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5月22日，日本福冈，城市中心商业街区景观。图：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10月8日援引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TSR）当天公布的数据报道，2026财年上半年（4月至9月），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量达到5373家，同比增长3.8%，创2013财年以来同期新高。在高市早苗政府着力宣扬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际，持续攀升的企业破产数字，揭示出日本经济复苏表象之下不容忽视的经营困境。

　　这场破产潮的主要承压者，正是资金实力薄弱的中小微企业。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数据显示，破产企业中员工不足10人的占90.6%，负债不足1亿日元的占77%，后者创近30年同期最高水平。日本知名财经网站《钻石在线》10月8日刊发的帝国数据库专家分析指出，燃料、原材料采购成本持续上涨，而中小企业难以将新增成本转嫁给下游，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全年“物价上涨型破产”甚至可能首次突破千家。

　　颇具反差的是，就在日本企业破产数据公布前三天，高市早苗在10月5日施政演说中强调，应对物价上涨始终是政府的优先课题，并以实际工资连续8个月同比增长、工资增幅超过物价涨幅等数据展示施政成效。她同时提出，通过省力化投资、完善成本转嫁机制、促进企业并购及事业继承，增强中小企业生产率与持续涨薪能力。然而，当小微企业接连退出市场、经营成本与融资压力仍在累积，高市政府所倡导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究竟能否突破重点产业投资的局限，将经济增长的成果传导至更广泛的中小企业与民生领域，成为了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

成本与消费双重挤压下的中小企业经营

　　在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月8日公布的企业破产统计中，餐饮业破产数量持续攀升，塑料制品制造业及医院、诊所等领域破产增加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看似关联不大的行业，却从生产成本与终端消费两个层面，折射出物价上涨持续侵蚀日本实体经济的现实困境。

　　首先，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带来的成本冲击，正沿产业链进一步传导至中下游企业。受中东局势及石脑油供应紧张影响，日本塑料制品、包装材料及医疗耗材等行业采购承压。东京商工调查公司6月调查显示，85%的受访企业反映石油化工产品采购数量或价格出现问题，部分企业不得不增加库存，加重资金周转负担。相关压力通过医疗耗材供应链传导至医院、诊所，而受诊疗报酬制度约束，医疗机构难以及时通过提高收费消化成本上涨。外部成本冲击与原有经营困境相互叠加，今年1月至6月，日本医疗机构破产38家，同比增长15.1%，进一步暴露出部分民生产业抵御风险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消费疲软与经营成本上涨，也使餐饮业陷入双重困境。2026财年上半年，日本餐饮业破产514家，创近30年同期新高，近九成企业是资本金不足1000万日元的小微企业。食材、能源和人工费用持续上涨，提价却可能导致顾客流失。帝国数据库8月调查显示，餐饮业成本转嫁率仅为28.7%，明显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经营利润在成本上涨与价格竞争之间不断受到挤压。

　　来自消费端的压力同样明显。据新华社10月9日报道，日本8月两人及以上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1%，连续第9个月下滑。居民购买力承压，外出就餐频次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一边是大型连锁企业凭借规模化采购和经营优势维持增长，一边是小型餐馆在客流不足与成本上涨之间艰难求生，日本餐饮市场的经营分化愈加明显。

从安倍经济学到“早苗经济学”：旧方难解新题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将2026财年上半年5373家企业破产，列为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但这一比较背后，隐藏着截然相反的经济走势：2013年同期虽有5505家企业破产，却已连续五年下降；2026年则是连续五年攀升，企业破产由当年的下降通道转向如今的上升趋势。

　　2013年正值“安倍经济学”实施元年。面对长期通缩、内需疲弱和日元偏强的经济现实，安倍晋三提出以大胆货币宽松、灵活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为支柱的“三支箭”。当年4月，日本央行启动被称为“异次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大规模购买国债、增加货币供应，试图打破通缩局面，刺激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

　　高市早苗推行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也曾被广泛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继承与修正。她曾提出“新版安倍经济学”，在主张维持宽松金融环境、实施积极财政的同时，将政策重点由安倍时期强调的放宽监管、激发民间投资，转向政府主导的危机管理投资与战略产业布局。

　　然而，与当年亟待摆脱通缩不同，如今的日本深陷日元疲软、物价高企与长期利率上升的多重压力。今年1月底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还曾以日元贬值使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十分宽裕”为由，强调日元弱势趋势的积极一面，引发日本舆论对其忽视民生负担的批评。到了9月，高市政府却开始主动淡化与安倍式宽松政策的联系。财务大臣片山皋月强调高市并非“再通胀派”，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更公开宣称，安倍经济学式的再通胀政策“已经结束”。这一表态变化的背后，正是物价上涨、日元贬值与国债收益率攀升，对政府经济路线形成的现实制约。

　　9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进一步退出长期超宽松环境，过去曾明确反对加息的高市早苗，如今在公开表态中更加强调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应由央行决定。10月5日，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说中仍坚持“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但在继续强调战略产业投资及民生减负的同时，更加突出财政可持续性，承诺适当控制国债发行，维护金融市场信任。

　　这一政策表述重心的变化，恰恰折射出高市政府面临的现实两难：一面寄望于通过战略产业投资和工资增长带动消费，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一面又不得不面对日本央行持续加息、国债收益率上升带来的融资成本与财政负担，以及日元疲软、小微企业盈利乏力、家庭消费持续低迷等多重困境。

　　当宏观层面的投资增长难以充分转化为中小企业的盈利改善和普通家庭的购买力提升，仅靠财政刺激与战略产业投资，恐怕难以破解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难题。这也正是“早苗经济学”必须面对的现实考验。

　　作者陈旻为宁波财经学院RCEP成员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晓霖为宁波财经学院特聘“红鹰讲座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