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智库媒体ChinaTalk（中国谈话）邀请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合伙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罗根·怀特（Logan Wright）共同对怀特的《破碎的中国》（Broken China）一书进行讨论。

怀特谈到，《破碎的中国》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已经幻灭，中共过去依靠信贷、投资、房地产和政府主导融资推动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如不进行深层财政和金融改革，未来只能接受长期低增长，并越来越依赖出口。但反过来，中共这种调整最终会影响全球贸易、产业布局和供应链安全。

怀特还谈到，中共与西方之间已不存在系统性的经济竞争，只剩下军事和工业韧性方面的竞争。

信贷扩张埋下长期隐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共采取大规模信贷和投资刺激政策。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不到十年时间里增加的信贷规模达到全球经济史上罕见的水平。

最初，这种政策确实发挥了逆周期作用，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迅速扩大，经济保持较高增长。但随著投资规模不断增加，新增信贷越来越难找到具有足够回报的项目。

2012年至2016年间，金融体系进一步发生变化。银行新增资金越来越多流向房地产开发商、地方融资平台以及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融资来源也从传统存款转向财富管理产品等非存款负债。影子银行迅速发展，大量资金绕开传统银行监管进入风险更高的领域。

然而，投资规模扩大没有带来相应的生产率提升。越来越多资金用于维持已经存在的投资和债务，而不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随著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中共开始去杠杆，影子银行受到压缩，金融体系重新向国有银行和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集中。金融稳定得到优先考虑，但资本配置效率也受到影响。

房地产只是经济转型的表面问题

2021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最明显的表现是房地产危机。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在高峰时期占中国GDP约20%至25%。房地产开发、建筑、土地出让以及相关消费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经济链条。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快速下降后，过去由房地产吸收的资金和需求没有新的大型行业能够完全替代。

部分内陆城市出现明显的住房供应过剩，而人口增长较快的沿海城市则出现另一种情况：新房建设明显减少，居民仍存在住房升级需求，但越来越多交易转向二手房市场。

这就意味著，简单通过重新刺激房地产投资，很难恢复过去的增长模式。大量房地产资产需要重新定价，部分项目甚至需要核销损失。房地产危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房价下跌，而是暴露出过去投资驱动模式的局限。

核心问题是内需不足

房地产下降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更深层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长期受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住房等因素影响。过去居民储蓄较高，同时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大量投资功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而不是消费。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减速以后，居民消费如没有明显增加，经济就缺少新的需求来源。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产能仍然庞大。过去由房地产和国内投资吸收的部分产能，现在需要通过出口寻找市场，使得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问题是，全球需求并不会因为中国扩大生产而同步增加。如果中国继续提高出口，就得从其它国家和地区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如此一来，不仅会增加贸易摩擦，也会影响其它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正在增强。即使制造业继续扩张，也不代表居民收入、消费和整体GDP能够恢复过去的增长速度。

「产业冠军」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中共近年来把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和先进制造等产业作为新的增长动力。这些产业虽能够提升技术水平和制造业竞争力，但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每年新增约1200万至1300万大学毕业生，而新的劳动力群体规模约1700万至2000万人。与此同时，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正在改变劳动力结构。

这造成一个明显矛盾：一方面，中共希望通过自动化、机器人和AI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又需要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如果企业使用机器人和AI替代更多工人，生产效率是提高了，但没法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

这也是中国经济当前出现「产业升级」和「就业压力」并存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过去通过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吸收就业的模式正在减弱，另一方面新兴技术产业尚不足以吸收同样规模的劳动力。

AI能否成为新的突破口？

中共对人工智能被寄予厚望，但问题是：AI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数据中心、AI基础设施和算力体系。荣鼎集团研究显示，中国今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等AI基础设施投资约9300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达到约1.2万亿元。

相比之下，目前全球前沿AI模型的商业收入规模仍然有限。DeepSeek、Kimi等中国模型尚未形成与美国大型AI企业相当的商业收入，部分企业的高估值和资本市场融资在支撑产业扩张。

AI确实可能提高生产率，但同时又可能减少部分就业需求。因此，AI可以成为产业升级工具，却不等于能够自动成为解决中国消费不足、就业不足和经济增长放缓的万能方案。

中共发展AI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把AI与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和供应链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产业优势。这与单纯依靠AI创造利润和就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金融体系重回国家主导

2012年至2016年，中国金融体系曾出现明显的市场化扩张。影子银行、财富管理产品和非存款融资快速发展，资金越来越多进入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民营金融机构。

但风险暴露之后，金融监管重新集中。2018年成立的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曾负责协调金融监管、整顿影子银行和减少监管套利。五年后，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取代原有架构，党对金融体系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反腐、薪酬限制和监管压力增加，使金融机构承担资本配置风险的意愿下降。银行更倾向于向国企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项目提供资金，而不是主动承担风险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信贷增速也发生明显变化。2007年至2016年，中国整体信贷年均增速约18%；2017年至2024年下降至约9%，目前进一步降至约5%。居民贷款甚至出现收缩。

这意味著，金融体系已经从高速扩张阶段进入低增长阶段。

解决内需得进行财政改革

要真正改变经济结构，仅仅增加银行贷款已经不够。问题是财政收入如何筹集，以及政府如何将收入重新分配给居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改革方向包括处理房地产损失、确保预售房交付、关闭部分无法生存的开发商，并在必要情况下为银行补充资本。

与此同时，中共需要扩大税基、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并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以中国城乡养老金差距为例。相关改革如果按照每人约13万元人民币计算，涉及2.5亿至3亿人，总规模可能达到GDP的约30%。即使分阶段实施，也需要大量财政资源。

这类改革短期成本巨大，但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问题在于，扩大社会保障意味著财政资源需要从投资和产业补贴转向居民部门。中共经济体制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要进行这类改革，意味著政府收入和支出结构都需发生变化。

改革为何困难重重

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提出改革方案，而是改革意味著谁承担成本。

如果减少地方融资平台、压缩国企投资，就意味著部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需要减少支出；如果处理房地产坏帐，就需要银行、开发商、地方政府以及购房者之间重新分配损失；如果增加社会保障，则需要更多财政收入。

过去的高增长模式让大量利益与现有体系绑定，因此深层改革必然会触及既有利益。

与此同时，中共近年来进一步强化对金融、经济和产业政策的集中控制，使金融体系更加重视稳定和政策执行，而不是资本市场自身的风险定价。

因此，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选择：继续维持现有模式，接受更低增长和更高的出口依赖；或者进行财政、金融和收入分配改革，承担短期经济调整成本。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Broken China》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并不意味著中国制造业影响力同步下降。恰恰相反，即使GDP增长下降，中国仍可能继续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机械设备、AI硬件以及其它制造业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

届时全球经济面临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中国制造业和供应链控制力仍然增强；若国内需求不足，中国企业就必须寻找海外需求，进一步压低部分产品价格，挤压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投资空间。

因此，未来中美以及中欧经济竞争不一定是GDP总量竞争，而可能更多表现为制造业、关键技术、供应链和产业政策竞争。

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经济体需要面对的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哪些产业需要重新投资，哪些供应链需要降低依赖，以及如何在供应链安全与消费者成本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