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实践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中国事务部门负责人史蒂文·巴尼特撰文，认为根据IMF最新《外部部门报告》，如果全球经济真要减少长期存在的贸易和资金失衡，在中美两国都非常困难，而且汇率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很小。

巴尼特曾在IMF工作28年，先后在华盛顿和北京任职，并曾负责IMF的中国经济事务。他现在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和全球宏观经济问题。这次他利用IMF最新报告中的模型，试图回答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美国要减少巨额外部赤字，中国要减少巨额外部顺差，两国到底需要做什么？

答案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政治上很难做到。

简单来说，美国这些年花的钱比自己生产出来的更多。这里的“花钱”，不仅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

一个国家如果长期“用得比产得多”，差额就要靠从国外进口商品、服务和资本来填补。

中国的情况大体相反。中国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长期超过国内消费和投资能够吸收的部分，于是多出来的产能和商品需要卖到海外。

这就是经济学里所谓的“外部失衡”。

其中一个常见指标叫“经常账户”。这个词听起来复杂，其实可以粗略理解为一个国家与国外之间日常经济往来的总账，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收入等。一个国家长期进口和对外支付多于出口和海外收入，就容易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反过来就是经常账户顺差。

美国长期处于赤字一边，中国则长期处于顺差一边。

巴尼特说，如果要真正改变这种格局，仅仅让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是不够的。更根本的变化必须发生在两国国内。

对美国来说，就是必须多存钱、少花钱。

这里所说的“储蓄”并不只是普通家庭把钱存在银行里。在宏观经济中，政府少花钱、减少财政赤字，也相当于提高国家储蓄；家庭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同样会提高整体储蓄率。

因此，美国如果想明显减少经常账户赤字，最终往往绕不开几种选择：政府减少支出、增加税收，或者居民降低消费增长。

这些做法在经济模型里很容易写出来，在现实政治中却非常困难。无论是削减政府支出、加税，还是让居民少消费，都很难成为受欢迎的政策。

中国面对的任务正好相反。

中国需要让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让更多商品和服务在国内被消化，而不是依赖海外市场吸收。

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所谓的“再平衡”，不是简单要求中国减少出口，而是需要中国人多消费，同时美国人少消费。

IMF认为，如果美国、中国和欧元区一起调整政策，这是对全球经济影响相对较小的办法。

但巴尼特发现，即使按照IMF设计的这种较理想方案，美国的调整幅度仍远远不够。

IMF的模拟显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只会缩小约0.3个百分点。

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一个国家一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用“占GDP多少”来衡量，可以把不同规模经济体的数据放到同一个尺度上比较。

IMF估计，美国目前经常账户失衡的幅度大约相当于GDP的1.5%至2.9%。也就是说，只改善0.3个百分点，离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很大距离。

中国的变化要明显一些。

按照IMF模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会下降约1.6个百分点。IMF估计，中国目前的顺差比合理水平高出大约GDP的2.4%至3.6%。

按这个计算，中国大约可以解决一半左右的问题，但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失衡。

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结论是，汇率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IMF模型显示，美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只下降不到3%，中国则上升不到1%。

所谓实际有效汇率，可以理解为把一国货币对多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放在一起，再考虑各国物价变化之后，计算出的一个综合货币价格指标。它比单纯看美元兑人民币这样的双边汇率，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价格竞争力。

长期以来，全球贸易失衡的讨论常常集中在汇率上。比如，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中国顺差，美元贬值可以减少美国赤字。

但IMF的模拟显示，即使汇率只发生很小变化，只要美国减少消费、中国增加消费，经常账户仍然可以出现明显调整。

巴尼特因此认为，真正决定全球失衡的核心因素主要在国内，而不是汇率本身。

美国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又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IMF的首选情景假定，美国未来几年AI相关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数据中心、芯片、服务器、电力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都需要大量资金。

这轮投资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推高美国经济增长。

巴尼特根据IMF数据估算，AI投资热潮可以让美国中期GDP比没有这轮额外投资的情况高大约0.5%。

但也有另一面。

美国建设AI基础设施需要进口大量设备和零部件，因此AI投资越旺盛，进口需求也会越强。这会让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更难缩小。

如果把这轮额外AI投资从模型中拿掉，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改善幅度可以从GDP的0.3个百分点扩大到大约0.6个百分点。

不过，即使改善0.6个百分点，美国仍然只能解决目前外部失衡的一小部分。

而且，美国还要付出经济增长变慢的代价。在没有额外AI投资热潮的情况下，美国GDP最终会比IMF基准预测低大约0.3%。

中国的情况也需要谨慎理解。

在IMF的首选方案中，中国GDP增长表现不错，但其中一部分增长并不是单纯来自“多消费”。

IMF同时假定，中国会实施一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比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生产率等。这些改革本身就会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不能简单理解成“中国只要扩大消费，经济就一定会因此大幅增长”。

巴尼特认为，这套模拟最重要的地方，是把全球经济失衡背后的逻辑说得非常清楚。

过去讨论中美贸易失衡时，焦点往往放在中国身上，例如要求中国减少出口、扩大进口、刺激消费，或者允许人民币升值。

但从宏观经济账目来看，美国本身也必须改变。

美国之所以长期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经济长期储蓄不足，政府持续出现财政赤字，同时居民和企业支出规模较大。

如果美国自己不愿意提高储蓄，只希望通过关税、汇率或者要求其他国家减少顺差来解决问题，效果会非常有限。

因此，真正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过程。

中国需要让居民消费更多，让国内需求吸收更多自己的产出；美国则需要减少一部分消费和财政支出，提高储蓄。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个逻辑并不复杂。

真正困难的是，要求中国人多花钱，在政治上可能还比较容易接受；但要求美国政府少花钱、提高税收，或者让美国居民少消费，显然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