

而他最后一次走进战场，并根据后来追踪两人战斗经历的资料，他俩还有一名军人，三人进入高风险地搬移一名已经阵亡的哥伦比亚籍战友遗体。就在这次行动中，两名香港青年与一名捷克志愿兵遭到袭击。

这个细节，我相信读者朋友们也会体会它的重量。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人已经战死，他的遗体留在那里因为战争，可活着的人还是决定走回去。没有人知道潘俊浩与王庭凯究竟在想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定，去了后他们再没有回来。

五

王庭凯的呼号是“Water”，香港媒体举行追思会时，乌克兰驻英国军事代表特意到场致意，称这两名香港志愿兵勇敢、自我牺牲。2026年1月11日，英国伦敦举行追思活动，

王庭凯真正值得记住的，恰恰是那个30岁的普通人。他有职业，有朋友，有曾经走过的道路，也有和潘俊浩一起进入乌克兰的经历。两人过去曾有一段法国外籍兵团的共同经历，后来战争发生，他们又在另一块大陆重新成为战友。

战争里有一种极令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有人总要替死者收尾。遗体要找，身份要确认，遗物要带回来，家属要得到消息。人死了以后，他在战场上留下的一切仍然需要别人承担。潘俊浩和王庭凯就是在这样一次行动中死去的。我们可以从军事角度讨论这类任务为什么危险，也可以从战术层面解释无人机、炮火和前线透明化，但这些都不如一个最简单的画面有力量：两个香港青年，走进炮火覆盖的地方，不是为了把自己留在那里，而是为了把一个已经不能走路的人带出来。

结果他们自己没有走出来。

一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回去寻找一个已经失去生命的人，这种行为在乌克兰战友和悼念者的叙述里被视为无私与勇敢；从行为本身看，它也确实需要承担巨大的现实风险。至于“值不值得”，这个答案只能属于他们自己，旁人没有资格替他们决定。

六

2026年3月26日，后续的华人志愿者纪念材料又记下了金汝馨，呼号“Old Jin”，称其来自云南，并将这一天列为阵亡日期。相比曾圣光、吴忠达和彭陈亮，今天能够找到的关于金汝馨的独立公开资料要少得多。

我反而觉得，一个资料不完整的人，更值得被慎重地对待。因为真正的战争不会给每个人留下完整档案。有人死后有新闻，有家属，有公开仪式；有人只有几个战友知道；也有人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遗照。资料越少，越容易被后来的人添油加醋，越容易出现一个越来越传奇、却离真实越来越远的故事。

因此，金汝馨这一章，只写到名字。

有一个云南人曾经在那里。

有人认识他。

有人记住他。

2026年3月26日，这个日期被写进了纪念材料。

其余的，让时间去补。

七

2026年9月23日前后，谭震阵亡的消息从乌克兰前线传来。据公开网络资料与战友转述，他是中国大陆籍无人机操作员，曾在乌军第54独立侦察营服役。关于他被俄军俘获，审问中拒绝透露部队信息，惨遭虐待并被杀害的经过，目前主要来自单一或关联信源，尚无足够的独立公开调查可以完成交叉证实，因此这里只写到“据称”。

消息最早由中文网站”和平网”披露，随后一名自称同袍、网名”装甲尼禄”的志愿兵在X平台发文证实。据悉，部队已联系上谭震的家属，告知噩耗，家属同意把他安葬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的军人公墓，不再运回中国。

八

乌克兰方面把部分外国志愿者作为正规军人接纳，他们享有相应的服役身份；在他的的战争记忆里，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人，已经不再只是“外国人”，而是成为曾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而战的人。

还有不到百人的华裔志愿者，也值得被看见。有人拿起武器，有人修理无人机，有人做侦察，有人负责医疗，有人在后方做运输、翻译、人道援助。

我们不必把战争浪漫化，但应该承认，一个人明知前方可能是死亡，仍然愿意为自己认定的尊严、选择与他人的生存承担代价，这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勇气。自由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写在旗帜上的两个字，而是当恐惧逼近时，一个人仍然知道自己为何站在那里。七位年轻人已经不能回来，他们留下的不是一场胜负的答案，而是一道沉重的问题：人在面对强大的暴力与不确定的命运时，究竟愿意用什么守住自己心中不可放弃的东西。对他们而言，这个答案最终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也写进了这片土地人们的记忆里。

如果很多年以后，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今天的战壕长满青草，今天的废墟盖起新的房屋，孩子们在已经没有警报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可也许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走过某片墓地，看见碑上几个陌生的汉字，问身旁的人：“他们是谁？”那个人可以很平静地回答：“他们从东方而来，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我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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